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昌海:三年內戰是解放戰爭還是衛國戰爭?

【新唐人2012年12月5日訊】 筆者曾言道:日本與蘇俄,實際上是百餘年來兩個侵略中國的最大侵略者,而蘇俄比日本還要厲害,給中國的災難造成的更大。

1945年8月,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歷經14年艱苦卓絕的浴血抗戰,終於贏得了衛國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打敗了日本鬼子侵略軍,可是,馬上又面對蘇俄發動的侵華戰爭,不得不進行一場衛國抗俄戰爭。蘇俄發動的侵華戰爭,先派出157萬蘇俄侵略軍侵略佔領了中國東北全境,再由俄國政府一手製造的侵華工具——毛澤東的軍隊做為蘇俄侵略軍的幫兇全面侵略中國大陸。最終,中華民國政府敗退臺灣,中國大陸淪陷於俄寇的侵略佔領。雖然蘇俄在後來的形式上沒有全部佔領中國大陸領土,但自此至今卻被一直蘇俄意識形態佔領奴役。

蘇俄打著“解放全世界,解放全人類”的旗號,實質是為了侵略全世界,奴役全人類,利用共產主義的形式,在全世界建立其共產主義的支部,顛覆各國政府。共產中國實際上就是蘇俄政府一手建立和扶植起來的侵華得力工具,在大陸顛覆了合法的中華民國政府。

蘇俄侵略佔領了相當於110個臺灣的344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包括江東六十四屯、唐努烏梁海、新疆北部、外蒙古等)。現在,俄羅斯的共產主義表面上收斂了,實際上,還在興風作浪,俄羅斯侵略全世界和奴役全人類的野心根本並沒有變,且共產主義的根子已經轉移到中國大陸。試想,如果沒有蘇俄和日本對中國的邪惡瘋狂侵略,如果沒有蘇俄政府一手建立和扶植起來的共產中國,中國怎麼會分為分裂的幾塊?!

自從1920年8月,蘇俄為了侵略中國而一手在中國建立和扶植起來的共產主義黨。之後,共產主義黨通過打家劫舍內鬥外騙的無數非法武裝暴動,利用日本侵華戰爭奪權建立所謂“新中國”後,中國人既成了文化精神上的亡國奴,又成了不斷散失國土家園的亡國奴。共產主義黨不僅瘋狂導致至少8千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還瘋狂出賣割讓了至少400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給周邊國家(其中包括把相當於110個臺灣的344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永久劃割給俄國)。而且,在中國5千年歷史上沒有一個朝代能在風調雨順的情況下餓死5千萬中國人,在中國5千年歷史上也沒有一個朝代能“和平”殺害至少8千萬中國人。

抗戰勝利後,作為中華民國政府首腦,蔣介石必須努力恢復全國和平:一方面他要兌現抗戰期間向全民所作的憲政承諾,邁出國民黨施政大綱中的民主憲政步伐;另一方面他還得面對抗戰中發展起來的、在1945年已擁有120萬軍隊並控制十幾個省的農村上億人口的共產黨。也就是說,抗戰之後國民黨是主動以行憲方式開放政權(還權於民)的。卻真切存在著毛澤東和共產黨為共產主義革命而破壞和平的威脅。抗戰後的蔣介石處境艱難:既要以行憲民主的方式謀求全國和平,又要阻止共產黨憑藉120萬軍隊發動共產主義革命,同時還要承受調停國共衝突的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給的壓力。

歷史經驗告訴蔣介石,1926年共產黨在江西、湖南的暴亂是一定會重現的。蔣介石深知:馬列鬥爭理論和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內戰。事實上,局部衝突1945年已經開始,國共全面開戰不可避免。他希望得到美國的支持。為此1945年12月他迎來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但馬歇爾禮貌背後另有心思。美國企望把中國共產黨跟蘇聯拉開,希望中國國民黨吸收共產黨和其他黨派參加政府,達成和平統一和解決腐敗問題,以此作為美國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的條件。馬歇爾並不理解蔣介石的艱難處境,反而真心想促成共產黨跟國民黨和解。由於馬歇爾的調停,國共1946年1月停戰在重慶開政治協商會議,以符合美國期待的《憲法草案案》替代了國民黨以前的總統制《五五憲草》,達成制定三權分立原則,採用責任內閣制憲法的協議。蔣介石很不滿,不同意,因而與馬歇爾在會談中一再發生衝突。蔣介石其實並非拒絕馬歇爾的調解,苦於中美文化傳統的差異,他沒法向馬歇爾說清楚。馬歇爾是堅決反對共產主義革命的,卻很希望將中共從共產主義陣營中拉出來。而且,人們現在從當時中共的報紙上,也能看到中共當時是如何地親美、如何地讚賞和頌揚美國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政治制度,如何地崇拜美國社會。但隨著中共對內戰準備的完成,毛澤東就拒絕學習西方共產黨放下武器、做憲政黨的做法,開展內戰式的“解放”戰爭,1947年初3次拒絕國民政府的和平要求、堅持廢除憲法。美國馬歇爾再也調停不下去了。

