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檔案】三十年前的大陸逃港潮

【新唐人2012年10月7日訊】在深圳蛇口的「海上世界」地鐵站不遠處,有一片宜人的沙灘,邊上是永不打烊的歐陸風情休閑區。坐在那些露天的咖啡館或酒吧里,海風拂面,視野開闊。從這裏,往東南方向遠眺,隱約可見香港元朗。

30年前,無數內地人訣別家人、不顧生死,跨越這看似觸手可及之間,逃赴香港。

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深圳邊境大小規模的偷渡外逃事件屢屢發生。其間,僅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由深圳出發的4次大規模逃港潮,逃港人數就達50多萬人。這被認為是冷戰時期歷時最長、人數最多的群體性逃亡,稱為「大逃港」。

事實上,逃港是30年間一直存在的現象。據廣東省委邊防口岸辦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彙報提綱》,從1954年到1978年,廣東全省偷渡外逃共約56萬人次,逃出14萬人。參与者以廣東人為主。

逃港者多為農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學生、知識青年、工人,甚至軍人。從政治成分看,普通群眾居多,也有共青團員、共產黨員。據不完全統計,至1978年,深圳全市幹部中參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機關有40名副科級以上幹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為走路、泅渡、坐船。按路線,則有東線、中線、西線之別。由西線泅渡通常是首選。即從蛇口、紅樹林一帶出發,游過深圳灣,順利的話,大約一個多小時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廣東人把這種水路偷渡稱為「督卒」,借用象棋術語,意即「有去無回」。

一個荒廢的村子 告訴我們這塊土地上曾發生的事

為了解其中真相,現居深圳蛇口的陳秉安在20多年間,採訪了百余名相關人員,收集了大量資料。2010年10月,藉相關檔案公開與改革開放30周年之機,他的長篇紀實文學《大逃港》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

該書面世后,一度引起極大關注。這本書也為陳秉安個人帶來不少爭議。面對讚譽或是批評,陳秉安說:「如果我不寫下它,歷史,或許將留下一頁空白。」

意識到這個空白,是1985年的一個冬天。當時剛到深圳工作不久的陳秉安,對東出深圳墟五里的那片廣袤空地產生了興趣。在手上那本70年代印製的地圖上,他看到那裡被清清楚楚地標識為「徑肚村」。

這位當年風華正茂的記者,帶上地圖,騎上單車,跑到了邊防禁區,試圖一探究竟。在一條長滿野草的小道邊,他發現了地上的磚瓦殘片,撥開密密麻麻的蘆葦,看見好幾截破敗的土牆。這時,他恍然大悟:這是一個荒廢的村子。這讓他聯想起幾個月前,自己參加的一家酒店開業慶典上的情景:迎賓、入座、燒爆竹,一切都很平常。但在主人致辭時,卻發生了不可思議的事情:站在台上念了一半歡迎辭的總經理,突然捧著講稿號啕大哭起來。

台下一片寂靜,人們都望著這個失態的總經理。「我的父親……20多年前,就在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他背著我,已經快到河邊了……」只見他用腳蹬了蹬鋪著嶄新紅地毯的地面,哽咽著說,「正是為了他當年對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我才把酒店開在了這個地方。」

「逃港———深圳河上的逃港!」———那位總經理的眼淚、那條無人的荒村……讓陳秉安首次想到了「逃港」二字。

自此,他開始去發現並接觸身邊林林總總的逃港者,或是他們的親人。他開始尋訪這段在廣東人中家喻戶曉、卻失落於公共視野的歷史。在粵港之間,在山脈與河流之間,他尋找那些逃港的親歷者,聽他們講述當年在此岸之輾轉,及對彼岸的寄望。

最早的偷渡 始於1949年

在1949年之前,深圳河僅僅是一條河。在河兩岸農民的生活中,它作為邊境的概念並不那麼明晰。雖然有一條法定通道羅湖橋,但是農民們都習慣就那樣牽著牛涉水而過。沿岸村莊田地犬牙交錯,有時收工晚了,過了境的農民便不再回家,在對岸的茅草棚里過夜。兩地的人,往往是同一個祠堂的分支,各姓聯姻省親,融為一體。

但這一年的10月,深圳河作為粵港兩地的分界線,其標識意義前所未有地凸顯出來。中國內戰進入尾聲,10月19日,南下的解放軍止步深圳河北岸。港英政府在南方建起鐵絲網。隨即,大量與舊政權有關係的軍政人員及地主、有錢人逃到英國管理之下的香港。這就是最早的偷渡。

1950年7月,為整頓邊境治安,中國政府決意對粵港邊境實行封鎖。除建立全新的嚴格過境程序、清理「不可靠」人員外,1951年,當地還實行「鎮反」。

鎮上每條街道每十戶居民組織起來,成立小組,每5天開會對號點名,登記情況。在構建嚴密的控制網路后,政府著手建立邊防區,在邊境一帶劃出一塊空地,作為「安全保護區」。相關文件顯示,最初的「安全保護區」東起大鵬灣,西至矛洲河,南從深圳河起,北至山廈,長91公里,深19公里。其中包括三道防線,從荷槍驗證,到警犬巡查,戒備層層升級。

