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24日訊】一
這是一個沉重的話題，這是一段心靈的痛史。這段黑色歷史，纏繞在當今五十至六十歲一代人的心靈和夢境中，揮之不去。一晃，當年十幾歲的一代中學生，歷經強權耍弄，嘗盡人世滄桑，現在成了老父老母、爺爺奶奶。然而回憶起來，四十年前卻像是昨天。
由電視連續劇《知青》（梁曉聲編劇）的種種不真實場景和情節引起的強烈社會批評和憤慨，使人們再一次看到，時隔四十四年，中國又出現漂白「文革」、漂白罪惡、淡化或美化民族的苦難的現象（編劇正是當年知青中的一位）。好在歷史見證人仍在，他們有評論的權利。
《知青》劇會煙消霧散，但重要的是，知青問題啟動我們對歷史的反思、對罪惡的揭露、對人間道義的追尋，特別是對「文革」黑暗時代的嚴肅審視和批判。
二
「知識青年」這個詞，在1960年代出現，大抵指高中學生。那時，高中生由於各種原因高考落榜（特別是因為「家庭出身問題」不被錄取），當局給他們一頂「知識」榮冠，號召這些青年離開大城市去邊疆和農村落戶，要他們在那裡生根開花、獻身邊疆〔1965年7月周恩來路經新疆石河子軍墾農場與那裡的上海男女青年見面，宣稱「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此語洩露這些青年由於政治歧視而來此地），這消息和照片曾在中共黨報《人民日報》上渲染為「黨的關懷」、軍墾戰士「生活美好」，配合這一號召而製作的電影記錄片《軍墾戰歌》（1965）宣揚「中華兒女志在四方」，其插曲《邊疆處處賽江南》流傳一時，使不少青少年被這支歌曲的婉轉旋律迷惑〕。當局宣傳機器還大肆報導自願下鄉落戶做農民的知識青年「樣板」邢燕子、侯雋。
「文革」前興起的大城市青年「到農村到邊疆」運動，其實質是對青年一代「思想改造」的方式，是「政治防範」方式，是中國社會萎縮、經濟凋敝、生產停滯的反映，是中國自1949紅色專制建立以來對知識分子不斷迫害、對原有眾多民國大學關停並轉（50年代初的所謂「院校調整」）、高等教育急劇萎縮和衰敗的結果。這使得高考競爭極為酷烈，因為失學即失業、失業即落入社會底層。在日益嚴峻的政治等級制度下，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永遠背負著苦難的十字架、受政治歧視而不能得志（他們常常在文化教養、心智性格和學業成績上是同輩中最優秀的），只能在大城市底層謀一口飯，或去邊疆務農種地。中國政治、社會、文化、教育、經濟全面敗落、走向赤貧和非知識化，社會的不公平和對人權的剝奪使壯志有為的青年一代感到沉重的心靈威壓。
三
當「知識青年」這一名稱再次甚囂塵上時，中國正陷入「文革」黑暗的第三年即1968年。這年開始興起全國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毛澤東於該年12月發表所謂「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批示，向那些拒絕下鄉的學生和家庭發話。此時，1966、67、68「老三屆」中學生和高中生「上山下鄉」成為全國各大城市家家涉及、到處談論的中心話題，「知識青年」四字大為普及，遂簡稱「知青」，成為人們對「下鄉青年」的一個代稱。
這場青年學生「上山下鄉」運動，是毛澤東政權自1949年以來禍國殃民罪惡史的一部分，是這個政權長達十年、臭名昭著的「文革」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這個政權對那一代人的殘酷摧毀，是這個政權對人民犯下的一系列嚴重侵犯人權罪行中的重要一部分。
透視青年一代「上山下鄉運動」的實質，全面揭露「文革」罪惡以及毛澤東政權對人民犯下的罪行，是史學者的責任。
首先，這個政權從根本上敵視知識、反對智慧、摧毀精神獨立，它製造貧困、讚揚愚昧、稱頌奴性和野蠻，它的政權靠的不是知識和正義而是愚昧和暴力，它敵視知識分子而讚揚大字不識一斗的「大老粗」、滿手油污的「工人」、滿掌老繭的「貧下中農」，它把後者視為政權的基礎（所謂「工農聯盟為基礎」），它自稱「共產黨」是這類人的代表。這種對待知識的根本態度，自1949年以來多次展開大規模打擊知識分子運動諸如「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批判胡適」、「批判胡風集團」、「反右」直至「文革」達到全面迫害知識分子狂潮頂峰。
