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9日訊】今天我們來談一下跟十八大有關的一些問題。
瘋狂的安保
有人統計過，從奧運會開始，提出來北京在重大政治活動期間的安全保衛工作成為了一種模式。到奧運結束以後，這個龐大的安保就形成了一個利益集團，就說他們的存在和他們的利益是和北京舉行的重大政治活動緊密連在一起的。所以後來就提出來「奧運安保常態化」，就變成這個團體這個利益集團的日常工作。這以後就是以奧運安保變成一個基點、參考點，以後的任何重大活動的安保就要從這個常態化的基點上再往上加，才能夠算是加強了的安保。所以後來的安保就越來越強。
奧運的安保人員當時是11萬人，到了第二年，中共建政60年活動的時候，北京市投入的安保是140萬人，差不多就是每10個北京人就有1個是參與安保的，這還不包括北京周邊的護城河工程的那些省份他們投入的人力，你像當時河北省就投入了72萬人；在這以後的3年，每年的兩會，安保人員投入都是高達70萬人；這次十八大又投入了140萬人（注：後官方宣布180萬人）。
這次十八大之前的安保工作，一個是比較常規的，就是對活躍人士進行監控、軟禁、判刑，你像判刑的就有曹海波，他是鹽城人，而且他在昆明工作，跟北京沒有任何關係，他建了一個名字叫作《振華會》的QQ群，只是一群年輕人通過這種方式來討論、議論時政，可能在清談當中還談到了民主理念。他在1年前被抓的，但是突然在11月1日，就是幾天前被昆明市中級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秘密判8年有期徒刑。這個一般人認為跟十八大之前的安保是有關係的。
另外就是在鄭州有4位青年撕毛澤東的像，其中曹小東他是在大學畢業以後從事愛滋感染者的救助工作的，被鄭州警方帶走，一直無法跟他取得聯繫；警方說他和前來看望的女友自行離去的，但是外界一直跟他取得不了聯繫。也有一種說法是撕毛像的4名青年都被警方扣留。另外就是平常比較敢說話的，或者是參與維權活動的，這些人都被趕出了北京，包括胡佳、劉曉原律師、江天勇律師等等。
更絕的是一些匪夷所思的措施，當然都可以有所解釋，你像北京市出租車，它把乘客座位的車窗搖把都全部取下，這是規定的，可能是怕乘客撒傳單；另外，北京市不准放鴿子，不知是怕鴿子會傳遞秘密情報，還是怕鴿子會拉屎掉到代表的頭上？不過北京市所有湖上的遊船全部停運，民間倒是給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答案，就是「不許複製成功」，指的是中共當年在浙江南湖遊船上開一大，最後從這裡發展起來，最後奪取了中國政權的這個故事。
從中共在浙江南湖遊船上面開一大，到今天開十八大，它至少有一條是沒有改變的，就是偷偷摸摸的地下黨的作風沒有變。當年在一條小船上躲著開會，今天是在北京的一個大廳裡面開會，外面用140萬人保護，性質還是躲著開會。
十八大之前打響了一個叫作「保衛十八大的戰役」，你說北京武警總隊去保衛十八大，還勉強說得過去，西藏的武警要保什麼十八大？當然了，像這種緊張的情緒有兩種可能，一種就是中共自己認為它的敵人太多了，四面楚歌，視全國民眾都是它的敵人了，所以它才需要這樣子嚴格的去防範；還有一種可能就是防止黨內的某個派系去發動類似政變性質的攻擊。
不管是哪一種可能性，這個是統治者的心態，別人只能去猜。不管是哪一種，當需要動用140萬人去保衛一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這個黨的政權已經是保不住了。所以說今天中共的情況要比101年前武昌槍響之前的滿清王朝還要糟糕。
中共會否定馬列毛嗎
講到十八大，我們就要講一個十八大很可能出現的現象，就是叫「去馬列毛化」，去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可能要去掉。上一次我們已經分析了，這次我們再繼續分析一下。是因為剛剛開完的十七屆七中全會，這個全會是十八大的預備會議，就是說把一些提交十八大的提案和草案先在七中全會上通過一下，讓大家過目一下，或者討論一下，準備好給十八大提出。
儘管十八大的網站已經開了，也有七中全會11月1日召開的消息，但是實際上在開會的時候，無論是新華社還是《人民日報》，在會議召開的時候都沒有提這個會議，這個會議是到4日會議結束以後，以公報的形式宣布的。當時開會的消息，就是11月1日開會的消息，實際上是重複報導了一個一個多月前，9月28日政治局決定開這個會議的新聞。
根據原來的安排，十七屆七中全會審議了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在十八大上的報告，還有就是將在十八大提出來的修改黨章的報告的內容，是在七中全會上審議的。這些內容事先中共官方的媒體也並沒有詳細的披露，倒是香港的中共媒體，《文匯報》和《大公報》在事前比較具體的提到，在這個會議上會審議對薄熙來和前鐵道部長劉志軍的審查報告。
