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17日訊】《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同上）稱「中國共產黨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可是，又說：「中國抗日戰爭逐漸形成戰略上互相配合的兩個戰場，一個是主要由國民黨軍隊擔負的正面戰場，一個是由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為主擔負的敵後戰場。」整個抗戰，中國軍隊的22 次會戰，1117次戰役，38931次戰鬥，在中國斃命的日寇將領共129名，其中，只有3位是死於跟八路軍的戰鬥中。八年抗戰，共消滅日偽軍128萬人，其中國民黨消滅120萬，共產黨只消滅8萬多人。（柳風：《血祭太陽旗》，中央編譯出版社，1994年）陣亡的261名抗日將軍中，中共只有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在突圍時陣亡。當時，在敵人炮火猛烈轟擊下，左權一再叮囑手下官兵臥倒，以避免無謂犧牲。奇怪的是他自己卻獨自繼續前進，身邊沒有一個衛兵。這是他因在肅反時被誣陷為托派近十年而心中痛苦，不顧危險，以死證明清白所致（散木：《左權的烈死與子虛烏有的「托派」嫌疑》，《文史精華》，2003年第2期；吳元浩主編：《往事鉤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
所以，1961年1月24日，毛澤東會見日本社會黨議員黑田壽男等人說：「日本軍閥過去佔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中國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我們現在還在山裡，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劇了。正是因為日本皇軍佔領了大半個中國，對中國人民來說已沒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覺悟起來開始武裝鬥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以後的解放戰爭創造了勝利的條件。日本壟斷資本和軍閥給我們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倒想感謝日本軍閥。」1972年，中日建交的時候，毛澤東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時說：「不是對不起啊，你們有功啊，為啥有功呢？因為你們要不是發動侵華戰爭的話，我們共產黨怎麼能夠強大？我們怎麼能夠奪權哪？怎麼能夠把蔣介石打敗呀？我們如何感謝你們？我們不要你們戰爭賠償！」（《田中角榮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8月）
七、延安整風
高中《中國近代現代史》下冊（同上）44頁介紹「延安整風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同上）也說「延安整風是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在全黨範圍內確立了起來。」實際上恰恰相反，毛澤東通過整風確立了其最高地位，把中共變成一架馴服的機器。「……斯諾夫人海倫對我們說，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時，人們還愛說笑話，看見毛澤東走過後有人還擠擠眼說：『上帝走了。』七年後，沒人再敢這麼說了。冷嘲熱諷，幽默，說俏皮話，發牢騷，都可能被打成『特務』。」（[英]張戎、喬•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香港]開放出版社，2006年9月）