但國民黨依照承諾啟動了的憲政腳步依舊前行,1947年11月,內戰炮火下,制憲國民大會召開,國民黨、青年党和民社黨,還有許多社會賢達參與制定民主憲法。蔣介石和國民黨真切地想制定一部議會民主的憲法了:接受非國民黨方面的主張,採納了責任內閣制。共產黨卻拒絕參加國民大會。無疑,內戰時期不宜實行憲政,但蔣介石的君子操守和美國推行議會民主的要求相結合,這件不合時宜的事按部就班地進行。總統虛權的內閣制憲法於1947年制定出來了。1948年3月29日行憲國民大會召開,開得一片混亂。國民代表資格引發國民黨黨員與党部的矛盾,青年党和民社黨趁美國援華案還未決定之際不斷增加權利要求,總統、副總統選舉加重蔣介石和李宗仁的矛盾,蔣介石勸胡適同意競選總統了卻遭到國民黨中常委否定。蔣為此警告:“剿匪”兩年內將失敗。雖然以國民大會《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賦予總統以緊急處分的特權,但這種做法勢必留給反對蔣介石的所有黨派和個人攻擊他繼續搞獨裁的口實,於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都顯而易見的不利。所以蔣介石警告很嚴厲。可國民黨臨中委並沒聽懂他的警告,所以維持決定。這也說明蔣介石並非獨裁者。

學界對於蔣介石是否真的有意推胡適為總統候選人,還有過爭議,有些人認為這不可能。其實,這在當時的國民黨高層並不是什麼秘密,羅家倫日記提供了生動的細節,1948年4月4日,他日記說:“今日開國民黨臨時中全會,上午九時在中央黨部舉行,蔣先生主席。……下午續開會,蔣先生自己提出彼不願競選總統,而主張讓與有下列五條件之社會賢達:(一)非國民黨員,(二)忠於憲法並忠於憲政,(三)有民主風度;(四)有國家民族思想,勇於為國奮鬥,(五)對中國文化歷史有深刻認識;意在適之先生。蔣先生話畢,全場默然良久,因許多人看風色也。我登臺說話,極力贊成,謂此舉蔣先生不但表現最高政治道德,且表現最高政略,本會當予贊成。最後又說,行憲後以立法院之龐大複雜,政局恐常動盪不安,吾人萬不能如第一次大戰前後之法國內閣,平均8個月13天一個,我的話是點明若蔣先生能長行政院,政局倒易於安定。吳稚暉先生亦有類似主張,但彼之無錫官話,懂者不多。鄒魯殺橫槍,叫道‘誰贊成總裁任總統者起立!’於是大家起立,未起者僅吳老先生、蔣夫人與我三人。蔣先生複懇切發言,謂‘不能重對餘之感情,而可當瞭解餘之政策’;又謂‘像你們這樣攪下去,政府命運不能出兩年。’至沉痛。”

同一天,國民黨元老、司法院長居正的日記透露,早起出席六中全會臨時會,會前半小時蔣介石夫婦到党部總裁室約幾個老頭談話,“內定總統暫不提名……開會一上午一下午尚不能決,交常會研究再開全會決定。推其意似怪大家未他話,不由他擺佈”。第二天,國民黨中常會為昨天的議案討論很久,到下午一點,“說來說去還沒結論”,討論之激烈從居正日記不難看出,最後結果是擁護蔣介石為總統候選人。這一天的羅家倫日記說:“聞至傍晚蔣先生讓步,並托人告適之先生,謂彼之主張通不過,心中難過,恐對適之先生不起云云。聞蔣先生讓步原因,乃因如彼不作總統候選人,則現在競選副總統者皆將提升一級,從事競選總統,彼之原來目的仍達不到。更見李(宗仁)態度之驕橫,遂犧牲原來主張也。好題目竟做出壞文章來,可惜可惜。蔣先生眼光實高出他人,但其左右部屬不瞭解,亦多為自私也。”羅家倫為北大“新潮社”健將、“五四”風雲人物,留學歸國,先後做過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校長,敬重老師輩的胡適,對當政者蔣介石也有“知遇之感”,對蔣的評價很高。