「文革」中出現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運動正是毛澤東政權反智、反文明這一黑暗政治方向的繼續，是這個政權多年來形成的這種政治思維邏輯推進的一個步驟。青春年華中的青少年一代被剝奪接受更高教育和學術深造的權利、卻去農村荒野接受一群無知者和落後的小生產者「教育」，這種荒謬事在那個世道成為風行一時的口號。在這種政策下出現青年學生下鄉運動，毫不奇怪。這個政權剝奪了青年一代接受教育、選擇職業的權利。
第二，「文革」中混亂的社會、停滯的生產、蕭條的商業、近乎崩潰的經濟，是這個政權對中國社會的持續破壞所達到的極點。這個政權年年月月天天「講政治」、講「政治掛帥」，為了個人的權力，他們會毫不遲疑地把整個民族推入苦難戰火和權力廝殺中。民生、經濟、生產方面的巨大損失，對於他們永遠是「最小最小最小」，他們個人權力和地位永遠是「最大最大最大」。在社會全面凋敝、經濟全面倒退的社會背景下，青年一代必然失業，承受惡果。這個政權剝奪了青年一代就業的權利。
第三，1966年6月，毛澤東政權為開展所謂「文革」而在全國停課、停學、解散學校，中學不上課，大學不招生，全國青少年不能上學、讀書、深造，只能在社會上流浪。這個政權剝奪了青年一代讀書求知的權利。
第四，1968年開始的「上山下鄉運動」，這個政權採取的是帶有強制性的手段，包括政治動員、頻繁家訪、向學生和家長施加各種壓力。「文革」前的「支援邊疆」「插隊務農」號召，基本屬於自願（有些屬於強迫和懲罰，例如寧夏農建兵團某師團）。無人心甘情願離開大城市去邊疆和農村（大城市已夠蕭條敗落而農村則十倍地悽慘無助）。「文革」中的「上山下鄉運動」近乎一鍋端。那種宣傳聲勢給全社會每個家庭每個青年造成巨大的心理威壓、日夜忐忑、寢食不安，不得不斷然消掉戶口、一走了之。這個政權剝奪了青年一代居住的權利。
毫無疑問，「文革」中興起的全國性「上山下鄉運動」，是毛澤東政權對全國青年、全國人民的多種人權和自由的嚴重侵犯。他們侵犯了青年一代受教育的權利、就業的權利、選擇職業的權利、居住的權利、追求人生幸福和自由的權利。
四
「文革」中興起的全國性「上山下鄉運動」，絕不是什麼「再教育」，那是欺人之談。這場運動是社會和政治危機的產物，同時又是毛澤東政權政治陰謀的產物。
第一，全國工業停滯、農業歉收、商業凋萎、交通運輸紊亂、各種物資短缺、市場供應緊張，社會和經濟陷入嚴重困境，各大城市派別林立、相互打鬥，學生和工人各有組織（北京學生分成「四三」和「四四」兩大派、彼此辯論和衝突），中央政權忙於內部權鬥、憂慮民眾中這種分崩離析局面難以控制。全國各大城市青年失學、失業、到處流浪串聯，千百萬青年集中在大城市，勢必成為這個政權的心腹之患，毛澤東集團需要解決這個大問題，盡快處理掉這些「多餘的人」。
第二，這些青年學生中有一部分人在「文革」初期曾被毛澤東政權利用、從教育界開始「造反」、沖上社會成為毛的衝鋒隊「紅衛兵」、隨後他們的「革命父母」一夜變成「走資派」、「紅衛兵」轉眼成了「狗崽子」，有些人開始反思和醒悟，意識到自己被毛利用而開始厭惡和反對毛澤東「中央文革」勢力。毛澤東集團需要解決這個問題，處理掉這些「鬧事者」。
第三，青年學生中的大多數是十餘年來階級歧視政策（所謂「有成分論」）的受害者，他們對「文革」初期體現毛澤東政權階級歧視政策而盛行一時的那個「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持強烈憎惡和反對態度。特別是青年思想家遇羅克《出身論》的發表在全國引起山呼海嘯般強烈的社會共鳴、產生巨大的心靈震撼力和思想離心力，對毛澤東政權十餘年來實行的政治歧視政策起到徹底的思想顛覆作用和理論摧毀力。此時，中國最有思想魅力和精神號召力的人不是毛澤東，而是北京一介素樸青年遇羅克。思想的種子已經紮根在全國青年心靈中，它們是要發芽、成長的。