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8日訊】薄熙來主政大連的時候，其政治理想方面已然是 「信長之野望」，入閣以及拜相、甚至更高一級的奢望已然盡人皆知。榮升商務部部長之時，局外人看來有登雲之勢，但有消息人士已然指出，這是在級別上的榮升，並非是政治前途上的起點，甚至有可能是一個終點。而薄至商務部之後，動用權力出公帑為自己在京城某處置下一座三進的四台院為私宅，也算是商務部這個權力不斷萎縮的部門之奇跡了。
實際上薄從商務部的位子上調到重慶基本算是發配充軍，如果說薄能夠進京是某種政治勢力較量的結果，出京則也是這個結果的另外一種反應。封疆大吏比京官來得實惠，但往往遠離政治中心，按照古代的政治智慧，這算是所謂「擇一膏腴之地養老」，禍害一方百姓也就罷了，少往中央政府摻和。
薄並非是能夠認命的人，「唱紅打黑」與其政治生涯的其他舉措有著根本的不同。主政大連期間，他主要還是在民生、城市景觀方面做表面功夫，而在商務部裏，各種加班讓整個部苦不堪言，這些都是平常官吏的政績所在。而唱紅打黑已然走入到政治話語權的爭奪上，到了某種意識形態的高度。
不得不說，薄的這手功夫在出手的時候顯得異常高明，「唱紅」實際上是找到了現如今政治合法性的軟肋。我們知道，無論怎樣進行改革開放，基本意識形態的根基是不能變化的。「三七開」也罷、「去毛化」也好，都是臺面下可以談的事兒，在對外宣稱的主流意識形態當中，必然還要讓這個「紅」成為正統。但在實際的政治操作中，早已經拋棄了那一套做法。
正是這種明鋪暗蓋的尷尬局面，使得薄能夠借助這種實際上被拋棄的意識形態，但又不得不表面上尊奉的東西，塞進自己的私貨。薄作為文革的過來人，何嘗不知道這東西的害處？他的「唱紅」其實不是真的唱「鮮紅」，而是唱「粉紅」，把真正所謂的革命歌曲當做一種背景色，實際上是用那時候的一種話語氛圍，營造了一個想像中的「溫馨的文革」環境，借此勾起某些記憶而已。
這種做法是有其社會基礎的。
不得不說，在這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當中，雖然民生已然有了巨大的改善，但同時出現的貧富不均以及巧取豪奪也越演越烈。中國本來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一般來說，在一個正常社會當中，有錢人與超級有錢人過得多好並不是個問題，只要他們的財富來源合法、公眾生活水準水漲船高，大家也就相安無事。我們這裏則是財富的獲取與權力息息相關，而普通人的被剝奪感日漸強烈。加之無獨立的司法用以制衡利益集團，薄把紅歌唱成粉紅色、勾引某些人對於那種文革式平等的美好回憶，也就成為了可能。
唱紅與打黑相連，其實就是一種社會財富再分配的過程。不可否認的是，打黑未必全錯，川渝自古有袍哥傳統，當地某些企業家起家的時候黑白通吃是完全可能的，在後來的經營當中有些不合法的手段也並不奇怪，是不是能夠到黑社會的級別則見仁見智。但既然在唱紅之下用打黑的方式進行財富再分配，這些也就顧不得了。尤其是當地很多企業家由於自身的問題，對薄的做法形成掣肘，這也註定了他們的下場。至於說打黑為了錢財，那恐怕只是附帶的作用了。重點是唱紅打黑兩者必須在政治意義與社會觀感上有邏輯關係。
但「唱紅打黑」這麼一手好牌，為什麼最終會打成這個樣子？很簡單，他初期的贏與後期的輸都是「唱紅」，而打黑變成「黑打」則是定罪的依據。
文革時執政黨說不出的痛處，雖說徹底否定文革時一個高層基本共識，但徹底否定所必然包含的反思與研究是不能展開的，一旦展開就會把某些問題追問道根子上，因此而動搖國本。這固然給了薄之流可乘之機，也等於是戳到痛處。
誰最不想文革回潮？有人覺得是自由派知識份子，這個當然是對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可以看出車輪倒轉的害處。另外還有一個群體掌握著遠大於知識份子的權力，那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意義上的。權力這種東西是需要交易才能帶來經濟利益的，完全是權力的社會無法交易，權力也就沒有了多大意義，只有在目前的狀態下，權力才能帶來最大化的收益。而哪怕是最為樂觀的執政者，也對於文革時代的奪權方式有所顧忌，那可真是血與火的教訓，任何掌權者都會人人自危。如今的執政高層都是從那時代走過的，不可能不知道其危險程度。
更為重要的是，薄開啟了一個看上去非常危險的「惡例」。
中國到目前為止，權力的授受有規律可循，即表面選舉下的衣缽傳承。這個遊戲的規則是完全排除民間參與的。薄用來上位的手法，則是毛之後唯一一次企圖動用民間力量讓自己上位。用民間美譽度與知名度積累政治資本並無不可，小丑伍皓之流可以用一下，但級別到如此之高的人物一定不行，這就等於是破壞了遊戲規則。
一方面對於文革當中那種失控的恐懼、一方面對於高層當中一旦出現這樣一種裹挾民意的人將破壞規則的恐懼，兩者之和，就是「唱紅」最終成了薄本人挽歌的最為根本的原因：薄上位必然會導致人人自危，不但是政治人物，民營企業家也是如此。