何方在全面總結延安整風的結果時指出：「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思想地位」，「牢固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中的最高領袖地位，實現了一元化領導體制」，「創立了一整套思想作風與工作方法」，「延安整風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也取得一定成效」。「延安整風開創了用群眾運動進行思想改造的先河，加深了黨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和偏見，並進而造成對一切知識的輕視。」「延安整風貶低了理論學習的重要，妨礙了理論上的發展創新，束縛了人們的思想，使黨（後來影響到全國）的理論水平得不到提高。」「作為延安整風重要組成部分的搶救運動，是黨在肅反問題上一貫犯『左』傾路線錯誤的一次重要演練，還為以後各種政治運動創造了範式。」「延安整風從理論上到組織上為個人崇拜奠定了基礎，後來又不斷得到加強。」「延安整風確立的一元化領導體制，使一黨專政和書記獨裁（個人說了算）法制化。從『黨是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演變為黨領導一切。」「整風創立了壟斷與管理意識形態的體制及其表現形式延安文風。」「整風中以《聯共黨史》為榜樣作出的《歷史決議》，和以此為基礎創建的中共黨史編纂學。……以人劃線，為尊者諱，隱惡揚善等個人崇拜精神。由毛澤東增刪修改七次的《歷史決議》，為黨史學以至整個現代史設定了框架和體系。黨史的研究和寫作，雖在『文革』後的撥亂反正中有一些突破，但基本框架至今未動，而且『只此一家』，不許爭鳴，遍設禁區，不得踰越，使黨史研究政治化和神秘化，成為一門不講科學的學科。」「整風造成工作和時間的重大損失。」（《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
延安整風是此後中共歷次運動的預演。對於整風中「搶救運動」的迫害，高中《中國近代現代史》下冊（同上）45頁只簡短地說：「在整風中，對敵情作了過分的估計，在對全黨幹部組織審查階段，進行了過火的鬥爭，造成一些冤假錯案。中共中央及時糾正了這一錯誤。」據毛澤東的俄語翻譯師哲披露，「1943年5—6月間，……刑訊逼供成為審查中的主要手段。普遍的刑罰有將受審人員吊在樑上，施以鞭打，或加之拳打腳踢。……保安處常用的刑罰有：老虎凳、鞭打、長時間帶手銬、綁在十字架上抽打受審者，……1943年夏秋之後，各機關、學校大門緊閉，門口由警衛把守，延安的人們已中斷互相往來，『誰也不敢理誰』（王德芬語），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紹信才能辦事。入夜，延安萬籟俱寂，聽不到一點聲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九十年代初，有史料稱，延安所屬各縣在『搶救』中，被挖出的『特務』共2463名，隴東地區外來知識分子幾乎99％被當作『失足者』給『搶救』過。在這一時期，僅延安一地自殺者就達五、六十人。」還有一類人被失蹤。1947年春，國民黨軍隊進攻延安，中共的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特別研究員、翻譯王實味等一百多人在黃河邊全部被秘密冤殺。當年被冤殺的還有長期被關押的4名外國人，其中3名俄羅斯人、一名南斯拉夫人，他們本是假道中共根據地設法去南洋或澳洲謀生的。「……到了1966年文革爆發，毛更將他在整風期間提拔的劉少奇、彭真、陸定一等全部打翻在地，劉少奇等只能束手待斃，連招架之力也沒有——怨怪毛澤東也不全對，難道不是因為他們才直接、間接造成了這一切！當年不正是劉少奇等將毛澤東捧為至尊至聖，使毛獲得了予取予奪、凌駕於全黨、無人能予制衡的絕對權力！現在劉少奇等意識到這一點已太晚，這正印證了毛澤東的一句名言：『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李潔非、楊劼：《解讀延安——文學、知識分子和文化》，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年8月）
八、國共內戰的長春之戰
高中《中國近代現代史》下冊（同上）61頁介紹遼瀋戰戰役時，有這樣簡短的文字：「被圍困的長春守敵，一部分起義，一部分投誠，長春解放。」寥寥22個字掩蓋了超過南京大屠殺的悲劇。中共對長春半年的圍困，連百姓出城都不准，「十萬個解放軍圍於城外，十萬個國軍守於城內，近百萬的長春市民困在家中。不願意坐以待斃的人，就往外走，可是外面的封鎖線，除了炮火器械和密集的兵力之外，是深挖的壕溝、綿密的鐵絲網、危險的高壓電網。」「圍城開始時，長春市的市民人口說是有五十萬，但是城裡頭有無數外地湧進來的難民鄉親，總人數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萬。圍城結束時，共軍的統計說，剩下十七萬人。」（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香港天地出版社，2009年9月）另有真實記錄遼瀋戰役慘烈的《雪白血紅》（張正隆，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8月）成了禁書，作者被王震下令拘捕關押了7個月（姜維平：《中國政改的希望所在》）。