這代青年十多歲，毛澤東已成老朽。按照中國政治的特點，「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專制者一日不死，他的邪惡決不會罷手，儘管他的死並不意味著邪惡就會停止。在中國，似乎只有自然規律才能指望。毛澤東集團出於本能地意識到青年中這種思想批判力的巨大威脅性，他們強烈地意識到中國已經產生了一位年輕的思想家和億萬人的精神領袖。毛澤東要儘早下手，一方面秘密逮捕和槍殺遇羅克（1968年1月、1970年3月），另方面盡快拋棄這一代醒悟的青年，解決這個政權的巨大隱患。
第四，毛澤東很清楚，他手上的血債太多，他的政權十九年來不停頓地開展疾風暴雨般的各種鎮壓、清洗、批判、流放運動，被他「關、管、殺」的人多達數百萬、上千萬，僅三年大饑饉死難者就高達三四千萬人。對於這些受難者家庭，這個政權的暴行無異於殺父殺母、殺兄殺姊之血海深仇。這些受害者連帶的親屬，則需至少以十倍計算，那將是一個揮手即可輕輕顛覆政權的四五億人口。毛澤東十九年來不斷作惡、又時時憂慮作惡招致個人復仇和政權傾覆。這就是為什麼他不斷制定愈來愈嚴格的「階級路線」即政治歧視政策（無論招生招工還是參軍）、規定家屬中有「關、管、殺」者不可使用；這就是為什麼他深居宮中卻惶恐忐忑、連女人的腳步聲都嚇得一驚。他要處理這些具有潛在威脅力的青年一代。
第五，緊張的國際關係、特別是與蘇共政權的衝突，使毛氏心懷憂懼。蘇軍陳兵西北、蒙古、東北邊境，蘇軍坦克部隊隨時可以揮師長驅直入中國疆土，轟炸機隨時可以摧毀中國西北核武基地和內地要害設施。按照毛澤東老掉牙的所謂「人民戰爭思想」和所謂「要準備打仗」這種吹風動員式宣傳，他需要大批青年到西北邊疆、內蒙草原、東北邊疆去充當戰時炮灰、為他豁命「衛國」（1969年3月中蘇在東北邊境珍寶島爆發一場局部戰爭），同時又可借蘇軍之手處理掉這些青年（朝鮮戰爭中他已玩過這一手，即借美軍飛機大砲解決了他手中無法安置的幾十萬為他打天下的中國農民軍，送他們一個「保家衛國」「最可愛的人」稱號）。
上述問題必是毛澤東日夜算計、亟需解決的大事。他決定採取對全國各大城市青年集體勞改、集體流放到邊疆四陲和外省農村、讓軍隊（軍墾農場即軍事管制）、農村基幹民兵把這些城市青年輕而易舉地消化掉，讓槍桿子、鋤把子、泥腿子把他們看管起來，就像對待「四類分子」那樣把他們遷出都市、交給農民監管。這就是毛澤東的所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政治實質。
五
1968年開始的「上山下鄉運動」，最初以老三屆學生「畢業分配」為名。這種畢業分配本身，也貫徹著政治歧視政策。以北京的畢業分配為例，當時最好的工作是留在北京的某個小廠小店，還有參軍、三線工廠（例如陝西山溝裡的汽車製造廠），但是名額極少，這類工作給了那些「出身好、表現好」「政治可靠」的團幹部之類。剩下的學生全部上山下鄉，即到邊疆和農村去當農民，沒有工資、沒有勞保、沒有社會福利。這些青年，大都是家庭出身不那麼紅的，諸如職員、業主或父母雖是所謂革命幹部或高幹但卻成了「走資派」、歷史有問題或靠邊站失了寵的（諸如習仲勳等人的子女）。這種「畢業分配」顯然是出身歧視、政治歧視。
把這些政治上「有問題」的人及其子弟驅逐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本是毛澤東集團大講階級鬥爭、階級專政以來一直深懷在心的謀略之一。他的「好學生」柯慶施主管上海時從五十年代後期就積極採取這項政治驅逐和城市淨化政策，名義上說是「支援邊疆建設」、實際上是驅逐政治「異己分子」及其子女，號召他們去青海、新疆等邊疆地區，使上海成為「五無」城市（無「地富反壞右」）。1966年「文革」中，毛澤東利用「紅衛兵」打家劫舍、大規模押解「五類分子」離開北京回原籍落戶，意在消除肘腋之患。
在驅逐北京青年上山下鄉過程中，毛澤東集團運用了某些手腕，使青年學生及其家庭人心惶惶，產生很大心理壓力。比如下鄉地點和省份，從地理位置看，一個比一個遠，從生活條件看，一個比一個差。第一批是東北中蘇邊境興凱湖附近的軍墾農場，第二批是內蒙插隊，第三批是山西插隊，第四批是陝西插隊，第五批是云南西雙版納農場等等。在那個愁云慘霧日日籠罩、政治壓力無所不在的年代，家家父母憂慮子女的未來，每個青年都陷於心靈惆悵之中，無人不談論上山下鄉，無人不憤怒世道邪惡。