當天他的日記裏不僅提到胡適當天換了住處,而且提到在翁文灝處吃晚飯時遇到胡適。這些資訊不是憑空的想像。蔣介石不願做總統的想法不是一時的衝動,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早在1948年2月10日王世傑日記中就說,蔣在上廬山休息前對他所信賴的張群就說,“彼是否做總統尚須考慮。憲法中有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之語;因此總統如過分干涉行政院,則與憲法精神不合;但時局如此危險,蔣先生無充分權力,將不能應付一切。此當在蔣先生考慮之中。”蔣有意推胡適這樣的清流為總統,自為行政院長,就是出於這樣的考慮。可惜他的黨內同志理解不了。

相距不過一年,望天低吳楚,眼空無物的石頭城,已是金陵王氣黯然收。1949年5月5日,時為駐印度大使的羅家倫在日記中寫道:“去年今天,我在南京,正是蔣先生就總統職的一天,何等熱鬧。又回想到我於4月間贊成他不競選總統的時候,大家只知盲目的擁戴,奴性的奉承。他自己倒說:‘你們不聽我的話,要我做總統,照你們的做法,我想不到兩年,這局面就完了。’他是看到了的,那知道他於今年1月下野,竟不出一年。當時所可惜的,是他見到了而不曾堅持他的主張。可惜之至!”此前,同年1月22日,得知蔣介石引退離開南京的消息,遠在印度的他曾在日記中寫下:“感觸萬端,國事恐更不可聞矣。為國家前途悲,非徒為知遇之感已也。設介公于去年選舉總統時引退,其為公為私之佳妙為何如。乃當年介公有此主張,(我是在會場公開贊成者)而群小包圍,不任其變一作風。介公最後亦不幸讓步,致成今日之僵局。可痛孰甚。”

當蔣介石在國民黨臨時中全會上脫口而出:“像你們這樣攪下去,政府命運不能出兩年”,恐怕沒有人把這句話當真,不幸一語成讖,而且只有一年出頭,就要面對“一片降幡出石頭”,高處不勝寒的蔣氏預感到了大廈將傾、江山易手的危機,他也無力回天。

中華民國行憲政府的命運還真被蔣介石不幸而言中,兩年後敗退臺灣。

不過,當時的時局演變,已不在蔣介石掌握之中,即使胡適勉強當上總統候選人,變數仍然很大,國民黨內各種勢力未必買賬,蔣的謀劃也未必能成。1948年面對鐵板一塊的中國共產黨的強敵,行憲導致國民黨為代表、副總統的名利競爭而人心渙散。正如蔣介石的日記反省所寫:“黨員之跋扈梟張,只顧爭權奪利而不能存有革命歷史與民族利益之存在也。”故而蔣介石根本就不想當總統,就任總統之際就料想:戰勝共匪無望,“只有決心辭職下野之一途而已”。之後立法院中的紛爭更讓蔣介石深感“未至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的苦痛。2009年6月10日《南方週末》刊載的朱宗震《蔣介石對1948年行憲的“反省”》一文,人們從中可以真切感知蔣介石走過1946~1948年中華民國憲政從預備到行憲的誠信品德、痛苦心靈和後悔。為了中國不被淪為日本殖民地和蘇聯的馬列主義文化殖民地,蔣介石艱苦奮戰大半生。