九、《論聯合政府》、民主黨派和《共同綱領》
對毛澤東作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同上）沒有介紹和摘錄，僅僅在閱讀文獻中列了書目。我們在《論聯合政府》中可以看到，毛澤東提出「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並說：「有些人懷疑共產黨得勢之後，是否會學俄國那樣，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制度。我們的答覆是：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原則上的不同的。毫無疑義，我們這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但是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佔政府機構的制度。」「『軍隊是國家的』，非常之正確，世界上沒有一個軍隊不是屬於國家的。但是什麼國家呢？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封建法西斯獨裁的國家，還是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中國只應該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並在這個基礎之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中國的一切軍隊都應該屬於這個國家的這個政府，藉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對外國侵略者。」對比此後的歷史和現實，完全與毛和中共的承諾相反。
大陸歷史教科書中，介紹民主黨派反對國民黨專制、支持中共方面有很多篇幅，但是，對中共建政後民主黨派的命運難見真實記錄。章立凡（著名民主人士、全國政協常委委員、原糧食部部長、著名「右派分子」章乃器之子）在《中國民主黨派的變遷》（2007年8月18日三味書屋演講）中總結說：「在早期，民主黨派曾作為中共的盟友，是聯合政府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員。然而，到50年代，特別是1957年以後，民主黨派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政治生活中變成被改造的對象。歷經十年的文革，民主黨派重新在政治舞台上露面，曾經一度好像也起點作用，但很快被規範為參政黨，而從胡總書記這屆開始，確實以實際行動在提升民主黨派的作用。我覺得，中共對民主黨派的改造是成功的，把它變成了一個馴服工具。這是一個成功，同時也是一種失敗。在把同盟者變成一個聽話的僕從後，同盟者就不會對你進行有效的監督和提出善意的建議。……我們有一種黨文化，但我們不見得有現代意義的政黨。我們現有的民主黨派，將應具備的政黨基本屬性剝奪乾淨，淪為政權的配套部分、一個附屬機關。或者說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特色，直接說法就是政治花瓶。實際上，這對執政黨而言不是一件好事，執政黨只能獨自面對改革和政治生活中的內外壓力，它不再有一個緩衝力量折衝其間。對民主黨派而言也是如此，隨著市場經濟復興，國人權利意識的喚醒，許多知識分子參與維權活動，而我們卻見不到民主黨派成員的身影。當我們熱烈討論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也沒有看到民主黨派有什麼有特色的進言，包括在民主社會主義這一類討論，亦看不到民主黨派的發言。我覺得民主黨派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經過中共多年的改造已被大大削弱。」
關於《共同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1949年9月29日），大陸歷史教科書都有介紹，可以看出綱領中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這句話，更沒有提「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可是，2004年3月14日經過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卻將中共一黨的意識形態和「四項基本原則」列入其中：「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
