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7日訊】文章摘要: 1979年，高爾品在廣州的《作品》雜誌發表了他的處女作《律師之家》。第二年（1980年），就能發表如此深刻老道的作品，這絕非輕而易舉之事。在中共党國的嚴厲政治控制下，作者以如此高明晦澀的曲筆對中共專制統治發出如此強烈的血淚控訴，筆者不得不讚歎作者深厚的知識積累和勇敢的探索精神。
《“細胞”閑傳》刊于《安徽文學》1980年第10期。1981年元月《小說選刊》在北京創刊，該文被選入創刊號。因此，我們可以把它視爲高爾品先生的成名作。近日讀了這篇萬餘字的短篇，對其廣袤的容量、苦澀的幽默和深刻的內涵感慨至深，覺得有必要寫出來，與廣大讀者分享。
所謂“細胞”，即“居民委員會”也。小說的主人公是居民委員會主任卜阿菊。生活在中共党國的老百姓都鄙夷地稱居民委員會的積極分子爲“事兒媽”，因爲她們整天拿著雞毛當令箭，挨家挨戶地貫徹中囯共產黨朝令夕改、不近人情的方針政策，搞得住戶們坐立不安、雞犬不寧。但是，這些“事兒媽”對自己的評價卻很高，用卜阿菊的話來說就是：“你們少看不起我這個居民委員會的主任，我就是政府的細胞！”於是，她獲得了一個綽號：“細胞”。
中共党國政府自稱“人民政府”，那麽政府的“細胞”都爲人民幹了些什麽好事呢？那要從1957年說起。細胞主任“一聽說中國出了右派分子，專說新社會的壞處，共產黨的不好，要輪流坐莊、奪共產黨的權，竟不由怒火中燒。那一天，從區裏聽了傳達報告回來，就徹夜難眠，冥思苦想，把她治下的形形色色人物，各色各樣的事情，象倒簍子撿爛布條似的，一樁一件地在心裏仔細審度起來，直理到雞叫頭遍，她才一掌擊在床沿上，倒把她男人嚇了一跳。對了，她想，二十七號的李八一，有一次竟罵一個居民小組長——‘你們是不是國民黨的保甲長？這麽凶！’——把共產黨的街道幹部說成是國民黨的保甲長，這話太毒，不是右派的話，還是左派的話？”於是，她到李八一任教的學校告了李八一一狀。“李八一原本就是三青團員，姐姐還在美國”，當然是做右派分子的好材料。細胞主任立了一功，心裏“頓時美滋滋地，覺得自己對黨貢獻挺大，出得校門來時，身子比風還輕呢！”
“反右全面勝利，大躍進也就全面展開，街道居民除了也要砸鍋摔碗地大辦鋼鐵之外，還開展了一個爭當‘一片紅’街道的運動。這一運動的宗旨，就是要在本街道消滅‘五類分子’。因爲不如此，就不能早日進入共産主義！”經過努力，細胞主任領導的居民委員會只剩下了一戶“五類分子”，那就是李八一的女人。右派分子李八一被抓去勞改，他的女人黃筠芬“雖說也只二十四、五年紀，也就一個兩歲的孩子，可是這個美人兒卻守活寡志誠。”有個右派分子老婆住在這裏，卜阿菊的居民委員會當不成“一片紅”，這可不行。於是“細胞主任在一個星期之內，足足跑了李八一家三七二十一趟。用‘車輪滾滾’的戰術，打連環仗，終於把那個志誠的美人兒勸轉了！”勸她改嫁給了對她“早已垂涎三尺”的“某校長”。細胞主任終於“領著一支鑼響鼓隆的隊伍湧進了區政府，領到了那張通紅的‘一片紅’獎狀。”
