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6日訊】目錄
引言
1.改革開放讓中國實現民主自由了嗎？
2.改革開放後腐敗為何愈演愈烈？
3.改革開放讓誰先富了起來？
4.改革開放後貧富差距為何變得越來越懸殊？
5.改革開放使中國變得公平公正了嗎？
6.改革開放提升了中國人的道德水準嗎？
7.改革開放增進了中國人的幸福感嗎？
8.改革開放創造了怎樣的「中國奇跡」？
9.改革開放締造了中華民族的又一個盛世嗎？
跋
引子
中共當政之初，許多中國民眾都天真地以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一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很快將屹立于世界之林，中華民族百年來的強國之夢就要成真了。
然而，毛時代近30年的極權暴政，非但沒有如他們所以為的那樣，把中國變成一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國家，反而將中華民族拖入了更加深重的苦難。特別是史無前例的文革浩劫，更是把整個國家和民族折騰得奄奄一息，中共的統治也因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文革後，為了重塑政權的合法性，中共改弦易轍，搞起了改革開放。按照官方的宣傳， 歷經30多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充分說明了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偉大正確，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準，充分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擔當者和卓越領導者。正因為如此，文革後中共一直將改革開放視為其執政合法性最重要的依據。
那麼，改革開放究竟給中國帶來了什麼？它到底是證明了還是顛覆了中共執政的合法性？這是每個心系中華民族前途的人都在關注和思考的現實課題，也是歷史要求我們必須給出認真而明確答案的重大考題。
1.改革開放讓中國實現民主自由了嗎？
——評中共的改革開放之一
與一百多年前的洋務運動相似，中共的改革開放純粹是一場只改革經濟體制不改革政治體制的跛腳改革，一場「一黨專政為體，市場經濟為用」的新式維新，一場由中共自編自導的換湯不換藥的自救運動。這樣的改革開放怎麼可能把中國真正引向民主自由呢！ ——題記
一
今年初，時為中共「王儲」的習近平訪美前夕，旅居德國的中國維權律師許北方先生給美國總統奧巴馬寫了一封公開信。信中說：
『尊敬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先生：
我是中國公民許北方，15年前我在中國和你是同行，學習法律和從事律師工作，一樣行業，不一樣的命運，你在憲政民主的制度下，追求公平，公正，自由的法治精神，你被偉大的美國人民推選為總統，服務於美國人民。
我在中國維護人權，宣傳法治和人權的思想，推進中國走向憲政民主的制度，我被判刑入獄4年，被戴手銬腳鐐受盡了酷刑和折磨，身體和心靈的創傷至今難以恢復，父親母親都在對我的期盼中離去，他們在死神來臨的那一刻還在一直喊著我的名字，至死沒能看到我一眼，就在母親魂歸天外的那一天，沒有人性的共產黨集團打手又開始毆打我，用電棍電我，逼我認罪，把我放在零下20多度的冰窖折磨。
他們指控我有罪的證據是，讀了英國約翰•洛克的《論政府》，讓•雅克•盧梭的《契約論》，查理•路易•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號召建立工會，保護工人權利等等——
奧巴馬先生你也從事過律師工作，當你遇到這樣荒唐的證據，並給判刑送進監獄折磨，你會怎麼想，怎麼認為這樣一夥人和這樣一個政府制度。
奧巴馬先生像我這樣的遭遇在中國每時每刻都在發生，每時每刻都有無助呻吟者非正常的被折磨死去，今天我們看到許多新聞報導，「西藏民族文化被摧殘，為保衛民族的尊嚴不斷有僧人和藏人被殺害和被逼自殺」，造成這些事件的儈子手領導指揮者就是你即將要握手擁抱的中共集團代表習近平。
2月4日中共不顧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的譴責毅然公開袒護巴沙爾阿薩德集團屠殺敘利亞人民，中共集團在中國與人民為敵，屠殺搶劫平民。在國際社會與世界人民為敵，支持暴力恐怖屠殺。這是人類歷史社會從來沒有過的公開犯罪行為，而國際社會不能制止，使有良知的人不能理解，這是對世界正義道德的羞辱。
奧巴馬先生，中共的恐怖頭目習近平即將踏入白宮與你會面，中國人民，世界人民都知道中共一夥靠殺人搶劫恐怖暴力的集團是不能代表中國人民的，只有人民在憲法保護下選舉出來的政府和國家領導人才能代表人民。
我也期盼你在與習近平會面時要提出警告，停止恐怖暴力，放下屠刀，融入世界憲政民主的大潮中，修改中國憲法，遵守世界人權的基本準則，保障中國公民言論，結社，新聞出版的自由。
奧巴馬先生我也有個私人的請求，請你向習近平提出，保障我回到中國的人身安全，我要回到中國建立中共的反對黨，「中國憲政黨」，推動中國走向憲政民主制度，融入世界民主的大家庭。』
———–
讀罷這封信，凡是有正義感的人，恐怕不免都會有一番感慨。
試想，一個中國公民，僅僅因為「維護人權，宣傳法治和人權的思想，推進中國走向憲政民主的制度」就被判刑入獄4年，在獄中「被戴手銬腳鐐受盡了酷刑和折磨，身體和心靈的創傷至今難以恢復」；更有甚者，「這樣的遭遇在中國每時每刻都在發生，每時每刻都有無助呻吟者非正常的被折磨死去」，這說明了什麼？