「政協通過的共同綱領是一個大憲章式的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合法性就來自共同綱領，但到1954年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後，政協變成了一個統一戰線組織，也就是只是一個諮詢機構，不再具有立法和監察的權力。此後，政協的主要功能就是學習，政協還成立了一個學習委員會。」「到1989年底，中央出台了一個文件，第一次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民主黨派是參政黨的提法。在此之前，有關民主黨派的定位很是模糊，民主黨派始終認為自己是執政黨之一。但1989年這個文件出來以後，民主黨派的名份改為了參政黨。從40年代開始到1949年成立的聯合政府，它什麼時候結束，我們不知道，但在這個文件中可以看出，聯合政府的概念從此消失。」（章立凡：《中國民主黨派的變遷》）由此可以看出，中共一黨專制發展的軌跡。
十、土改、鎮反、肅反、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等運動
高中《中國近代現代史》下冊（同上）介紹土改、鎮反、肅反、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時，沒有透露其中的野蠻殘酷。
中共建政前後，為了爭取農民的支持，先進行暴力土地改革，剝奪地主，分土地給農民。土改中出現了按比例鬥爭、亂打濫殺的血腥現象，「導致中國農村中相當一部分生產經營的精英，乃至他們的子孫，都成了政治運動的犧牲品。」（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1]，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秦暉：《暴力土改的實質是逼農民納「投名狀」》，《文史參考》，2012年第8期）據專家保守估計，當年的土改有200萬「地主分子」被殺死（含自殺），一位美國學者甚至估計有多達450 萬人在土改中死亡。1956年9月，劉少奇在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解釋了土改真正的政治目的：「我們黨沒有採取單純依靠行政命令、『恩賜』農民土地的辦法去進行土地改革。……用徹底發動農民群眾的群眾路線的方法，充分地啟發農民特別是貧農的階級覺悟，經過農民自己的鬥爭，完成了這一任務。……由於我們採取了這樣的方法，廣大的農民就站立起來，組織起來，緊緊地跟了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走……」（《李肅：斗地主的真相和目的》）中共建政後，貧窮農民的土地夢做了還不到兩年，又被收歸國有，強制搞合作化、集體化，農民被納入國家經濟控制，成為現代農奴，為工業積累提供犧牲。
1950 年代初鎮反運動的對象除了土匪，大都是「起義」投降後解職返鄉者，被俘後釋放返鄉者；退役返鄉已有數年，或閒居，或從商，或從事其它職業（如教師、律師等）者。全國共殲滅土匪240餘萬，關押各種反革命分子127萬，管制23萬，殺掉7l萬。肅反運動是肅清暗藏在黨政機關、革命團體、民主黨派內部的反革命分子、台灣特務。共逮捕了214470人，判死刑21715人，非正常死亡（自殺、刑訊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監獄、勞改中折磨致死）53230人。打擊了 140多萬幹部和知識分子，錯案率超過94%。（信力建：《鎮反與肅反》，《北京之春》2010年12月號）
在三反五反運動的同時，中共開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實際上是一次變相的強行掠奪。很多資本家被逼自殺，「僅據上海從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統計，因運動而自殺者就達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殺人數幾乎都在10人以上，其數字相當驚人。而且，有不少資本家更選擇夫妻一同自盡，甚或帶著孩子一同自殺。」（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1]）
十一、朝鮮戰爭
