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7日訊】在深圳蛇口的「海上世界」地鐵站不遠處，有一片宜人的沙灘，邊上是永不打烊的歐陸風情休閑區。坐在那些露天的咖啡館或酒吧里，海風拂面，視野開闊。從這裏，往東南方向遠眺，隱約可見香港元朗。
30年前，無數內地人訣別家人、不顧生死，跨越這看似觸手可及之間，逃赴香港。
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深圳邊境大小規模的偷渡外逃事件屢屢發生。其間，僅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由深圳出發的4次大規模逃港潮，逃港人數就達50多萬人。這被認為是冷戰時期歷時最長、人數最多的群體性逃亡，稱為「大逃港」。
事實上，逃港是30年間一直存在的現象。據廣東省委邊防口岸辦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彙報提綱》，從1954年到1978年，廣東全省偷渡外逃共約56萬人次，逃出14萬人。參与者以廣東人為主。
逃港者多為農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學生、知識青年、工人，甚至軍人。從政治成分看，普通群眾居多，也有共青團員、共產黨員。據不完全統計，至1978年，深圳全市幹部中參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機關有40名副科級以上幹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為走路、泅渡、坐船。按路線，則有東線、中線、西線之別。由西線泅渡通常是首選。即從蛇口、紅樹林一帶出發，游過深圳灣，順利的話，大約一個多小時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廣東人把這種水路偷渡稱為「督卒」，借用象棋術語，意即「有去無回」。
一個荒廢的村子 告訴我們這塊土地上曾發生的事
為了解其中真相，現居深圳蛇口的陳秉安在20多年間，採訪了百余名相關人員，收集了大量資料。2010年10月，藉相關檔案公開與改革開放30周年之機，他的長篇紀實文學《大逃港》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
該書面世后，一度引起極大關注。這本書也為陳秉安個人帶來不少爭議。面對讚譽或是批評，陳秉安說：「如果我不寫下它，歷史，或許將留下一頁空白。」
意識到這個空白，是1985年的一個冬天。當時剛到深圳工作不久的陳秉安，對東出深圳墟五里的那片廣袤空地產生了興趣。在手上那本70年代印製的地圖上，他看到那裡被清清楚楚地標識為「徑肚村」。
這位當年風華正茂的記者，帶上地圖，騎上單車，跑到了邊防禁區，試圖一探究竟。在一條長滿野草的小道邊，他發現了地上的磚瓦殘片，撥開密密麻麻的蘆葦，看見好幾截破敗的土牆。這時，他恍然大悟：這是一個荒廢的村子。這讓他聯想起幾個月前，自己參加的一家酒店開業慶典上的情景：迎賓、入座、燒爆竹，一切都很平常。但在主人致辭時，卻發生了不可思議的事情：站在台上念了一半歡迎辭的總經理，突然捧著講稿號啕大哭起來。
台下一片寂靜，人們都望著這個失態的總經理。「我的父親……20多年前，就在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他背著我，已經快到河邊了……」只見他用腳蹬了蹬鋪著嶄新紅地毯的地面，哽咽著說，「正是為了他當年對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我才把酒店開在了這個地方。」
「逃港———深圳河上的逃港！」———那位總經理的眼淚、那條無人的荒村……讓陳秉安首次想到了「逃港」二字。
自此，他開始去發現並接觸身邊林林總總的逃港者，或是他們的親人。他開始尋訪這段在廣東人中家喻戶曉、卻失落於公共視野的歷史。在粵港之間，在山脈與河流之間，他尋找那些逃港的親歷者，聽他們講述當年在此岸之輾轉，及對彼岸的寄望。
最早的偷渡 始於1949年
在1949年之前，深圳河僅僅是一條河。在河兩岸農民的生活中，它作為邊境的概念並不那麼明晰。雖然有一條法定通道羅湖橋，但是農民們都習慣就那樣牽著牛涉水而過。沿岸村莊田地犬牙交錯，有時收工晚了，過了境的農民便不再回家，在對岸的茅草棚里過夜。兩地的人，往往是同一個祠堂的分支，各姓聯姻省親，融為一體。
但這一年的10月，深圳河作為粵港兩地的分界線，其標識意義前所未有地凸顯出來。中國內戰進入尾聲，10月19日，南下的解放軍止步深圳河北岸。港英政府在南方建起鐵絲網。隨即，大量與舊政權有關係的軍政人員及地主、有錢人逃到英國管理之下的香港。這就是最早的偷渡。
1950年7月，為整頓邊境治安，中國政府決意對粵港邊境實行封鎖。除建立全新的嚴格過境程序、清理「不可靠」人員外，1951年，當地還實行「鎮反」。
鎮上每條街道每十戶居民組織起來，成立小組，每5天開會對號點名，登記情況。在構建嚴密的控制網路后，政府著手建立邊防區，在邊境一帶劃出一塊空地，作為「安全保護區」。相關文件顯示，最初的「安全保護區」東起大鵬灣，西至矛洲河，南從深圳河起，北至山廈，長91公里，深19公里。其中包括三道防線，從荷槍驗證，到警犬巡查，戒備層層升級。