試想，一個中國公民，無法寄希望於依靠本國的政治制度約束自己的統治者，只好要求美國總統「警告」他們「停止恐怖暴力，放下屠刀，融入世界憲政民主的大潮中，修改中國憲法，遵守世界人權的基本準則，保障中國公民言論，結社，新聞出版的自由」；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為了「建立中共的反對黨—–推動中國走向憲政民主制度，融入世界民主的大家庭」，不得不請求奧巴馬向習近平提出「保障」自己「回到中國的人身安全」，這又說明了什麼？
它們至少說明了一點：改革開放並未讓中國真正實現民主自由，今天的中國仍然是一個悖離世界民主潮流，自由人權嚴重缺失的典型專制國家。
這其實也是國際主流社會對當今中國的一致評價。
2012年5月24日，美國發佈了2011年度人權國別報告，一如既往地視中國為「獨裁國家」，並稱在主要領域中國的人權形勢還在繼續惡化。
創立於1941年，總部設在美國華盛頓特區的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是一個宣導民主和人權的獨立監督機構，每年都會就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對世界各國和地區進行年度評估。這家機構2012年發佈的最新報告把中國與沙烏地阿拉伯、北朝鮮、緬甸、古巴等16個國家一同列為專制國家。
自由之家高級研究分析師薩拉•庫克認為，中國向世界開放了其經濟領域。但是，在人權領域卻非常獨裁專制。她在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說：「長時間以來，中國一直是人權狀況很糟糕的國家。中共不允許人民自由地討論政治、人權等問題。甚至表達一些與政府不同的觀點也會被視作犯罪。一些敢於發聲的社會活動家、律師等被騷擾、審問，甚至關進監獄。最令人震驚的是，在整個過程中，完全沒有經過任何合法的法律程式。」她還說，「自由之家把全球的各個國家和地區分成自由，部份自由和不自由三類。中國屬於不自由之列。而且中國占世界上不自由的人口的絕大多數。中共一直不遺餘力地迫害一些團體，如西藏宗教人士、法輪功學員。更令人擔憂的是，從整體上看，2011年中國的人權狀況變得更糟糕了。」
二
歷經30多年改革開放的中國迄今仍是一個民主自由嚴重缺失的專制國家，這雖然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嚴重受阻，但卻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其實，早在改革開放的帷幕剛剛拉開時，這一點就已經註定了。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是一個典型的一黨專制的極權國家，共產黨壟斷了社會的一切權力和資源，同時也剝奪了人們的一切自由。這種極權暴政不僅把中華民族拖入了萬劫不復的災難深淵，也把共產黨自己推到了懸崖邊緣。事實很清楚，如果共產黨再不改弦更張，繼續在這條老路上走下去，就無法維持原有的統治。於是，文革後，結束毛時代的「極左路線」，改變現狀自然就成了體制內外大多數國人的共同願望，改革開放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從那個特殊年代走過來的人至今都還清楚地記得，那是個民心思變的年代。不過，具體到究竟哪些方面需要改革，哪些方面需要開放，以及改革開放的最終目標到底是什麼，人們的想法其實並不相同，甚至區別很大。
過來人魏京生先生回憶說，當時「中國有許多經過了文革磨難的思考者，已經明確地認識到：不結束中共的一黨專政，沒有一個民主的社會制度，中國的一切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問題都難以解決，中國無法在一黨專政的統治下進入現代化社會。」但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卻完全不是這種想法，他們只想改變毛制定和推行的一系列「極左政策」，只想拋棄毛時代僵化了的經濟體制，只想引進西方的現代科技和市場經濟，並不想結束一黨專制。一言以蔽之，大家都要改革開放，但覺醒了的中國民眾要搞的是以廢除共產黨一黨專制為目地的改革開放，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要搞的卻是以挽救和修補一黨專制為目地的改革開放。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才開過幾個月，改革開放剛剛開張，「總設計師」鄧小平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便再好不過地證明了這一點。
1979年3月30日，距離十一屆三中全會定下「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方針僅僅3個多月，鄧小平便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做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他在講話中指出，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這四項基本原則是：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並且特別強調指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有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有社會主義建設。削弱甚至取消黨的領導，只能導致無政府主義，導致社會主義事業的瓦解和覆滅。每個共產黨員不允許在這個根本立場上有絲毫的動搖。