朝鮮戰爭是影響中國現代史的大事。志願軍士兵黃繼光、邱少云、羅盛教等人的名字至今仍在小學課文中。對於誰是朝鮮戰爭的發動者，目前大陸的讀物說法不一，有的仍持舊說，冀教版《語文》六年級下冊課文《再見了，親人》後的一段文字介紹：「1950年6月25日，美國唆使南朝鮮進攻朝鮮……」有的迴避，還有的含糊其辭，高中《中國近代現代史》下冊（同上）則模糊地稱：「1950年夏，朝鮮內戰爆發。」但一些學術著作能如實介紹。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筆者從官方《新華文摘》一篇文章中即看到朝鮮首先進攻韓國的真相披露。沈志華根據解密檔案研究的最新專著《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 7月）指出：「在1950年4月金日成訪問莫斯科時，……在會談中提出了四條理由向斯大林保證，美國不會參與在朝鮮半島發生的戰爭……正是在這次秘密會晤之後，斯大林最終同意了金日成對南朝鮮採取軍事進攻行動的計劃。」「1950年6月25日，朝鮮半島爆發了戰爭。朝鮮人民軍迅速越過三八線，向南方挺進。」
如今，隨著真相揭秘和歷史反思，官方對這場戰爭的心態已不同以往。2000年央視巨資製作的30集電視劇《抗美援朝》，和2001 年八一廠電影製片廠的《北緯三八線》，都被官方禁演至今，耐人尋味。《誰是最可愛的人》這種迎合政治需要的作品已從初中課本裡退出，正如中學語文教師令狐補充所言：「我覺得這是一篇煽情和濫情之作。它對戰爭血腥的渲染、人類殘酷的相互殺戮和為善施愛行為之間的巨大落差，彷彿說的不是人與人之間的戰爭，而是人與魔鬼的決鬥，其文學性的描寫恐怕難以反映世道人心的本質。從文學的角度，如果說文章無意中揭示了人善惡的兩面性，也顯得膚淺粗疏，難免簡單化之嫌。而且對於中學低年級學生的理解能力來說，這又未免過於樂觀。至於文中意欲竭力表白的，戰爭是生活在和平環境中的人的幸福來源之說，在邏輯上也似是而非，大有缺陷。」（令狐補充：《撤出課本是明智之舉》，《語文新圃》2008年第12期》）另外，「最可愛的人」中另一類人的命運頗具諷刺性。戰爭結束時，志願軍戰俘兩萬一千多人中，一萬四千多人去了台灣和第三國，6064人回國。賀明將軍在他的《忠誠——志願軍戰俘歸來人員的坎坷經歷》（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10月）一書中以大量的事實,披露了志願軍戰俘回國後的遭遇：約700人被開除軍籍，對4600餘人只承認被俘前的軍籍。30多名營團幹部和少數因傷殘留院一併轉業外，400餘名連排幹部和全部戰士一律復員回家。
十二、反右運動
高中《中國近代現代史》下冊（同上）和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同上），對反右運動均持官方觀點，認為「是必要的」、「完全正確的和必要的」，同時承認「嚴重擴大化」。是個人與黨和國家的損失。教科書說被劃定的右派有55萬人，實際上有據解密後的中共檔案，全國劃右派總共是3178470人，還有 1437562人被劃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加上沒有被戴帽的「壞分子」、「錯按右派分子對待」的人（農村幹部、小學教師、工人、中專生等），一共有511萬多人。經過中共後來的平反，只剩下96人未獲平反，其中最著名的有6人：章伯鈞（著名民主人士，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交通部部長、《光明日報》社長等職）、羅隆基（著名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動家，曾任全國政協常委、森林工業部部長）、儲安平（著名學者和新聞工作者，曾任新華書店副總經理、《光明日報》總編輯等職）、陳仁炳（著名民主人士、歷史學家）、彭文應（著名民主人士、社會活動家）、林希翎（原名程海果，時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均因為不低頭認錯。（閆桂勳：《反右派運動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觀察網；丁抒：《陽謀：「反右」前後》修訂本，[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1993年9月）
對於「右派分子」的處理，教科書沒有具體介紹。對他們的處理有撤職、降級使用，調離崗位，監督勞動，被勞改，判刑甚至槍斃。許多人被逼自殺，個別人逃亡國外。約有十多萬人在反右運動中和以後的「大饑荒」中、「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知識精英獨立、敢言的精神遭受毀滅性打擊，為此後更大的災難埋下了禍根。（《陽謀：「反右」前後》；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謝泳：《1949年至1976年間中國知識分子及其它階層自殺現象之剖析》，《當代中國研究》，2001年第3期）
