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24日訊】 中共十八大許諾：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官方媒體和經濟學家讚美這一顧及民生的目標，論證其可行性。而在微博上則是完全不同的聲音：過去10年收入何止翻番？物價又何止翻番？兜裡的人民幣數量增加了，買得起的商品卻減少了！
10年前存在銀行的1萬元，到今天已不值錢；而現在存銀行1萬到2020年取出來恐怕只是其貨幣價值的一半。有人出了一道題，算出不同於官方的賬：已知GDP增長7%，工資増長13%-15%，將近兩倍於GDP；財政收入増長20%以上，將近三倍於GDP增長。試問：企業收入増長多少？要知道，工資增長也好，財政收入增加也罷，都得靠企業。如果企業盈利能力下降，就付不出高工資；稅款也勢必減少。而要企業盈利能力増強，就得減稅，減少成本，包括勞動力成本。
國民收入由三塊構成：一是勞動報酬；二是企業利潤；三是政府財政收入。對於企業所得，勞動者和企業先以工資和利潤的形式分割收入；然後政府再向企業和勞動者徵稅進行二次分割。當一個社會的總收入增長幅度一定時，其中勞動者、企業、政府三者的收入增長只能是此消彼長，而不可能增幅同時超過GDP增長。也就是說，假如要實現「工資倍増」，政府必須降低稅賦；企業必須讓利於職工。
似乎十八大也考慮到了這一點，提出了「兩個同步」的約束條件：即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可是中國的勞動者處於弱勢，並且沒有工會為他們爭取權益，初次分割的利益自然多被企業拿走。再次分配則是政府及其官員大肆擠佔和侵犯企業和職工利益。而當政府搶奪到巨額財政收入之後，在分配和使用上的浪費、腐敗達到前所未有、世所罕見的嚴重程度。
因此，問題的關鍵是憑什麼實現雙翻番？有人發出一連串質問：難道是憑官員尋租下的權貴資本主義？憑國進民退的壟斷市場經濟？憑奪地賣地的流血強拆？憑分分鐘不斷拉大的收入差距？憑主體不明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憑中小企業大批倒閉？憑買不起房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以及對未來不確定所致的畸高儲蓄率？
不少人拿十八大提出的雙翻番和1960年代促使日本經濟起飛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相提並論。其實，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通過提升經濟增長質量，調整收入分配和產業結構，實現全方位的社會變革。而長期經濟增長是推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基礎，也是使初次分配公平的保證。
在中國，雖然有以林毅夫為代表的經濟學家一直看好中國經濟，說高增長還能維持二十年；但是，絕大多數人持相反的觀點。經濟學家韓志國指出：兩位數増長已經成為歷史，靠貨幣注水和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有百害而無一利，不能提高民眾福祉的增長毫無意義。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的歷史不會重演，中國經濟將逐步面臨保七、保六甚至保五格局。中國面臨著產能過剩，經濟結構失衡，勞動力人口逐漸短缺，農村勞動力供給也從無限供給轉向短缺的時代。當局頗費心思地尋求下一個經濟增長點，並且自認為找到了，那就是進一步城鎮化。
然而，在有識之士看來，中國的城鎮化已經根本沒有空間和餘地了。說到底，看似增長的問題實際是體制問題。不走政治體制改革之路，國企繼續壟斷，政府繼續與民爭利，各級官員惡霸一方，民營企業和民間社會得不到扶植和發育，中國版的收入倍增計劃–新一代領導集體開出的這張支票決無兌現之可能。而它的兌現與否，不僅決定著中國人民的未來利益，也決定著開支票者的未來命運。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