1951年2月15日,廣東省政府下令,即日起封鎖河口,凡私自進入三道防線,均視為「叛國投敵」。自此,牽牛涉水、草棚過夜、聯姻省親這樣無拘束的兩地往返自由不復存在。

大陸第一次政策「放寬」 港英當局立即反對

雞蛋撞高牆的故事就這樣開始,一演就是30年。

1956年前後,深圳地區已基本建立起完備的邊防管理體系,包括軍事警衛制度、清理並遷離邊境地區危險分子、划設邊防區、實施邊防區居民證和通行證制度等。但粵港兩地多年來的天然聯繫仍持續不斷。

1957年春節期間,粵北大水。邊境地區成千上萬港澳同胞「衣錦還鄉」,對內地受災群眾刺激很大。這對飽受整風整社、開會鬥爭之困的廣東農民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偷渡外流漸成趨勢。

由於當時粵港兩地實行對等限制入境,使得以陶鑄為首的廣東省委感到非常為難:「本來香港殖民者限制入境是人民與香港殖民者的矛盾,反而造成我們與人民群眾的矛盾尖銳化。」

6月,時任寶安縣委書記的王志向省委呈遞報告,認為應該從寬對待,報告還提出設想:「目前國內尚不能完全消滅災荒和失業,我們既然不能包起來,去香港打工這條路就不應該堵死。」

於是,廣東省委決定大胆制定放寬群眾出境赴港的政策。該報告很快批准了:允許群眾自由選擇沿邊、沿海的適當地方出口。這是自新政府成立以來,大陸第一次向香港實行「放寬」政策。據省公安廳提出的「意見」,放寬範圍更包括「珠江口以西靠近澳門地區,包括廣州、佛山、珠海等11個縣市」。

但由於保密措施不嚴,東莞縣提前透露了這一消息,並迅速蔓延至寶安縣、惠陽縣等邊境地區,掀起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群眾偷渡外流的第一個高潮。這就是「大放河口」事件。

僅僅兩三天的時間,各地群眾蜂擁來到寶安,情況變得不可控制。福田上沙農業社第一生產隊,15個男人跑了13個,不久連剩下的兩個也逃了。在最為嚴重的7月,東莞每天成群結隊的人向邊境偷渡,晚上更達上千人。兩個多月時間,內地外流勞動力6千餘人。

港英當局迅速表態反對,英國政府向北京發出「照會」。北京當局因此直接命令寶安縣委「從速反映情況」。

由此,不足4個月的放寬政策被收回,另一邊,又號召群眾「堅決打退外逃風」。

1962年 一輪大規模的逃港潮驟然而至

「大放河口」的潮水退去不久,接下來的大飢荒,使廣東省企圖偷渡的人數再度激增。雖然寶安縣1959年糧食豐收,並無飢荒之虞,但是全縣副食品供應不足,與香港居民生活差距較大。

1961年6月,寶安縣呈遞報告,申請允許組織群眾將柴草出口香港換肥料。時值中央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報告獲廣東省委批准。8月,寶安縣再度呈遞報告,申請進一步對港開放,允許居民「每月去港不超過5次、每次每人帶出農副產品價值不超過5元、帶入物件重量不超過5市斤或價值不超過5元」,獲得省委再度批准。

事實上,陶鑄在6月兩次視察寶安縣時,認為適當放寬邊防,對搞活地方經濟有好處。同年9月25日,廣東省委又一次同意放寬邊境。

次年3月,廣東各地開始出現飢荒,同時,「英國女王登基周年大放(入境)三天」等謠言四起,一輪大規模的逃港潮也驟然而至。1962年4月26日開始,在寶安縣由東至西150多公里長的公路上,外逃群眾成群結隊,扶老攜幼,如「大軍南下」,奔向邊境線。

寶安縣委於1962年7月的一份報告中這樣敘述:「這次大批的群眾外流是從4月27日開始,5月中旬達到高潮,5月22日採取『堵截』等措施后,至月底基本平息。由於持續時間長,波及面比較大,不僅惠陽、東莞、寶安三縣外流成風,廣州、南海、台山、海豐、潮安等62個縣12個省的群眾亦相繼聞風而來,寶安境內通往邊境的公路上,外流的群眾成群結隊,絡繹不絕,一時鐵路、公路客運頓然緊張。從4月27日以來,外流人數不下十萬人次。」

