【新唐人2012年12月9日訊】十七世紀後期，收復了台灣島之後的大清康熙皇帝，為振興沿海地區長期凋敝的經濟，解除了明朝以來三百余年的海禁，實行開海通商政策。一六八五年，清政府設立粵海（廣州）、閩海（漳州）、浙海（寧波）、江海（今江蘇雲台山）四大海關，這是中國歷史上正式建立海關的開始。後來閩、浙、江三海關衰沒，形成粵海關一口通商之實。在開關之初，並無專門外貿機構的清政府對西方商船招駕無方，貿易極其混亂。於是粵海關相中了長期以來一直在廣州冒險活躍著的商家，公開招募其中有實力者，指定他們與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代海關征繳關稅，從此中國最早的外貿代理洋行——廣州十三行組織登上歷史舞台。伍秉鑒便是這「堆滿銀錢」的十三行商人中的一員。
You are I No.1 old friend，you belong honest man，only go no chance.
你是我最好的老朋友，人挺實誠，只是運氣不好。
Just now have set tea counter，all finished，you go.
現在債務一筆勾銷，你可以回國去了。
這兩句中文句法的英語出自大清廣州十三行的怡和行商人伍秉鑒之口，說這話時，他撕掉了一名美國商人七點二萬元的借據，這段話也成了廣為流傳的名言。
說話的人確實仗義。要知道，七點二萬元在當時是一筆巨大的財富，那時，一艘遠渡重洋的中型海船所攜帶的貨物，總價值也不過十萬元左右。伍秉鑒毫不猶豫就取消了對方的債務，確實是與人們印象中錙銖必較的商人大相徑庭。這個舉動讓伍秉鑒豪爽的名聲在美國為人所津津樂道達半個世紀之久。
伍秉鑒能如此豪爽，倚仗的是他擁有的巨大財富。一位清朝時曾在廣州十三行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國商人亨特在他的《廣州番鬼錄》一書中說：「伍浩官（伍秉鑒）究竟有多少錢，是大家常常辯論的題目。」「一八三四年，有一次，浩官對他的各種田產、房屋、店鋪、銀號及運往英美的貨物等財產估計了一下，共約二千六百萬元。」而在這個時期的美國，最富有的人也不過資產七百萬元。美國學者馬士說，「在當時，伍氏的資產是一筆世界上最大的商業貲財」。在西方人的眼中，伍氏商人就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商業巨頭。二零零一年，伍秉鑒與洛克菲勒、比爾·蓋茨以及成吉思汗、劉瑾、和珅、宋子文等人一起，被美國《亞洲華爾街日報》評為上一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五十個人。
一向重農抑商的大清朝竟出了位「世界首富」，這位伍富翁是個什麼樣的人？
(以下文字節選自《「教父」伍秉鑒》一文 撰文/覃波 唐水）
「一輩子只講過一句笑話」
簡單的說，伍秉鑒致富的基本因素是他的身份：「行商」，即廣州十三行的商人。
十七世紀後期，收復了台灣島之後的大清康熙皇帝，為振興沿海地區長期凋敝的經濟，解除了明朝以來三百余年的海禁，實行開海通商政策。一六八五年，清政府設立粵海（廣州）、閩海（漳州）、浙海（寧波）、江海（今江蘇雲台山）四大海關，這是中國歷史上正式建立海關的開始。後來閩、浙、江三海關衰沒，形成粵海關一口通商之實。在開關之初，並無專門外貿機構的清政府對西方商船招駕無方，貿易極其混亂。於是粵海關相中了長期以來一直在廣州冒險活躍著的商家，公開招募其中有實力者，指定他們與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代海關征繳關稅，從此中國最早的外貿代理洋行——廣州十三行組織登上歷史舞台。
伍秉鑒便是這「堆滿銀錢」的十三行商人中的一員。
對於從事外貿代理業務的大清行商來說，全部貿易機會都寄托在洋商身上，這裏充滿著激烈的行業競爭。而伍秉鑒首先做到的，就是「征服」了洋商。
