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8日訊】十八大是換屆交班的大會，而交接班是當代中國——以及其他一切君主專制業已毀滅、民主憲政尚待建立的國家——的阿喀琉斯之踵，所以，十八大的焦點自然不是政治報告中無關宏旨的新詞藻和新提法，更不是塞入黨章修正案藉以撫慰舊黨魁的新思想，而是政治局常委的新面孔和新排名。欲知中共「舉什麼旗、走什麼路」，既要看它旗上怎麼寫、路標往哪裡指，更要看是誰來舉旗、何人帶路。在十八大這樣的特定場合，選對人比用對詞更重要，而這也正是十八大的歷史意義之所在——如果它真有所謂歷史意義的話。
然而，人們大失所望了。我們等待了太久，等待呆板木訥、暮氣沉沉、穩重有餘而衝勁不足的胡錦濤時代快點結束，希望等來一個即使在前景晦暗的時刻也能讓人眼前一亮的新團隊：一個有朝氣、有想法、有魄力、有志向、以政治改革為職守、為使命的常委新班子。這樣的等待多少有點兒消極，有點兒無奈，有點兒耽於幻想、自作多情。結果，我們的消極等待受到了無情的嘲諷和懲罰：我們等來了一個年齡偏大、城府極深、關係網極強、權術老練而政道淺薄、手腕高超而信念萎靡、利害糾結而道義價值薄弱的常委新班子。五個新晉常委均非無能之輩，全是官場好手，是老成保守、遊刃有餘的技術官僚，擅長做官而未必善於從政。他們的過往業績盡顯人治之功，而缺少民主法治特色。在這五人之中，有一位正是以扼殺言論自由為職志、人稱「天朝第一網監」和「五毛黨總書記」的中宣部長劉雲山。看起來，這個千呼萬喚始出來的接班團隊不是一個改革團隊，絕無可能成為政改破題、體制轉軌的領導集體——除非有奇蹟出現。
令人失望的倒不是排名在前的習近平和李克強。一則此二人早在五年前就已經是當今威權函數的已知數，不用猜、不用賭，也就無所謂期望與失望；二則此二人一個是人品正派、作風開明的老一代改革幹將習仲勳的兒子，另一個曾經是言行活躍、思想新潮的北大學子。迄今為止，二人的低調常委生涯雖乏善可陳、無可稱道，但如果他們身上多少還殘存著一些未被官場消磨湮滅的正氣和銳氣，我們是有理由期待二人有所作為的。
令人失望之處甚至也不全在那五個新常委身上。事實上，新班子裡沒進什麼人比進了什麼人更加重要，熱門人選汪洋、李源潮未能如期入常，新班子裡沒有一個態度鮮明的改革者，不僅沒有胡耀邦、趙紫陽那樣的改革派政治家，也沒有溫家寶那樣堅持不懈的政改喊話者，這才是十八大最令人失望的地方。
在薄熙來逼走黑打英雄自毀前程之後，汪洋的政治行情原本一路看漲，因為汪洋被公認為能力絲毫不遜於雄心勃勃、精明幹練的薄熙來，走的卻是與薄氏相對立的開明政治路線。汪的政績並不特別優異，卻一向以改革創新見長；他的治道並不老辣，卻不時閃現新思維的火花；他也許不是解決現行體制弊病的能手，卻有可能成為開創新體制的推手。政治局的情形似乎是這樣的：汪洋是所有常委候選人之中最有資格被稱為改革派的人物。但汪洋竟然落選了。
如果說汪洋是地方改革的領頭羊，那麼，在89風波中曾設法保護輿論界知識分子、目前主掌中組部事務的李源潮則是黨內民主的長期思考者和主要設計者。黨內民主未必可行，但無論如何，真心誠意贊同民主、支持政改，在中共高層仍屬難能可貴。但李源潮也落選了。
汪、李落選給人留下了惡劣的觀感：新常委班子豈止是缺乏改革派，簡直就是大張旗鼓拒斥改革派！這樣的觀感未必客觀，未必公正——比如王岐山，就曾經是經濟、金融、財稅改革的行家裡手，但做了常委的王岐山如今被打發去執掌黨的「家法」了。對於新班子的形象和威信，這樣的惡感也許是致命的，有心人不妨對比一下戈爾巴喬夫趕走葉利欽在蘇聯社會所留下的惡感和後來所得到的報應。
改革仍然是支撐中共政權的主要支柱。不錯，中國社會的確缺乏改革共識，但所缺的只是關於如何改的共識，至於要不要改，是從無疑義的。大多數國人之所以忍受著嚴重的官場腐敗、社會不公、人權薄弱、法治不彰而沒有奮起反抗，僅僅是因為相信產生這些災難的舊體制正在被改革、將會被替換。一旦人們普遍確信有能力發動改革的那個威權機構已經變成了拒斥改革派的堡壘，那麼，心懷不滿而又失去希望的人民還能夠繼續保持克制和忍耐以消極配合當局「維穩」嗎？
是什麼原因使得67歲的俞正聲入常而57歲的汪洋靠邊——這兩人都曾是「總設計師」親自相中的人物？據說，常委會門檻之高低取決於以下三條規則：一曰「七上八下」，二曰「傳男不傳女」，三曰「傳長不傳賢」。根據規則一，「七上八下」，小於68歲的前屆政治局委員優先獲得十八大的入常資格（若人數不足，再從中央委員中「醞釀產生」），此類候選人共有十人，除習、李之外還有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劉延東、汪洋、李源潮；根據規則二，「傳男不傳女」，劉延東因而自動淘汰（此前的吳儀，將來的孫春蘭，或許也是如此？），十人剩下九人；根據規則三，「傳長不傳賢」——此處「長」不指年齡而指政治資歷，習近平、李克強是上屆的老常委，當然資歷最長，可以首正大位，其次是劉雲山、俞正聲、張德江，此三人是十六屆政治局委員，而王岐山、李源潮、汪洋三人十七屆才進政治局，再次是王岐山，王的資歷又比李、汪為長，因為王岐山是十六屆中央委員，李源潮、汪洋只是十六屆中央候補委員。如此一來，假如常委人數仍是九人，則除一名女性委員獨自垂淚之外，其餘委員皆大歡喜可以通通入常；但假如常委人數改為七人，則汪洋、李源潮只好循規禮讓，輸得口服心服。十九大上，這兩位落選者將成入常選秀的頭兩名。——我的疑問是：以上三條版權可疑有抄襲大周王朝之嫌的常委遴選規則竟然是真的？如是，十八大常委又何必九變七，是否因人立制，專門針對汪洋、李源潮？
「國情專家」胡鞍鋼不久前曾盛讚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是「中國特色的集體總統制」，比美國制度更加優越，他顯然是鬧笑話了。中國有常委，卻未見得有什麼常委制度。人數五、六、七、九不定，入常標準只有「潛規則」而不見明文，議事決策秘而不宣，究竟是簡單多數，還是協商一致，還是需要奏報元老、請求拍板？一個位於體制最頂端的威權機構，制度化水平如此之低，實在是不敢恭維，要叫板美國制度，還拿不出手吧。
對於汪洋、李源潮的落選，無論有什麼樣的解釋——當然不可能有官方解釋，都難掩其嚴重的政治後果：最有可能協助習、李發動政治改革的那兩個人喪失了他們本應獲得的威權席位。接下來，即便習、李有意政改，但處在層層保守圈中，怕也有心無力。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