六
這一代人，是最不幸的一代。他們的父母，出生在民國20年代，享受過個人自由和現代文明，他們的下一代出生在80年代，也多了一點物質和自由。惟獨他們這一代，被毛澤東的吹鼓手們說成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最幸福的一代」，殊不知這是最大的不幸。他們會明白這一點：生在什麼時代，都不要生在毛澤東時代；長在什麼旗幟下，都不要長在共產黨的紅旗下——這是一個吃人不吐骨頭、活著遭人踐踏、死了還受凌辱的畜生不如的時代。
這代青年人，出生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10歲左右少年時代長身體時卻遇到毛澤東集團人為造成的三年大饑荒，這代少年整天在飢餓中；在智力成長時期，卻遭遇禁書禁言、封閉頭腦、反對刻苦讀書、反對白專道路，遭遇階級鬥爭、階級專政、做紅色接班人的洗腦灌輸，最終陷入十年「文革」、學校停課、學生被趕到無書可讀的農村去接受農民的「教育」，一個大流氓誤了整個民族及其兩代至三代人。這一代青年的人權完全被剝奪，他們在「文革」中集體失學、集體失業後，又被這個政權拋到邊疆荒野、窮山惡水、集體流放、集體勞改。到了成家立業的年齡，他們卻既沒家又沒業、無法自立、雙手空空、一臉無奈。人生如浮萍，萬事無根底，毛澤東政權為這代人鑄就一生悲劇，苦難「文革」使他們幾乎徹底毀滅。
至於在邊疆軍墾、農村插隊發生的各種悲劇、出現的各種慘事，青年絕望、抗爭、傷殘、自殺、被殺、殘殺、女青年傷身受辱、無奈嫁人以及各種愛情悲劇、婚姻悲劇、家庭悲劇，幾乎每一個有插隊青年的村落都必有這類事件發生、必有一言難盡的苦難故事。青年相逢，無須相識，天南地北，一身落拓，無不開口罵他娘，閉口罵他祖宗，插隊青年就是弟兄，苦難就是共同語言，憤怒就是共同情感。
1978年，全國下鄉青年發起聲勢浩大的社會抗議運動。他們罷工、罷農、橫臥鐵軌、攔截火車、長途跋涉、挺進城市，向共產黨政權發出憤怒的抗議之聲、伸張自己的神聖人權，要求回城的權利、工作的權利、居住的權利，要求還我青春、還我尊嚴。從東北生產建設兵團到云南生產建設兵團，數百萬下鄉青年怒潮湧起、狂飆突進，迫使共產黨政權不得不退讓。云南生產建設兵團知青作家鄧賢的報告文學作品《中國知青夢》、東北生產建設兵團知青作家梁曉聲的小說《今夜有暴風雪》都曾對這一重大事件做過描述。
回到城裡，他們發現自己成了被城市社會遺忘了的一代人，他們找不到生活的位置，他們無處居住，沒有工作，到處遭白眼。他們成了社會的賤民，成了「多餘的人」。他們一事無成，除了手上老繭厚厚，臉上皺紋浮起，話語也帶上農村地方口音或口頭語，舉止不拘小節，說話罵罵咧咧，活脫一個老農。女的談婚論嫁，也已一把年紀，在農村早已是兩個娃的娘了。他們失去的不僅僅是青春。
七
「知識青年」問題、「上山下鄉運動」以及這代人的悲劇命運，應當是「文革」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四十年來，我們看到太多的文字是宮廷式內鬥、高官的失意、公子哥兒的落魄，卻沒有對「知青」的悲劇和平民的苦難做的真切揭露和研究。中國一向看客多，不知自己就是台上的主人，卻矮子觀場似地成了台下的看客和談客。
「文革」中的一代青年的悲劇命運，是一部偉大文學作品的絕好素材。可惜，中國文人缺少思想和骨氣、真誠和血質，惟獨不缺急功近利、政治俗氣，這是他們難以成就文化大氣的重要原因。一個作家，如果沒有悲劇意識、人道情懷，怎能把握這樣的「知青」題材？嚴肅的文學作品，擔負著民族的苦難和心靈的創痛，擔負著人類的道義和良知的責任。
面對「文革」，面對1949年以來的政治黑暗和社會悲劇，中國民族需要集體反思這段民族痛史和心靈痛史。當年知青如今已年屆六旬，人人有責任寫出自己所歷所知的人生痛史，為那個黑暗時期留下歷史記錄。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