鄧小平還說，這四項基本原則並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中央之所以認為今天必須反復強調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是因為某些人（哪怕只是極少數人）企圖動搖這些基本原則。這是決不許可的。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注1）。
就像孫悟空用金箍棒給唐僧劃的圈一樣，四項基本原則就是鄧小平給改革開放劃的圈。按他立的這個「規矩」，再怎麼改革，再怎麼開放，這個圈都是絕對不能逾越的，特別是共產黨的領導這一條。當然，這也絕不是鄧小平個人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中共黨的意志的集中體現。正因為這個緣故，四項基本原則被中共寫進了此後的各種重大檔，反復予以強調。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明確規定：四項基本原則是全黨團結和全國各族人民團結的共同的政治基礎，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順利發展的根本保證。一切偏離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和行動都是錯誤的，一切否定和破壞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和行動都是不能容許的。
1982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四項基本原則又作了記載和肯定，並明確規定，中國人民將繼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實現新時期的根本任務而奮鬥。
1987年6月12日，鄧小平在會見原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舍茨時說：「我們的改革要達到一個什麼目的呢？總的目就是要有利於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有利於鞏固黨的領導，有利於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對中國來說，就是要有利於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制定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注2）同年10月，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把四項基本原則作為重要內容寫進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中（注3）。
1992年10月18日，中共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將所謂「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載入了新黨章，而「兩個基本點」中的頭一個基本點就是堅持思想基本原則。
2007年10月21日，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新黨章再次強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的立國之本。」
30多年來，中共領導人換了幾茬，政策也一變再變，但四項基本原則卻始終被他們奉為不能動搖的金科玉律，也是一根誰都不許碰的政治高壓線。正是這一點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共的改革開放到頭來必定是一場只改革開放經濟體制不改革開放政治體制的跛腳改革開放，一場「一黨專政為體，市場經濟為用」的新式維新，一場由中共自編自導的換湯不換藥的自救運動。
歷史有時有著驚人的相似！一百多年前，當清王朝的專制統治陷入搖搖欲墜的危機時，朝廷中主張 「中學為用，西學為體」的改革派曾發起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試圖通過學習西方的物質文明和科學技術讓病入膏肓的清王朝重新恢復元氣。一百多年後，中共的改革開放不啻就是洋務運動的某種重演。
試想，這樣的改革開放怎麼可能把中國真正引向民主自由呢！
三
稍微有點政治學常識的人都知道，民主的本質就是人民當家作主，而在現代社會，民主的基本特徵則是多黨輪流執政和三權分立。因此，民主與一黨專制可謂水火不容。迄今為止，中共始終強調中國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說明它根本就不打算廢除毛時代建立的一黨專制，既然如此，當然也就不可能搞多黨輪流執政和三權分立。關於這一點，中共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說得可謂斬釘截鐵——「我們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三權鼎立’」。顯而易見，不拋棄四項基本原則，不拋棄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再怎麼改革開放，都不可能實行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只能在一黨專制的死胡同裏繼續走下去。