根據目前中共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統治危機和上面這些消息，我認為七中全會最重要的議題就是黨章修改草案。中共是一個非常奇特的政黨，其中有一個特點就是它的黨章從來就不穩定，一直在不停的修改，每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都會修改黨章，黨章修改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規定中共的性質和它的指導思想。
原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到了1997年十五大的時候，加進去了一個鄧小平理論；2002年十六大的時候，加進了一個江澤民的三代表；2007年十七大加進了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就這樣一來，每一代中共實際的領導人都把自己的私貨塞進了黨章。
如果沒有王立軍出走美領館這件事情發生的話，那麼十八大的黨章很可能是從1997年十五大以來第一次不增加帶個人色彩的指導思想，因為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已經在十七大加進去了，十八大是沒有東西可加的。
這些理論指導思想所遺留下來的混亂是顯而易見的，中共領導層怎麼去解決這種混亂呢？它基本上誰當政，那只要在他當政的期間能夠把自己的那些東西塞到黨章裡面去就可以了。那種心態就是我死了以後，哪怕洪水滔天，把混亂留給後人。後人怎麼辦呢？它的應急的方法就是每次加進去一個東西以後，就通過一些令人討厭的大話、套話去玩文字遊戲，把完全不相干的，甚至矛盾的東西，把它揉到一起去。
對於絕大多數的民眾來說的話，這個問題並不是很大，因為反正沒有人會感興趣去閱讀它，當然也不會去追究這裡面存在的矛盾。對於黨員幹部來說的話，學習這種混亂的思想體系，正好起到了一個「指鹿為馬」的作用，因為你不能去深究，你一深究的話你就犯錯誤了。所以在黨內，特別在領導層內，能夠堅持下來，而不出現精神分裂症狀的，那就是現在的共產黨的幹部。所以為什麼現在黨的幹部很多都是有雙重人格或者多重人格的呢，實際上跟它的指導思想當中的多重人格是有直接關係的。
現在是這樣，民眾不在乎，你怎麼寫都可以，黨員幹部也不去追究，指鹿為馬，但是不表示這個問題就沒有了，就這些問題、這些矛盾都存在，就是在等待機會爆發。所以薄熙來他就利用了這套理論體系當中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實踐去呼風喚雨，最終終於對中共領導層形成了重大威脅。
實際上中共高層未必沒有意識到這個威脅，但是實際上中共已經沒有了自我糾正的能力，或者嚴格的說，中共從來就沒有自我糾正的機制，就是每一個錯誤在犯的時候，即使大家意識到了，都不可能去糾正它，只能等待這個錯誤最終造成了重大的災難，使系統崩潰了，才有可能在事後被迫進行調整。
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人，他沒有這個機制，也沒有這個能力去反擊，這是指在薄熙來用毛澤東思想和文革的理論體系對當時的中央進行挑戰的這件事情上。因此，薄熙來雖然倒了，但是嚴格的說，在意識形態方面，薄熙來並沒有失敗。那麼中共它要在這方面取得勝利，或者說把薄熙來打下去的話，它很可能會通過修改黨章這個步驟來悄悄的宣布薄熙來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非法性，就是補一課。
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去毛化」至少在目前對中共來說是必須要做的。但是它不能把毛澤東思想單獨抽出去，因為畢竟你把它單獨出去，變成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這個是很難講得過去的。那麼還可以把馬列主義也抽掉，就除了抽掉毛澤東思想，把馬列主義也抽掉。這個事情已經有跡象了，畢竟毛澤東的革命打打殺殺的理論是從馬列那裡來的，所以僅僅去毛化是不夠的，因為人家還可以從共產黨更老的祖宗那裡去找根據，所以很可能就是把馬、列、毛一起都去掉。
這個看上去有點四不像，你說中國共產黨是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武裝起來的政黨，聽著都有點不太對頭，那好在是這三個理論對於中共現在的權力集團的威脅沒有這麼大了，所以很可能要採用。
還有一個選項就是把現有的中共的理論體系全部都放棄，馬、列、毛、鄧、江、胡，誰都不要了，反正在十七大修改黨章的時候，還說一句話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個說法，就是空洞的一個說法，沒有具體內容，什麼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沒有具體內容。用這個取代也不是不可能，也不是不可以。