但這中華大英雄,至今卻被一些大陸人罵作“賣國賊”。

歷史卻是公道的,比如《蔣介石日記》就展示一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一生保持寫日記的習慣,從1917年起直到1975年去世,除了去世前病重外,幾乎沒有一天中斷。蔣介石生前從未公開自己的日記,他的日記是為了“吾日三省吾身”寫給自己看的,而不是“毛澤東選集”是為了造神和愚民。因此,他的日記展示了一個完全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去世,日記由兒子蔣經國保管,蔣經國去世則由蔣介石的孫子蔣孝勇保管。蔣孝勇去世,2004年末,蔣孝勇的遺孀蔣方智怡把共50本《蔣介石日記》全部交給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保存,並同意胡佛研究所將日記原件進行永久保存的技術性處理後,從2006年到09年,分四批向公眾開放。胡佛研究所華裔研究員、近代中國檔案及特藏館負責人郭岱君,全程參與了《蔣介石日記》的接收,並主持整理和研究工作。郭岱君指出:《蔣介石日記》的公開,對於瞭解一個真實的蔣介石,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她說:“蔣介石幾乎半個世紀都是中國的主導人物,所以他的日記裏面記載的東西,對於我們瞭解那個時代的重大政策,重要人物,重要決策過程,等等,是非常有幫助的。不只是給我們提供了很多新的資料,更對於很多我們一知半解,或者撲朔迷離,或者似是而非的事情,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瞭解的脈絡。”郭岱君表示,《蔣介石日記》的公開,其意義不僅在於瞭解蔣介石本人,更有助於人們研究從1975年上溯半個世紀中國歷史的真相,“所以我們看日記,也看到中華民族在二十世紀的變化和發展,包括政治的變化,經濟的變化,領導人物之間的關係,還有領導人物與外國的關係,包括非常廣泛。”人們還可以清楚瞭解到,蔣介石為什麼能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裏,領導國民黨和領導中華民國,“因為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的時候,在國民黨留下一個權力真空,當時,如孔祥熙、宋子文,還有汪精衛、胡漢民,他們都是很重要的人物,不管是汪精衛,或者胡漢民,他們主政,都需要蔣介石。為什麼?因為他是孫中山先生所信賴的人;他創辦了黃埔軍校,他有軍事的基礎;他看事情會想到中國的東南西北,北方的外患,西方的邊疆,東邊的日本,南邊的其他國家,他會有一個權衡;他自己非常努力自修;然後蘇共也對他另眼相看;加上他本身的政治手腕也相當圓熟。假如歷史重來一遍,他還是要脫穎而出。”郭岱君說:《蔣介石日記》記錄的主要是党國大事:如早年部分,記錄了北伐,圍剿紅軍,國共合作,抗戰,國共內戰,等等。國民政府敗退臺灣後,記錄了,臺灣的發展、台海兩岸關係、臺灣與國際交往的重大事件,包括朝鮮戰爭、改造國民黨、臺灣的經濟改革、中國的大躍進和文革、核子試驗、越戰、臺灣退出聯合國,等等。

《蔣介石日記》交由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保存,並向公眾開放。公開以來,前往閱讀者絡繹不絕,有當地和來自台海兩岸以及美國、日本的學者、普通民眾、和政府官員。近年來,中國大陸出現越來越多公正評價蔣介石的聲音,這與包括《蔣介石日記》在內的大量史料公開,不無關係。

在中國大陸撰寫的歷史中,蔣介石被描寫為獨夫民賊。最能激發不瞭解中國近代史的中國人對蔣介石義憤的,就是共產黨所描述的,在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侵略中國期間,蔣介石實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中共則稱自己是八年抗戰的領導者。但閱讀《蔣介石日記》,可以知道,與共產黨的宣傳相反,抗戰期間,蔣介石指揮國軍與日軍浴血奮戰,領導全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抗日鬥爭。而“攘外必先安內”,《蔣介石日記》中有詳細的解釋,郭岱君說:“實際上日記公開了以後,我們發現不是那麼回事。在30年代初的時候,經過幾次圍剿,共產黨所剩不多,就兩萬多人了,蔣當時並不認為這是一股沒有辦法消滅的力量。可是他想到抗戰,9.18以後他要爭取時間,所以要趕快遷都西南。四川、雲南、貴州都不是中央軍能夠去的地方,因為都是軍閥控制的。蔣介石其實一生都沒有真正控制中國。那麼怎麼辦呢?他想要遷都重慶,他後來想得一計,他說:借剿共以掩護我抗日準備之決心,借剿共以安定西南。他說日本最怕我們西南安定,我就不讓日本人得逞。‘我要借剿共以掩飾我安定西南的決心’這樣的句子非常多。他想借剿共,把紅軍往西南趕,中央軍在後面追,這樣中央政府才可以進去。”