事實也是如此！在毛澤東當權的時代，共產黨淩駕於一切之上，中國的大小事務，都得由它做主，由它說了算。就像被打成「右派」的儲安平先生所形容的那樣，當年的中國就是個「黨天下」。改革開放後，這種現狀改變了嗎？一點沒變，還是老樣子！
跟毛時代一樣，今天的中共依然一手遮天，壟斷著整個國家權力，什麼事都由它拍板，由它說了算。別的且不說，它與人民代表大會（簡稱人大）的關係就再清楚不過地表明瞭這一點。
按照中國現行憲法規定，人民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全國人大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有權修改憲法、監督憲法的實施；有權制定和修改國家的基本法律；有權選舉、決定、罷免國家機構組成人員；有權決定國家的重大事項和監督國家機關。但大家都心知肚明，當今中國真正意義上的最高權力機關根本不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而是「黨中央」，舉凡關乎國家命運的各種重大事務，從制定、修改憲法、監督憲法的實施到選舉、決定、罷免國家機構組成人員等等，莫不由中共一手操控。說穿了，中共和人大的關係其實就是一種典型的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主子與奴僕的關係。
為了確保這種領導與被領導、主子與奴僕的關係，中共從制度上做了一系列周密的安排。首先，全國人大的一把手（即全國人大主任）都是由中共中央任命的，通常都由中共的二三把手擔任，並且是在中共的一把手和政治局的直接領導之下開展工作的。全國人大的副主任絕大多數不是中共的政治局委員就是中央委員。以這些人為主，全國人大還設有專門的黨組，以此具體體現中共對人大的領導。
再者，全國人大雖然名義上是國家的立法和決策機構，但實際上，有關國計民生和百姓切身利益的大政方針以及中國的法律，都由中共一手制定，真正掌握立法權和決策權的不是人大，而是黨。黨確定好大政方針和法律之後，再把它們拿到人大會議上，讓代表們裝模作樣地討論討論，鼓鼓掌，唱唱讚歌，然後再舉手表決通過。事後還一臉真誠地告訴人民，這些大政方針和法律都是由人大一手制定和通過的，充分反映了他們的意願。老百姓之所以把人大戲稱為「橡皮圖章」和「表決機器」，原因即在於此！
再來看人大代表的產生機制。當今世界各國議會的議員，都是遵循普遍、平等、直接、竟選的民主原則由老百姓選舉出來的，但中國的人大代表卻根本不是真正民選的。瞭解內情的人都知道，在中國，人大代表的候選人都是由黨的組織部門事先圈定的，然後再交給民眾投票。作為一種政治頭銜，相當一部分人大代表實際上成了當局獎勵企業老闆、進行權錢交易的獎品。也就是說，中國的人大代表完全是在黨的一手操縱下產生的，說到底，其實就是黨變相任命的，只是在表面上走了一下選舉的形式而已。
至於人大代表的構成就更離譜了。僅以2010年的全國人大代表為例，在這一年的3000多名人大代表中，95%以上的人為各級黨政官員，其他的則是企業老闆、學界名人、演藝明星。這些人的職業、生活和活動圈子，與民眾基本沒什麼關係。說到底，他們其實根本就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中共的代表、政府的代表、官員的代表。要這樣的代表去監督政府，為民眾代言，無異於緣木求魚。
那麼人大代表的作用究竟又如何呢？在現代代議制國家，民意代表除了必須普選、不得有官員身份之外，還必須專職。因為只有專職化、職業化，才能保證代表有充足的時間、精力、能力承擔民眾代言人的大量工作。反觀中國，除了人大常委常設機構工作人員外，人大代表都是業餘或兼職，其履行代表職責的時間和活動，就是在每年一度的幾天人大會議期間，被召集在一起參加會議，議一些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事。以中央政府全年的工作審議為例，僅用幾天時間，將幾千名散居於全國各地的人大代表集中起來，審議大量的專業報告，這豈不是走過場？人大會議因此被民眾戲稱為官商和名人明星的聚會。不僅如此，人大代表的的履職能力及水準也相當差。對於部份企業老闆、科技人員、演藝明星代表，其作為代表的榮譽象徵遠大於議政能力。在一年一度幾天的全國人代會上，居然有代表提老公給老婆發工資這樣的笑話提案，還有的代表居然因從來不對政府工作提意見、「不給政府添亂」而自傲。難怪老百姓譏諷說，人大代表無非就是「見面握握手，會上拍拍手，表決舉舉手，散會揮揮手」。如此「參政議政」，有何效果可言？！
可見，通過人大行使國家權力的根本不是人民，而是中共。除此之外，中共與政府、政協和司法機關等也都是這樣一種性質的關係。說到底，人民只不過是這個國家名義上的主人，中共才是真正的主人。毛時代如此，今天的中國仍然是這樣。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的歷史完全就是停滯的！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不但沒有黨外民主，同樣也沒有黨內民主。毛澤東身後，不論是鄧小平還是江澤民、胡錦濤，儘管都不再具有毛澤東當年那種一言九鼎為所欲為的權力和權威，但仍然牢牢控制著黨的最高權力。他們獨斷專橫，飛揚跋扈，一個人或幾個人的意志就左右了整個黨的一切，左右了整個國家。當年江澤民置其他政治局常委的不同意見於不顧，硬是一個人強行拍板要鎮壓法輪功，不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嗎？（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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