在剛剛閉幕的十七屆七中全會的公報上面，它的提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這個提法「去馬列毛化」已經非常明顯了，可以說這是已經成為定論了。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說法作為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對十八大的報告是可以的，因為它僅僅總結過去5年的事情，它不需要再提再以前的。但是作為黨章的提法，這個對中共是有潛在的致命威脅的，因為對於中共這樣一個政黨來說的話，它的理論體系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說對中共來說是生命攸關的。上面這種提法作為唬弄人的應急措施是可以的。當然幾個文人黨校教授坐在那裡還能編出一些更好聽的說法來，但是一個理論體系不是幾個人花幾天、幾個月，甚至幾年坐在那裡就可以編出來的，特別是在中共的這種理論隊伍裡面。這還不算，我們還不把另外一個事實算在裡面，就是馬列主義的整個體系都是和這個世界格格不入的，馬列主義體系本身生存都很困難，更不要說要撇開馬列的這個原來的完整的系統去另建一個系統。
如果真正的在黨章裡面「去馬列毛化」，中共立刻就變成了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就是連自己的來源都成了問題，它的政權的合法性就更無從談起，這是中共與生俱來的基因病，這個是沒有治的。
一個政權的合法性需要有道統的來源，中華民國推翻滿清，按照孫中山的說法，是中國有一個道統，堯、舜、禹、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所以他是從中國最傳統的文化，而且是最早最早的文化當中去找他的道統的基礎。
中共成立的政權，它是把自己和中華文明的聯繫徹底切割了，它的合法性，這個政權的合法性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共這個政黨也是的。任何政黨也一樣，都要有一個來源，要有一個根，特別是像在中國這種文化傳統的國家。前幾天，中共自己還提出來說，中共不政改是理論不足，不是害怕民主。如果要來個「去毛化」，或者是「去馬列毛化」的話，那麼理論上的問題就不是什麼理論不足的問題了，那是要中共的命。
當然還有一種作法，就是不去大動干戈，不去公開的「去馬列毛化」，我說的是在黨章上，就是維持現狀。但是顯然中共通過薄熙來事件已經充分認識到，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革命理論，對自己的統治是個重大的威脅。因為中共已經完成了從革命者到革命對象的轉變。因此它現在面臨的就是改也滅亡，不改也滅亡，就是看走哪一條路滅亡得快一些。
統治格局的調整變化
另外一個，十八大以後可能我們會看到一個統治格局有調整和變化。
關於薄熙來的處理，在這之前已經決定了，更改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七中全會無非就是確認這個處理的決定，走一個程序。如果在以後對薄熙來的具體的處理方面有變化的話，那無非就是《紐約時報》發表了溫家寶家人的財產這篇文章以後，最高層可能覺得有必要對他加重，就是在原來決定的基礎上可能處理得更重而已，這個我們上次已經討論過了。
不過對薄熙來的處理本來就遺留了一個重大的隱患，就是沒有公開直接的處理他政變的盟友周永康；但最近的局勢變化，很可能會改變這一點。就是說如果在這之前，彭博社對習近平家人財富的文章的曝光是屬於偶發事件的話，那麼再加上《紐約時報》對溫家寶家人的財富的文章，這兩個問題加在一起考慮的話，不管這兩篇文章的作者是怎麼想，或者什麼背景，中共高層一定會把它看成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一個跟周永康有關的，對今年以來發生的事情的一個報復性行動。所以這也是中共必須面對並且解決的一大問題。
這裡有幾個層面，一個層面就是周永康和江澤民的殘餘在薄熙來的問題上繼續興風作浪。目前有些跡象表明中共正在著手做一些事情，比如說取消了江澤民保留在軍委的辦公室等等，相信到了十八大以後周永康退休仍然有很大空間可以去處理他。不過我個人認為，這些問題是屬於執行上的問題，它不會也不需要在七中全會或者十八大上討論，因為全國代表大會或者是全體中央委員會範圍都太大了，不適合處理這些具體問題。中共歷史上這一類問題都不是在全國代表大會上解決的，在政治局或者在政治局常委這一級操作的可能性更大。