實際上在薄如日中天的時候，我所認識的許多嗅覺敏感的企業家就都做好了移民的打算。薄的黑打在看不清形勢以及某些勢力的推動下，一時間在全國很多地方形成某種燎原之勢，其中不少都是冤枉的，是各地借此斂財的藉口。如果以後有研究的話，應該研究一下在薄黑打的方式蔓延之後，對於經濟發展造成了多大的損失。
薄的出現、上位的手法觸犯了大忌，在政治上破壞了遊戲規則，在經濟上造成了損失，拿下此人而永除後患，並且借此消除某些政治勢力殘餘的影響，為領導層順利交接班做好準備，是必然的舉措。
有趣的是，原本劇本的大結局應該並非如此。王立軍叛逃美領館這個突發事件固然給了閃電一擊的理由，薄的軟著陸其實那時候還是有希望的。觀察今年兩會就可以看出，當時對於薄最大的懲罰，不過是止仕或者調任閒職。這是因為在鄧小平去世之後，對於太子黨的懲罰已經沒有了那種一言九鼎、殺剮由心的強力人物。
事情的轉折頗有戲劇性。兩會之間找薄談話之後，如果薄認輸服軟的話，大概王立軍就會人間蒸發了。結果薄不但並未如此，而是拋出重慶公務員財產公示的話頭兒，再次企圖利用輿論與民意垂死一搏，最終激怒幾乎所有政治勢力。公務員財產公示雖然是好事，高層也有意推進，但這個時候用此為攻擊的利器，正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薄給自己的最後一刀，是殘餘勢力這次借著釣魚島事件進行的反撲，可能給薄招魂的人沒想到，這是給他的墳頭加了一鍬土。而這次事件也讓高層真正痛下決心，徹底終結這股政治勢力。
薄是否留下了政治遺產？有一些。
在薄之前，雖然「向後轉」這種週期性癲癇時有發作，發作的時候也相當癲狂，但沒有一次像薄主政時期的重慶，具有一個真實的根據地與輿論場，並且沒有一個穩定的、來自相當級別的現任官員的公開支持者。薄的出現，使得這種思想的回潮成為一種半公開的事實，並且具備了真正的組織性。
薄倒之後，這種組織性與公開性從某種意義上說並未削弱，反倒是因為他的倒臺而有所加強。由於政府公信力以及長久以來宣傳方面的副作用，使得薄本人的貪腐、寡恩、跋扈即使被揭露，也不會對尊其為政治領袖的群體造成太大影響。尤其是就目前來看，在處理初期的預熱輿論方面，依然是那種公則貪污受賄、私則不正當性關係的手法，這套手藝對付並無意識形態背景的官員時還算管用，對於支持薄的群體，必然會造成一個被誣陷的烈士形象。
也證實由於這種文革思潮的半公開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會出現三個結果。
其一，新的領導層與原本的意識形態完全切割。這自然是好事，畢竟新一屆領導層沒有過多的歷史包袱，對於新的執政合法性建設來說，正好借助這個機會。無論從政治上還是打擊政敵上，有可能會成為最好的選項。
其二，繼續保持曖昧不表態的做法。這種形態等於事實上形成兩種公開的政治對立，雖然一方面掌握著政權機器，一方面只有民間的某些組織形態，但由於政改遲遲不能推進、社會不公的加劇，有可能使得這種向後轉的思潮力量繼續發酵，從而為將來提供一種不甚樂觀的變數。
其三，更加保守的寡頭政治，用以保護現有的利益格局與執政能力。這個選項最為可能，因為無論是向前走政改之路，還是向後轉到文革時代，都不能保證利益最大化的沿襲。薄固然是必須要打倒的，而往前走的力量也不夠強大，政治強人並未出現，依然是技術官僚。除非有過大的經濟、社會穩定的壓力，否則目前的政治生態將會延續下去。
當然，薄所開的這個「惡例」固然沒有成功，別後的諸多原因是根本問題，而並非是這個路子完全走不通，以後追隨者還是有可能會出現的。這也提醒了現在的秉政者，民間力量卻是已經具備了某些能力。
應該說中國的政治格局決定了很多秉政者並不注重自己民意基本盤的建設，畢竟權力的授受是從上至下的。從薄的事件很多人得到一個經驗，即從新一屆領導班子起，再無前代具備極度威望的攝政者指定衣缽的授受，傳承變成了弱傳承。鄧之後的交接班就有不順行的苗頭（江的軍委主席職務延續），往後這種狀態會越演越烈，鞏固自己的民意基本盤，會成為政治家的一個選項，並且這個選項的分量會越來越重，至於什麼時候重到可以影響政改的進程，基本上無解，至少未來十年是無解的。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自由派知識份子雖然不喜歡薄，但對於他上位並沒有過於反對的原因。他萬一上位的話，在某些人看來可能會開啟一個攪局的時代，或者可以提前迎來政改。畢竟薄雖然不是好人，但他上位的手段是打民意牌，可能會有因為固位而進行政改的動力。當然，這是知識份子的天真之處了，此人假借民意中的某些思潮上位，之後必然會為了鞏固自己的基本盤而變本加厲的推行向後轉的政策，那時候哭都來不及。
從某種意義上說，薄所留下的政治遺產將是一個浮出水面的、意識形態爭論重新回到舞臺中心的中國，無論官方是否願意承認這一點，這都是已經出現的事實。而未來每一次內政外交的舉措，都必然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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