在西方人眼中，伍秉鑒「誠實、親切、細心、慷慨」。 「慷慨」我們已經領教過了。那個欠了伍秉鑒七點二萬銀元的美國波士頓商人因為經營不善無力償還債務，欠款在身，離家多年卻不能回國，伍秉鑒撕毀了借據，讓他放心地回國，這份「慷慨」中還讓對方感受到了他的「細心、親切」。委託他代理貿易業務的那位美商亨特在書中還講了一則他們之間的交易事件，筆間流露出對伍秉鑒的敬意：「我們替他販運了一批由產地訂購的生絲，賺錢很多。他命令把賣得的錢以加爾各答東印度公司匯票的方式匯回。但是我方的經營者卻將這筆款子販賣了英國貨，結果使他損失了數萬元。我們對他說我們應當給予賠償。這位老人卻回答道，『讓我想一想，明天再說。』第二天他在辦公室里說，『請你寫信給C先生，請他以後要多加小心。』他說話時，以杖擊地，以示著重。但他接受了那批滯銷的英國呢絨，拒絕接受任何賠償。」
在一些外商的日記、筆記中，伍秉鑒是個不苟言笑的人，熟悉他的外商都說他「一輩子只講過一句笑話」。不懂得幽默不要緊，伍秉鑒在外國人眼中仍然充滿人格魅力，「在誠實和博愛方面享有無可指摘的盛名」，被看作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賴的商業夥伴。當時與廣州貿易往來的重要客戶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而伍秉鑒便是英國公司的「銀行家」和最大的債權人。公司大班在每年結束廣州的交易前往澳門暫住時，總是將庫款交給伍秉鑒經營。公司有時資金周轉不靈，還向伍家借貸。
伍秉鑒就是這樣在洋行中恩威並施，他的影響力已經舉足輕重——從某種角度看，伍秉鑒有點像近百年後在上海灘掌握商貿行業領袖權的「老大」，有著統領全盤之能力和魅力。直到十三行沒落，他一直擔當行商領袖，即十三行公行的總商。
睜開眼睛「賺」世界
美國哈佛大學貝克爾圖書館保存有這樣一張保險賠償申請單，申請方是兩艘美國船隻的船主，這兩艘船在一八一零年開往瑞典哥德堡的途中被丹麥海盜劫掠，於是向保險公司申請賠償。不太尋常的是，其申請單上的貨物中有屬於大清行商伍秉鑒價值五萬八千美元的茶葉。一位大清朝只管「代理」外貿業務的行商怎麼會與外國有直接貿易？這與亨特所言曾幫伍秉鑒販運生絲這類事一樣，都能證明，伍秉鑒不是普通的代理商，他的行商業務已有突破性拓展。
按照大清朝廷的設計，洋商與中國商人互相不能直接接觸，十三行的行商就是擋在貿易雙方中間的「中介」。官員也不能與洋商直接接觸，行商就被授權收繳稅餉，代辦各類官方事務。每年經手數百萬元對外進出口貿易額的十三行行商，其性質一半是官方的工具，一半只是守在廣州口岸算計貨物差價、抽取「規例」、「行用」的「牙商」。伍秉鑒卻不僅做代理商，還憑藉他與各國商人的友好關係，建立起其世界性的商業網路——在大清十三行，伍氏的做法獨一無二。
到十九世紀中期，怡和行的「伍浩官」在西方商界已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有一艘嶄新的美國商船下水啟航時，人們注意到，它的名字就叫「浩官」。
壓在歷史的陰暗面
「浩官」的名字其實挺尷尬。中國商人一向被輕視，投靠權貴門下或買個頂戴頭銜是常有的事。十三行行商也大多捐有官銜，於是才有了帶「官」字的名號，比如伍浩官、潘啟官、盧茂官等。此外，作為半官方性質的行商，在外商眼中，他們是國家商人，是中國官方的代表。事實上行商們雖頂著二品、三品的頂戴，其職責卻如同最底層的銜役。他們負責監督管理外商，「保證」外商和商船上的各色人等遵守大清法規，外商觸犯法規，受罰的卻是行商。
一八三零年十月的一天，伍秉鑒突然接到官府命令，讓他立即四處張貼告示，嚴加驅逐走在十三行大街上的「番婦」，並重申禁令。事件的起因在今天看來實在可笑。原來，有幾位英國和美國婦女從澳門來到廣州商館。她們當中，英國商館主任盼師的妻子是最美麗的一個，她的穿戴全是真正的倫敦時裝。晚上，她們同一群先生走在當時最繁華的十三行靖遠街上，驚異的人們在窗畔門戶中觀看西洋景，惹得各家店鋪紛紛打起燈籠。而清政府早有禁令，外商不得攜帶女眷進入廣州商館。這一荒誕的禁令一是防暴露過多的西方婦女著裝服飾有傷地方風化，二是防洋人在廣州口岸生養子嗣，安家落戶。「番婦」進城，這個似乎不足為怪的事，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朝，卻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一個每每讓中英兩國走到戰爭邊沿的問題。現在，這個問題落到伍秉鑒頭上了。