中共現在實際上真正面對的問題是，要不要繼續從江澤民開始的用「反腐」名義進行權力鬥爭的這個模式。中共固然它是不遵守人類的任何規矩的，但是作為一個最大的黑幫組織，它自己內部是有一些幫規的，你說它潛規則也好，你說它內部規定也好，是心照不宣的。比如這個選擇性打擊腐敗，消滅異已，就是潛規則之一，而且是很重要的遣規則，它已經成為黨內權力鬥爭的標準程序了。
《彭博社》和《紐約時報》的文章不會對中共的權力布局造成很大的影響，但是確實會讓中共高層考慮是不是要對這種做法做出某種限制，或者說制定出某些規則來，以免局勢失控造成兩敗俱傷，或者整個中共的垮台。
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即使是溫家寶或者是通過他的家人委託律師做出了不同尋常的回應，甚至可以說史無前例的回應，這種做法只會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特例，不會有其他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在遇到類似情況的時候，做出類似的公開回應的，政治局常委更不會因為這個就通過被多次否定的公開財產的所謂「陽光法案」。
倒不是說政治局常委或是委員們沒有辦法去隱瞞他們真實的收入，就是現在公布的話，我相信政治局委員和常委們的個人財產也不會說多到多少。因為個人財產的定義，家人親屬的財產怎麼定義，隱性資產怎麼確認，所有這些規定即使制定，法案、規定都是這些人定的，一旦公布出來以後我相信這些人的清廉程度會讓人吃驚，因為他不會把財產都名義上放在需要公布的他的個人財產名下的。不能公布財產並不一定說公布出來這些人財產就多得讓人嚇倒，而是說不容許這種挑戰權力核心集團的想法存在，更不要說做法了。所以不可能因為溫家寶一個人做出了這種舉動就會通過陽光法案。
另外一方面看，這些背後運作的潛規則的制定不會在十八大上討論，也不需要在十八大上在全體代表會議上進行討論，十八大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權力移交。這個權力移交我認為重要的並不是哪7個人入常，甚至都不是7個常委還是9個常委。對於目前的統治集團而言，它的權力格局的改變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就是江系集團的勢力和影響力都將繼續減弱到最小，政法委的權力也被削弱，但是對於整個中國和對中國的歷史而言，中共統治的性質並沒有很大的變化。司法系統作為中共的工具還將繼續胡作非為，只是說不一定在政法委的名下了，中共的權力集團繼續霸占中國財富和中國資源的情況不會有很大的改變，社會矛盾還將繼續激化。
七中全會可能還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提交十八大討論的內容裡面會不會有一些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大的綱領性的說法。關於政治體制改革我們已經討論過不少了，簡單的說，我不認為中共曾經有過政改，這和中共自己宣傳的，說它的政治體制改革一直沒有停止過這種說法是完全相反的。中共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最多也就是在行政調整的水平上，從來就沒有達到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的層面。
然而中共現在確實面臨著大清帝國最後的階段同樣的問題，就是說體制上的矛盾，已經使中共的統治難以為繼了，這和經濟發展沒有關係。從經濟發展的速度和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比重看，中共過去30年的經濟成就，並不比清朝時候洋務運動更出色。清廷最後決定開始憲政改革的時候，當然是被迫的，但是那時候的條件畢竟是整個社會有相當成熟的基礎和相當程度的支持。就是在那種情況下仍然沒有能夠救得了大清。
而中共今天可以說是已經走過了清廷當時憲政改革的那個機會，已經過去了，而中共比當時的清廷有更多的弊端，能夠得到的權勢集團和民間的支持更少，而中共欠債更多。更不要說就是這樣的話，中共還遠遠沒有提出當時清廷提出的改革方案。
所以我認為中共會在七中全會和十八大，適度的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設想；十八大以後甚至會為了收買人心，在適當的時候從新評價一些歷史問題，包括現在有人提出可能會適度評價「六四」問題。但是肯定的說，有意義的政治體制的變化不可能在中共的統治下發生，如要發生的話就說在中共的崩潰的過程當中發生，這是可能的。中共所施行的任何措施都救不了病入膏肓的中共，這是肯定的。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