除了抗戰以外,人們對與蔣介石非議最多的,就是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認為其原因在於國民黨的腐敗。從《蔣介石日記》中,可以看到,蔣介石對此早已有所警醒:他在抗戰末期就開始注意這些問題了,他經常在日記裏寫:為什麼工人不聽我們的?為什麼婦女要支持共產黨?為什麼青年學生不相信我們?他提出很多問題:土地問題怎麼解決?農民問題應該怎麼辦?他有很多想法,他認為將來一定要改革,他要把國民黨改成中國勞動黨,他說黨員要到鄉村去服務三年,青年學生高中畢業後要到農村去服務兩年然後才能考大學。也就是說,國民黨建立了一個上層的制度,但跟下層還是有距離的。他非常非常希望改革,特別在內戰的時候,連戰皆敗,他在日記裏幾乎每天都在反省,當時國民黨的貪瀆,士氣低落,等等問題,他非常清楚。但是,實際上他沒有時間,也沒有機會讓他來改革,因為每天都在戰爭之中,所以一直到了臺灣,才真正有機會來改革。

國民政府敗退到臺灣後,國民黨的改革終於成為可能,1949年後的《蔣介石日記》,大量內容都是記錄蔣介石痛定思痛,決心改造國民黨,和在臺灣實行新的經濟政策,郭岱君說:“經過1950、51年的‘國民黨改造委員會’,國民黨可以說是脫胎換骨。因為在中國大陸的失敗,讓他決心來改革,徹底地改革。這種改革不僅是黨的改革,政府的改革,也包括經濟思想的變化,以前是計劃經濟,到臺灣後他想,計劃經濟出了什麼問題?慢慢腦袋就變了,改為市場經濟。因為很勇敢地做了改革,才奠定後來臺灣的發展。”……

而自1949年後,中國大陸人民至今生活在俄寇侵華共產主義的邪教暴政奴役下。1989年,鄧小平就對戈巴契夫說過:“從鴉片戰爭起,列強侵略、欺負、奴役中國,對中國造成損害最大的是日本,最後實際上從中國得利最多的是沙俄,包括蘇俄一定時期、一定問題在內。”

共產主義邪教使得中國大陸變為俄國的侵略佔領奴役國。而俄國卻是個成立很晚的國家,在中國元朝時期,只有一個莫斯科大公國。地盤很小。只管轄附近幾個城市。1547年,中國明朝嘉靖皇帝26年,莫斯科大公國的大公伊凡四世,自己按照拜占庭王朝的儀式加冕,自己稱呼起“沙皇”,把國號改為俄羅斯,這才有俄羅斯這個國家。自伊凡四世建立沙皇制度起,就開始對外侵略和擴張,掠奪、搶佔地盤,奴役、搜刮被征服人民。西伯利亞廣大地區,原本都是中國的領土。自從16世紀中葉開始,俄羅斯就連續對中國進行侵略、佔領,侵略步伐越來越快。自從16世紀中葉起,歷經沙俄、蘇俄、俄羅斯聯邦和俄羅斯共和國各個時代持續至今,俄羅斯已經侵略佔領了至少577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包括尼布楚、雅克薩、庫頁島、江東六十四屯、唐努烏梁海、新疆北部、外蒙古等)。歷史的教訓是:無論俄羅斯的名稱變為沙俄、蘇俄、俄羅斯聯邦或者俄羅斯共和國,事實上,俄羅斯侵略佔領中國領土是越來越多!無論俄羅斯的名稱變化再多,口頭上多麼親善,俄羅斯對中國進行侵略佔領奴役的野心從來沒有變過,俄羅斯對中國進行侵略佔領奴役的行動一直在進行著!

當年,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將軍對俄國侵華問題,有過極為深刻的論述。他說,“至於俄國之利益,在於得一虛弱中國為鄰,此固系當然之事,不待智者而知;因此彼雖對華極講口頭親善(此種親善效果在實際上只使中國土地日減月損而已!)而其方針卻在努力保持中國虛弱現狀,或者更使此種虛弱程度愈為增加。”瓦德西的話是在一百多年前講的,過去的一百多年,證明瓦德西的論述非常準確,很值得中國人民深思。一直到現在,蘇聯都垮臺了,他們還是把很多過去的不平等條約都承認下來,等於把過去蘇聯侵佔的15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還加上160多萬的外蒙古統統都成為蘇聯的,中國就失去了這麼多的領土。

因此人們不得不反思:1945年-1949年發生在中國的戰爭不是國共內戰,實質上而是中國人民的衛國抗俄戰爭。中國人抗日戰爭用了14年時間,最後在民族英雄蔣介石的領導下取得了全面的勝利;但中國人抗擊蘇俄共產體制的侵略,卻至今還看不到完全勝利的跡象那麼,誰將會是未來中國的民族英雄?!

选自:黃花崗雜誌第37-38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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