對於「右派分子」的言行，可以參閱《烏「晝」啼——1957年「鳴放」期間雜文小品文文選》（中國電影出版社，1998年12月）、《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9月）、《六月雪——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9月）等。教科書所持的官方立場，是經不起史料和事實證明的，否則就不會有平反和改革開放。
十三、三年大饑荒
對於三年大饑荒，教科書竭力隱瞞。
冀教版六年級《品德與社會》上冊（2009年7月）中，在美化中共不顧大饑荒還製造原子彈時寫道：「我國研製核武器工作是在十分艱難的情況下起步的。20世紀60年代初，由於自然災害等原因，我國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困難，國家財力十分緊張……」高中《中國近代現代史》下冊（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按中共黨史的措辭，輕描淡寫地稱之為「三年經濟困難」。承認「大躍進」的「經驗教訓」和廬山會議「反右傾」的「嚴重後果」，造成「更大的危害」，書中108頁簡短地寫道：「那時候，自然災害嚴重，蘇聯政府又背信棄義地撕毀兩國經濟技術合作協議。這一切造成國民經濟自1959年至 1961年的嚴重困難。」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同上）中，涉及三年大饑荒只有短短的一個自然段：「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鬥爭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撤走全部專家，中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
是天災還是人禍？金輝（國家氣象局）在《風調雨順的三年——1959～1961年氣象水文考》一文中，引用科學統計數據顯示，「1959～1961年間，中國大地風調雨順，全國的旱澇態勢相當正常。並且，其正常的程度甚至令人吃驚。」「通觀新中國自然災害與糧食產量的概況，說明在大多數年份，自然災害及成災面積並不能直接決定糧食收成的豐與歉。只有1959～1961年這三年是『不同尋常』的例外。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自然災害並非導致三年災難的主要因素。或者說，那三年的自然災害不足以、也不應該使糧食減產那麼多。」（《方法》雜誌1998年3期，該雜誌後被停刊）在大饑荒中，儘管中蘇已分裂，但蘇聯並沒有逼著還債，而且要援助糧食，毛澤東不但拒絕援助，而且在政治局會議上說，要勒緊褲腰帶，爭取5年內把蘇聯的債務還清。於是，各省成立外貿小組，擠出東西來還債。（《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原新華社高級記者、教授楊繼繩, 香港，大風出版社,2006年2月）
對於大饑荒的死亡人數，與教科書刻意迴避不同，1991年8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胡繩主編，中共黨史出版社），和《中國共產黨歷史 1949-1978/第二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做了部分披露：「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 1000萬。」對於1959年到1961年大陸死亡人口的統計，海內外學者的統計從1000多萬到8000萬不等。歷史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曹樹基的研究成果稱，1958—1962年「四年大躍進中，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計約3245.8萬人。」（《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原刊於《中國人口科學》2005年第一期。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楊繼繩在《墓碑》一書中，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人口總數，結合出生率、死亡率，計算出大饑荒造成全國總人口減少4770多萬人。
十四、1989年民主運動和六四屠殺