事態愈演愈烈,已經超出控制範圍,超出1957年的狀況。到港人數的增加,引起港英當局,甚至國際上的關注。周恩來對此作重要指示。1962年5月22日開始,廣東從各地抽調萬余名官兵,把被港英政府遣返回來的群眾、滯留在邊境的外逃群眾遣送回鄉,同時在鐵路、公路沿線的東莞石龍、寶安龍崗等通往邊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設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員。

而此時的國內政治形勢已發生了變化。1962年4月,新疆塔城、裕民、霍城三縣發生6萬余居民逃蘇事件,下半年,中央再次提出狠抓「階級鬥爭」。深圳河邊放寬政策再度收緊。

「反偷渡的紅旗村」 青壯年逃了大半

從1963年搞「四清」運動開始,到1976年「文革「結束前,偷渡問題開始越來越多地跟「階級鬥爭論」挂鉤。

在全國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背景下,結合到應付日益嚴峻的逃港問題,寶安縣決心在梧桐山上的西坑村裡,「展開一場殊死的爭奪」,把西坑村建設成「反偷渡的紅旗村」。

村裡掀起了一輪學習毛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后的牆壁上,刷滿了大標語:「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連田頭的井水邊,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產」的語錄牌。一到天黑,就組織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XX的書我最愛讀》等。

一時間,西坑村成了寶安全縣乃至廣東全省鼎鼎有名的「紅旗」。每天來這裏參觀學習的人絡繹不絕,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條小路。

此外,文藝工作者還排演了戲劇《仇恨》,講述一位少女偷渡香港后與流氓結婚,最後染上梅毒慘死街頭的故事。在場觀眾無不被之感動,這時候,事先安排好的人就會出來,帶領觀眾高呼口號:「逃亡香港死路一條!」

可是,口號喊完了,肚子的問題還是要解決,知青的困頓仍然未解開。這個精心構築的「社會主義教育堡壘」最終還是守不住。

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壯年,包括當年反外逃的積極分子、民兵幹部都逃到了香港,有個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個8歲的男孩。在一次「革命」樣板戲《紅燈記》的演出中,帷幕拉開,竟找不到飾演主角李玉和的演員。事後一查,方知其人原來已經跑了去梧桐山的那頭———香港。

從大逃港到大開放 外逃人群消失了!

「千言萬語說得再多,都是沒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辦法。不然,人民只會用腳投票。」在深圳特區成立10周年慶典上,陳秉安採訪國家領導人習仲勛,他這句意味深長的話讓他印象深刻。

隨著「文革」結束,政策再次鬆動。1977年夏至1978年春節前後,邊境地區偷渡潮再度持續升溫,揭開了1978至1980年前所未有的偷渡潮的序幕。據寶安縣不完全統計,1978年1月至11月20日,全縣共外逃過萬人,逃出7037人。其中,8月份以後外逃1萬多人,逃出5400多人。全縣逃出大、小隊幹部121人,黨員29人,團員161人。另據有關方面不完全統計,這一年在寶安一地堵截收容外逃人員萬多人。

「(當時)對於民眾來說,改革開放的直接字面意思就是可以到香港去。」對此,陳秉安這樣解釋。對一般民眾而言,他們不是用理論分析出來的,只是肚子指揮腳。

而在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看來,「只要有港澳這種特殊地區存在,而我國『四化』又未實現,就會有外逃問題」。在一輪輪的治亂循環后,當局開始找到了逃港問題的癥結所在。

1977年11月,廣東的偷渡問題擺到了剛剛復出的鄧小平的面前。聽完各人的彙報后,鄧小平連吸了幾口煙,平靜地說:「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生產生活搞好了,就可以解決逃港問題。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橋頭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負責廣東特區籌辦、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的吳南生回憶道:「在特區條例公布后的幾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確確實實,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樹林中準備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一個吸引人的旅遊點

1989年,柏林牆倒塌,殘垣斷壁被德國的年輕人畫上各樣塗鴉,成為那個古老城市的記憶。2007年,深圳邊防部隊將沿海邊防區的鐵絲網全部拆除,在2.5公里長的海岸邊修了一條木製棧道。從俄羅斯購買的「明斯克」航母就停在這裏,成為中國最著名的主題公園之一。

位於蛇口半島的紅樹林自然保護區已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那裡的鐵絲網也在同年被拆除。這片紅樹林長在深圳灣大海與陸地接壤的地方,遙望香港的沙橋。由於植物茂密、地形複雜,當年是最多逃港者匿藏、入海的地方之一。

而在那片距離地鐵站不遠的沙灘附近,一個個碼著「135-175平方米精裝修山海大宅」的樓盤已拔地而起,而那位當年風華正茂的記者已然兩鬢斑白。他在地圖上尋找的「徑肚村」,如今成為了一家工廠。

「徑肚村」,只在羅湖通往沙頭角的公交車站站牌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它將長久安靜地守望著蜿蜒的深圳河。

原標題:揭秘30年前內地人偷渡香港 被稱「大逃港」

文章來源:《羊城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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