就這樣，細胞主任爲了向党邀功請賞，搞得李八一一家妻離子散。但是，災難還沒有完。那個“某校長”是一個性無能兼虐待狂。他對黃筠芬和她的兒子李小明非打即罵，動不動就把李小明趕出家門。李小明變成了無家可歸的孤兒，時常流落街頭，最後“因爲集夥盜竊”變成了一個小勞改犯。黃筠芬則終日以淚洗面，苦不堪言。儘管如此，當細胞主任把勞改釋放的李小明送到黃筠芬那裏去時，“還是做出一派大咧咧的樣兒，一手抓住身後的李小明，一手又牽住傷心母親的衣袖，說：‘瞧你們，就是勞改回來的，也值得高興才是！’”接著，“她忽然提高了嗓門，象嚷似地叫了起來，‘我說誰要是再把李小明打出門，逼著他去偷、去搶，我們絕不饒過他！有種的自己生一個出來打，沒的把人家孩子當下飯小菜，打進了班房你省心！他娘每月也掙五十幾塊，也沒白吃你，逞你繼父老子什麽凶？如今不是‘四人幫’的時候了！我姓蔔的今兒把話說在前頭，要是誰再敢虐待他母子，街道非鬥你七七四十九天不可！’”請看，細胞主任不僅沒有檢討自己是黃筠芬母子苦難的根源，反而義正詞嚴地替這母子倆打抱不平了。好一個“政府的細胞”，和政府以及主宰政府的共產黨一樣，永遠是偉大、光榮、正確的。
光陰荏苒、鬥轉星移，二十三年飛逝而過，李八一平反回來了。現在，細胞主任又開始動員黃筠芬與某校長離婚，與李八一複婚。她理直氣壯地對黃筠芬說：“離，非跟他離，我爲你做主。一隻閹了的公雞，讓他摟著都沒滋味！” 她又語重心長地動員這一對飽經風霜、年近半百的中年人，“古人還講究個破鏡重圓呢！”“她見二人沒有一個應她的，忙又說：‘黃同志，還是與李老師還原的好，這樣小明子才有了正經歸宿！’”
於是，李八一一家以二十三年時間、曆盡人間屈辱，跑完了他們生命歷程的一周，又回到了原點，重新聚合爲一家人。但是，二十三年的苦難、二十三年的光陰卻無法追回、無法補償。細胞主任沒有考慮過如何補償自己的過錯，李八一一家也沒有想過應該追回自己的損失，他們甚至對細胞主任感激有加。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居民委員會是政府的細胞。李八一一家與細胞主任的關係，正是中國的廣大受害者家庭與中囯共產黨政府的關係的縮影。回想當年右派分子在苦熬二十二年得到平反以後，對黨和“人民政府”感恩戴德的場面，還有什麽悲劇更加令人撕肝裂肺？還有什麽黑色幽默能更加冷酷殘忍？
圍繞李八一婚姻的離而複合這一主線，作者還以許多細節生動地刻畫了細胞主任的荒誕不經。小說一開始就讓細胞主任出了一個洋相。她在大街上看到了李八一和一個洋女人走在一起，不由分說就要把他當作“逃犯”捉拿歸案。到了公安局才知道，原來是李八一的姐姐從國外回來了，政府爲了裝潢門面，把他放出來搞“外事接待”。在她決心讓李八一夫妻破鏡重圓以後，作者又獨具匠心地安排她大鬧法庭，爲因過錯再次在法庭受審的李小明作無罪“辯護”。最後又寫了“細胞主任善有善報，喜地歡天”——在李八一與黃筠芬的複婚儀式上，李八一全家衷心感謝她鼎力相助，連由國外趕回來的李八一姐姐也對她感激不盡，贈以厚禮。至此，全文以大團圓的喜劇收場。
那麽，我們不禁要問，細胞主任真的是一個好人嗎？她應該善有善報嗎？這顯然不是作者的原意。細胞主任也許不是一個壞人。作爲一個個人，她甚至是可以算一個好人。但是，由於她一心對中囯共產黨罪惡政權邀功獻媚，所以她必然參與這個政權所犯的一切罪惡，她必然會製造出許多人間悲劇，她必然會成爲一個幫兇和同謀，她必然會淪爲一個壞人，哪怕中國老百姓當時還處在蒙昧狀態，哪怕中共的欺騙宣傳甚至蒙蔽了外國人。中囯共產黨是發生在中共党國的一切災難與蒙昧的根源。我想這就是作者在心中想告訴讀者的話。
1979年，高爾品在廣州的《作品》雜誌發表了他的處女作《律師之家》。第二年（1980年），就能發表如此深刻老道的作品，這絕非輕而易舉之事。在中共党國的嚴厲政治控制下，作者以如此高明晦澀的曲筆對中共專制統治發出如此強烈的血淚控訴，筆者不得不讚歎作者深厚的知識積累和勇敢的探索精神。
文章來源:《自由聖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