對於1989年民主運動和六四屠殺，大陸中小學教科書完全迴避。《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同上）243頁僅用一個段落概括介紹，堅持官方的觀點，稱之為「反革命暴亂」，「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嚴重錯誤」，「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鄧小平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堅決有力的支持下，採取果斷措施，在6 月4日平息了這場政治風波，捍衛了社會主義政權。」完全不提事件中為何看不到法律及其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大的作為，不提動用軍隊以槍彈射殺、坦克裝甲車碾壓民眾的「平息」行為和傷亡，以及國內外的抗議和國際制裁。既然官方認為鎮壓有理，為何自己在公開場合不願談論此事？還封殺民間言論和與之有關的網絡信息？在大陸查堵流入的境外關於此事的出版物？（參看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修訂版，[香港]大風出版社2006年2月；張良：《中國「六四」真相》，[香港]明鏡出版社，2001年4月；張萬舒：《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香港]開放出版社2009年5月）
十五、部分歷史人物
方志敏：冀教版五年級《語文》下冊課文《清貧》後面關於作者方志敏的文字，沒有介紹他為何被捕，為何被殺。事實是，中共1934年7月向福建省、浙江省派出方志敏率領的所謂紅軍「抗日先遣隊」，當時那裡沒有日本的一兵一卒，中共在國難當頭趁機從背後打擊領導抗戰的國民政府，發展自己。（謝幼田：《中共壯大之謎——被掩蓋的中國抗日戰爭真相》）方志敏被國民政府處死的另一個罪狀是「綁架殺人」。1934年 12月他所率的紅軍攻克旌德縣，將美國牧師約翰•師達能夫婦和其3個月大的女兒海倫拘禁起來做人質，向教會索要兩萬美元贖金。後來海倫啼哭不止，看守的士兵決定殺她時，一位剛被釋放的老農夫挺身替死，當場被刀劈。當地農民籌集不到足夠的美元贖師達能夫婦。12月9日，師達能夫婦被處死前，一位中國基督徒醫生為他們求情，結果反遭殺身之禍，師達能夫婦遂為此醫生之性命向紅軍求情不果，三人當即被斬首（詳見《殉道者之死——紀念師達能夫婦》，《生命季刊》總第二期）。一個甘於清貧的人，並不因此就「政治正確」地是有道德的人，歷史上不乏清貧的極端狂熱分子。1925年夏天，26歲的方志敏回到家鄉江西弋陽湖塘村，秘密成立農會，帶領農民斗地主。引起他的五叔、地主方雨田帶頭對抗，投靠民團鎮壓農民。方志敏帶領全村的貧僱農抓住方雨田，方志敏的祖母、父親都來求情，方志敏為了政治需要，不顧親情，下令把五叔處死。對此，現任南昌紀委副書記的方志敏之孫方華清，對方志敏目無道德和法律而隨意殺人，不加反思卻欣賞肯定，完全是成王敗寇的是非觀。（《瞭解爺爺從課文開始》，方華清，2011年2月9日《南方都市報》A11版）
楊靖宇：他是公認的抗日英雄。教科書對他犧牲的內幕沒有介紹。真相是，蘇聯精心策劃的「七七事變」爆發後，共產國際通知中共高層，要求中共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撤出滿洲，許多黨員隊伍向北進入蘇聯並直接參加了蘇聯的衛國戰爭。但是楊靖宇以及部分中下級黨員不能完全理解這一極為機密的「高級戰略」，拒絕撤出，堅持抗戰，被共產黨拋棄。1938 年5月，楊靖宇召集未撤走的隊伍扯起東北抗聯大旗。1940年2月23日壯烈犧牲。（新黎民：《蘇聯間諜在中國》）
傅作義：高中《中國近代現代史》下冊（同上）61頁寫道：「北平國民黨軍隊在總司令傅作義率領下，接受和平改編。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傅作義此後歷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和水利部（水利水電部）部長等職。蔣介石在1963年8月9日的日記中寫道，「傅逆作義特以專人帶來其親筆書『悉貢所能』四字。密告於余，但其並未具名，其字確是真筆，可知匪共內部已至崩潰在即，有不可想像之勢，否則此種投機分子，絕不敢出此也。」悉貢所能就是說我願意盡心盡力提供給你，跟你裡應外合，為此提供一切。郭岱君認為：「因為1963年正好是在三面紅旗之後，大饑荒時期，整個大陸非常之慘。傅作義肯定也看到了，他可能也為當年自己做的很多事情感到後悔，才會帶了這麼一封密信給蔣介石。也就是說如果你們有什麼反攻的行為，需要我做什麼，我悉貢所能，裡應外合。」「傅作義的事情一直進行了六個月。這是第一次出現。到後來8月份、9月份、10月、11月都還有出現，蔣還在日記中說，下周討論傅逆之事等等。可見他們之間是有聯繫，但後來也就無疾而終了。」（美國之音電視系列專題：《解密時刻：日記中的蔣介石》）