盼師為了夫人的尊嚴，從停泊在黃埔的英船上召集武裝水手百餘人，攜帶槍炮登陸廣州商館，使得中英劍拔弩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伍秉鑒受命解決此事，卻夾在官府的高壓和英商的抗議之間左右為難。最後，伍秉鑒只得以盼師夫人患痰疾未愈需要調理為由，請官府同意等她病愈后離開廣州。盼師夫人在商館住了五十七天，隨著盼師的離任，這次番婦引發的槍炮僵局才暫時平息。
一八一七年，美國商船私帶鴉片到黃埔港被官府查獲，做擔保的伍浩官交出罰銀十六萬兩，其他行商被罰五千兩，相當於鴉片價值的五十倍。承受這樣的處罰，幾乎可使行號陷入絕境。所以，行商不比廣州口岸的自由商人，他們須盡量置身於鴉片走私之外，以圖自保。可是，為鴉片交罰金擔風險的伍秉鑒們還是被置於歷史的陰暗面，成為鴉片戰爭的罪人。
百萬贖金買來惡名
一八四零年六月，英國遠征軍封鎖珠江口，鴉片戰爭爆發。據一位美國商人的記錄，伍秉鑒當時「被嚇得癱倒在地」。他爭取和平解決鴉片問題的努力徹底失敗。伍秉鑒別無選擇，他只能傾其所有，希望中國能贏得勝利。伍家的怡和行和其他行商，都為這場戰爭貢獻了巨額的財富。
和平時期，行商們早就是廣東官吏和北京朝廷榨取的對象，以皇帝壽辰、國家戰事、河工水利等名目向行商的勒索和攤派從未間斷，戰事一起，行商自然更須為朝廷源源不斷地貢獻財力，他們積極募捐，出資修建堡壘、建造戰船、製作大炮。伍秉鑒在寫給一位美國商人的信中說，他們承受著巨大負擔，「對我這把可憐的老骨頭來說實在是有些沉重」。
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英軍所到沿海城市幾乎都是勢如破竹，只有廣州一城英軍不攻而退。這真的有賴於行商們的財力打造了固若金湯的廣州城防嗎？
非也。一八四一年五月，清政府妥協撤防，英軍長驅直入，兵臨廣州城下，準備發起總攻。守城將軍奕山便動用了解決華洋糾紛的慣用招術——令行商前往調停。伍秉鑒的兒子伍紹榮受命隨同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講和。在城外，雙方一番討價還價之後，義律答應，英軍可以退出虎門炮台以外，條件是清軍退出廣州城外 二百里，並且在一個星期內交出六百萬元的賠款。隨後，一紙《廣州停戰協定》終止了一場將要開始的血戰。
這六百萬元賠款，實為廣州城的贖金，這是近代中外戰爭中，中方付出的第一筆大宗賠款。其中十三行商人共出資二百萬元，伍怡和洋行所出最多，計一百一十萬元。而行商們的捐獻也買來了奕山的功勛。在向清廷報告戰況時，奕山隱瞞了他乞降講和的真相，一份「粵省夷務大定」的奏摺被送進京城，竟讓道光皇帝欣喜不已。
正是這次贖城之舉，讓人們對十三行的商人更添惡感。不少人認為，國難當頭，十三行商人同入侵者講和，充當清政府屈辱投降的中介，與廣東人民的抗英鬥爭相悖，是有損國體的恥辱行為。當時廣州城流傳著這樣的民謠：「四方炮台打爛，伍怡和銀子頂上」。某日，廣州雷雨大作，市民傳說這是伍秉鑒要遭雷擊。
一八四三年九月，伍秉鑒去世，享年七十五歲。美國人亨特曾寫道：「這位舉世聞名的公行最後的頭人，與拿破崙、威靈頓都生於一七六九年」。能與拿破崙、威靈頓相提並論，也確實夠有名氣的了。這位世界首富，充任行商四十三年，擔當行商領袖三十年，他與十三行的壟斷地位一起消失。伍秉鑒及林則徐的蠟像被一同陳列在當時的倫敦名人蠟像館。
原題目：大清國最後的傳奇：世界首富—伍秉鑒
文章來源：阿波羅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