1951年2月15日，廣東省政府下令，即日起封鎖河口，凡私自進入三道防線，均視為「叛國投敵」。自此，牽牛涉水、草棚過夜、聯姻省親這樣無拘束的兩地往返自由不復存在。
大陸第一次政策「放寬」 港英當局立即反對
雞蛋撞高牆的故事就這樣開始，一演就是30年。
1956年前後，深圳地區已基本建立起完備的邊防管理體系，包括軍事警衛制度、清理並遷離邊境地區危險分子、划設邊防區、實施邊防區居民證和通行證制度等。但粵港兩地多年來的天然聯繫仍持續不斷。
1957年春節期間，粵北大水。邊境地區成千上萬港澳同胞「衣錦還鄉」，對內地受災群眾刺激很大。這對飽受整風整社、開會鬥爭之困的廣東農民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偷渡外流漸成趨勢。
由於當時粵港兩地實行對等限制入境，使得以陶鑄為首的廣東省委感到非常為難：「本來香港殖民者限制入境是人民與香港殖民者的矛盾，反而造成我們與人民群眾的矛盾尖銳化。」
6月，時任寶安縣委書記的王志向省委呈遞報告，認為應該從寬對待，報告還提出設想：「目前國內尚不能完全消滅災荒和失業，我們既然不能包起來，去香港打工這條路就不應該堵死。」
於是，廣東省委決定大胆制定放寬群眾出境赴港的政策。該報告很快批准了：允許群眾自由選擇沿邊、沿海的適當地方出口。這是自新政府成立以來，大陸第一次向香港實行「放寬」政策。據省公安廳提出的「意見」，放寬範圍更包括「珠江口以西靠近澳門地區，包括廣州、佛山、珠海等11個縣市」。
但由於保密措施不嚴，東莞縣提前透露了這一消息，並迅速蔓延至寶安縣、惠陽縣等邊境地區，掀起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群眾偷渡外流的第一個高潮。這就是「大放河口」事件。
僅僅兩三天的時間，各地群眾蜂擁來到寶安，情況變得不可控制。福田上沙農業社第一生產隊，15個男人跑了13個，不久連剩下的兩個也逃了。在最為嚴重的7月，東莞每天成群結隊的人向邊境偷渡，晚上更達上千人。兩個多月時間，內地外流勞動力6千餘人。
港英當局迅速表態反對，英國政府向北京發出「照會」。北京當局因此直接命令寶安縣委「從速反映情況」。
由此，不足4個月的放寬政策被收回，另一邊，又號召群眾「堅決打退外逃風」。
1962年 一輪大規模的逃港潮驟然而至
「大放河口」的潮水退去不久，接下來的大飢荒，使廣東省企圖偷渡的人數再度激增。雖然寶安縣1959年糧食豐收，並無飢荒之虞，但是全縣副食品供應不足，與香港居民生活差距較大。
1961年6月，寶安縣呈遞報告，申請允許組織群眾將柴草出口香港換肥料。時值中央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報告獲廣東省委批准。8月，寶安縣再度呈遞報告，申請進一步對港開放，允許居民「每月去港不超過5次、每次每人帶出農副產品價值不超過5元、帶入物件重量不超過5市斤或價值不超過5元」，獲得省委再度批准。
事實上，陶鑄在6月兩次視察寶安縣時，認為適當放寬邊防，對搞活地方經濟有好處。同年9月25日，廣東省委又一次同意放寬邊境。
次年3月，廣東各地開始出現飢荒，同時，「英國女王登基周年大放(入境)三天」等謠言四起，一輪大規模的逃港潮也驟然而至。1962年4月26日開始，在寶安縣由東至西150多公里長的公路上，外逃群眾成群結隊，扶老攜幼，如「大軍南下」，奔向邊境線。
寶安縣委於1962年7月的一份報告中這樣敘述：「這次大批的群眾外流是從4月27日開始，5月中旬達到高潮，5月22日採取『堵截』等措施后，至月底基本平息。由於持續時間長，波及面比較大，不僅惠陽、東莞、寶安三縣外流成風，廣州、南海、台山、海豐、潮安等62個縣12個省的群眾亦相繼聞風而來，寶安境內通往邊境的公路上，外流的群眾成群結隊，絡繹不絕，一時鐵路、公路客運頓然緊張。從4月27日以來，外流人數不下十萬人次。」
事態愈演愈烈，已經超出控制範圍，超出1957年的狀況。到港人數的增加，引起港英當局，甚至國際上的關注。周恩來對此作重要指示。1962年5月22日開始，廣東從各地抽調萬余名官兵，把被港英政府遣返回來的群眾、滯留在邊境的外逃群眾遣送回鄉，同時在鐵路、公路沿線的東莞石龍、寶安龍崗等通往邊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設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員。
而此時的國內政治形勢已發生了變化。1962年4月，新疆塔城、裕民、霍城三縣發生6萬余居民逃蘇事件，下半年，中央再次提出狠抓「階級鬥爭」。深圳河邊放寬政策再度收緊。
「反偷渡的紅旗村」 青壯年逃了大半
從1963年搞「四清」運動開始，到1976年「文革「結束前，偷渡問題開始越來越多地跟「階級鬥爭論」挂鉤。
在全國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背景下，結合到應付日益嚴峻的逃港問題，寶安縣決心在梧桐山上的西坑村裡，「展開一場殊死的爭奪」，把西坑村建設成「反偷渡的紅旗村」。