宋慶齡：在教科書中，孫中山的夫人、被譽為「國母」的宋慶齡，是重要的歷史人物。年輕人難免被激進左傾的「革命」所吸引。「早在上個世紀20年代初，在上海的共產國際就把宋慶齡發展成為國際黨員。此後，她不僅為共產國際服務，也為中國共產黨服務，其中包括做情報工作。」「1927年3月召開的國民黨三中全會，是由共產國際和國民黨左派控制的，秘密入黨後的宋慶齡開始被共產黨以『孫中山思想繼承人』的身份閃亮推出。」文革期間，宋先後給毛和黨中央寫了7封信，表達了她對「文革」的不理解、反感，並對共產黨極度失望。1970年3月，毛對周恩來說：「她不願意看到今天的變化，可以到海峽對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國，我不挽留。」並指示周恩來、李先念把他的話傳達給宋。傳達時他們說：「主席很關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麼好，建議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 宋說：「是否嫌我還在?我的一生還是要在這塊土地上，走完最後幾步。」 於是宋推病拒絕出席一些節日活動和招待會，說：「我參加會傷感，還是不參加，參加一次，回來就要進醫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點綴。」1980年11 月，宋給黨中央寫了她一生中最後的一封信：「一、國家要振興，恢復元氣，這是一次大好時機。二、要總結建國以來政治運動對國家對人民造成的創傷。三、請不要把我和國父放在一起，我不夠格的。」（外籍中共黨員、醫生馬海德之子周幼馬：《秘密黨員宋慶齡》，《文匯讀書週報》，2011年6月10日；《縱橫》雜誌2011年第5期；新黎民：《蘇聯間諜在中國》）郭岱君介紹說：「……我從其他檔案以及我同其他人家屬的接觸中，我就曉得宋慶齡在大躍進、三反五反、反右以及文革期間曾經寫過好幾封信給毛澤東，大概寫了7封信給毛澤東，對毛的做法表示不滿。毛開始時還很客氣，最後就火了。他就說，她不想的話，就走吧。這 7封信始終都沒有公開過，可是宋家的家屬跟我講，他們當時是很認真地跟北京聯絡，要把宋慶齡接出來，宋慶齡也想出來。所以這個接洽談判都到了很具體的程度，包括美國的宋靄齡願意支付700萬美元的保證金，讓宋慶齡出來。談判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了，都準備歡迎她來了，最後不曉得是哪位上面的人認為國母怎麼能走呢？所以很遺憾，她們宋家姐妹到最後都沒有再見上一面。」（美國之音電視系列專題：《解密時刻：日記中的蔣介石》）
雷鋒：小學語文和中學歷史課本都有雷鋒的內容，許多照片是擺拍、補拍的，而《雷鋒日記》也是寫作班子補寫的。另外，官方宣傳中雷鋒的捐款數遠超出了一個普通戰士的津貼；宣傳中說他連續三天，日均撿糞300多斤，堪稱「奇蹟」；還說他是由於學了毛選，才學會理髮、扔手榴彈達到及格……（信孚教育集團董事長信力建：《建國後樹立的典型之真真假假》，2012年3月19日，鳳凰博報「信力建的博客」）
王進喜：高中《中國近代現代史》下冊（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110頁有一幅著名石油工人勞模、「鐵人」王進喜用身體攪拌泥漿池、制服井噴的圖片，那也是補拍的。此事真相是兩位技術員所為，才有了大慶的第一口油井。王進喜到大慶油田時，那裡已經打出了20口油井。但石油部部長康世恩認為不能樹立「臭老九」當典型，於是王進喜才被推薦上來，成為這一事蹟的主角。（信力建：《建國後樹立的典型之真真假假》）
在大陸教科書裡，看不到最需要國人記住的歷史人物。好在現在有了開始，就在本文即將完成的今天，據報導，由北美知名廣播人張敏編採、撰錄的《記錄紅色中國》一書在香港推出。扉頁上一行大字：「謹以本書紀念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所有受難犧牲的中國人」。書中人物口述歷史還原了中共建政後63年至今仍在刻意掩蓋的駭人史實，在書中，陳光誠、丁子霖、劉賓雁、方勵之、鮑彤、鄭念、陸鏗、林希翎等親聲道出這一切；林昭、遇羅克、卞仲耘、王若望、欽本立、趙紫陽……這些「紅色中國」受難者名單上難以迴避的、重大歷史事件中重要人物一一再現。一些香港學生、老師和家長均表示，這才是香港人、中國人都需要的「國民教育」。
限於篇幅，本文不可能將大陸教科書所有歷史教育的問題都一一涉及，需要大家共同努力。需要負責任的父母博覽群書，保持獨立思考，不唯權、不唯上、不唯利、不唯書，使自己和孩子擺脫瞞與騙教育的毒化。每個人要從自己做起，探求真相，捍衛記憶，反思歷史，洞悉現實，更新自我。一個人的啟蒙就是一個民族精神成熟的開始。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