村裡掀起了一輪學習毛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后的牆壁上，刷滿了大標語：「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連田頭的井水邊，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產」的語錄牌。一到天黑，就組織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XX的書我最愛讀》等。
一時間，西坑村成了寶安全縣乃至廣東全省鼎鼎有名的「紅旗」。每天來這裏參觀學習的人絡繹不絕，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條小路。
此外，文藝工作者還排演了戲劇《仇恨》，講述一位少女偷渡香港后與流氓結婚，最後染上梅毒慘死街頭的故事。在場觀眾無不被之感動，這時候，事先安排好的人就會出來，帶領觀眾高呼口號：「逃亡香港死路一條！」
可是，口號喊完了，肚子的問題還是要解決，知青的困頓仍然未解開。這個精心構築的「社會主義教育堡壘」最終還是守不住。
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壯年，包括當年反外逃的積極分子、民兵幹部都逃到了香港，有個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個8歲的男孩。在一次「革命」樣板戲《紅燈記》的演出中，帷幕拉開，竟找不到飾演主角李玉和的演員。事後一查，方知其人原來已經跑了去梧桐山的那頭———香港。
從大逃港到大開放 外逃人群消失了！
「千言萬語說得再多，都是沒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辦法。不然，人民只會用腳投票。」在深圳特區成立10周年慶典上，陳秉安採訪國家領導人習仲勛，他這句意味深長的話讓他印象深刻。
隨著「文革」結束，政策再次鬆動。1977年夏至1978年春節前後，邊境地區偷渡潮再度持續升溫，揭開了1978至1980年前所未有的偷渡潮的序幕。據寶安縣不完全統計，1978年1月至11月20日，全縣共外逃過萬人，逃出7037人。其中，8月份以後外逃1萬多人，逃出5400多人。全縣逃出大、小隊幹部121人，黨員29人，團員161人。另據有關方面不完全統計，這一年在寶安一地堵截收容外逃人員萬多人。
「(當時)對於民眾來說，改革開放的直接字面意思就是可以到香港去。」對此，陳秉安這樣解釋。對一般民眾而言，他們不是用理論分析出來的，只是肚子指揮腳。
而在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看來，「只要有港澳這種特殊地區存在，而我國『四化』又未實現，就會有外逃問題」。在一輪輪的治亂循環后，當局開始找到了逃港問題的癥結所在。
1977年11月，廣東的偷渡問題擺到了剛剛復出的鄧小平的面前。聽完各人的彙報后，鄧小平連吸了幾口煙，平靜地說：「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生產生活搞好了，就可以解決逃港問題。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橋頭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負責廣東特區籌辦、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的吳南生回憶道：「在特區條例公布后的幾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確確實實，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樹林中準備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一個吸引人的旅遊點
1989年，柏林牆倒塌，殘垣斷壁被德國的年輕人畫上各樣塗鴉，成為那個古老城市的記憶。2007年，深圳邊防部隊將沿海邊防區的鐵絲網全部拆除，在2.5公里長的海岸邊修了一條木製棧道。從俄羅斯購買的「明斯克」航母就停在這裏，成為中國最著名的主題公園之一。
位於蛇口半島的紅樹林自然保護區已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那裡的鐵絲網也在同年被拆除。這片紅樹林長在深圳灣大海與陸地接壤的地方，遙望香港的沙橋。由於植物茂密、地形複雜，當年是最多逃港者匿藏、入海的地方之一。
而在那片距離地鐵站不遠的沙灘附近，一個個碼著「135-175平方米精裝修山海大宅」的樓盤已拔地而起，而那位當年風華正茂的記者已然兩鬢斑白。他在地圖上尋找的「徑肚村」，如今成為了一家工廠。
「徑肚村」，只在羅湖通往沙頭角的公交車站站牌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它將長久安靜地守望著蜿蜒的深圳河。
原標題：揭秘30年前內地人偷渡香港 被稱「大逃港」
文章來源:《羊城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