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9月26日訊】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這是一句人人皆知，而且是說了多少年的老話，可是即便是老話，時過境遷也容易被人們忘掉。佔這個世界三分之二的國家的人民，應該是最容易忘掉這句話的。因為這句話已經成為了他們的價值理念，成為了國家的政治制度，他們經歷了從思想啟蒙，到實際行動，再到製定憲法，最後把國家變成真正的人民自己的國家，人民獲得的是自由和尊嚴，而被關進牢籠裡去的卻是國家的公權力。
世界大同不是理想主義，天下所有的人都是自由人，都享有同樣的權利，可惜的是中國大陸至今仍然不是中國人的國家。當人民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的時候，當然就更談不到主宰自己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了。中國做了兩千多年一家一姓的國家，億萬中國人在遇上明君和青天的時候是磕頭謝恩，在遇上昏君贓官的時候就磕頭求開恩。中國人似乎是過慣了這種日子，但是也有不願意過除了謝恩、就是求開恩日子的人。
革命一詞是孔夫子在兩千五百五十年前就提出來的，中國人似乎忘了這個詞，可孫中山卻是記得，並且付諸了革命的實踐。事實證明，革命是對的，清朝政府的洋務運動是對的，但是甲午海戰的失敗卻又說明了，先進的科學技術不如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更為重要。當時的維新派、變法派不過都是想在不觸動皇權專制統治的前提下進行政治改革。
西太后的一句四個不能變，維新派、變法派們就砍頭的砍頭，外逃的外逃，其中相當的一批人最後倒變成了保皇派。專制的滿清政府是抱殘守缺、異化腐敗了，既得利益團伙們不願意失去他們胡作非為，貪腐的天堂，那就只好革命，革掉皇權專制的命，建立民主共和。
固然說歷史不能假設，但是僅僅二十年後日本就開始侵華了，如果沒有那一場辛亥革命仍是大清王朝的天下的話，恐怕中國人至今仍在日本的統治之下。中華民國在大陸的三十八年間，是軍閥混戰、抗戰、共黨發動的內戰，前後加起來是足足二十多年。戰爭年代人民苦，但是不必磕頭謝恩和求開恩了；民主不多，但是自由是有的，國民黨不好，難道共黨就好嗎？
共黨建立的是極權政權，比皇權專制更惡上百倍不止，更不要提民主共和了。民主被箝制，自由被扼殺，共黨從不施恩，但是中國人卻被逼著天天要謝恩，共黨任意殺人、貪腐、搶劫，中國人又天天的跪在地上，天天的求開恩。清王朝的洋務運動帶給了中國一點現代工業的基礎，而共黨的改革開放卻是把中國大陸搞的是資源枯竭、生態毀壞、污染遍地、工業的基礎整個的被破壞了。
中華文化曾經有過九百年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自由文化，被稱作是禮樂文化，當大一統的家天下出現以後，自由文化就黯然失色了，禮樂文化退步到了專製文化，兩千兩百多年後，皇權專制被推翻了，中華民國在大陸的短短三十八年的時間，中華文化竟出現了復興的短暫時期。
共黨當政實行的是極權統治，中華文化就死亡了，這六十多年的文化，實際上是外來的極權文化在中國大陸的橫行，與中華文化絲毫不沾邊。中國的歷史是重複的歷史，現在所出現的一切，在過去的歷史上都曾經出現過。
清朝搞洋務運動，共黨就搞改革開放；清朝提出了四個不能變，共黨提出了四個堅持；清末出現了變法派、維新派，現在就有改革派、開明派的說法，光緒皇帝贊成變法，結果被西太后長期軟禁直到死。
溫家寶提了一句改革，又許了一堆平反的願，可是他已經到了離任的時期，急於交班和脫身；溥儀皇帝接了班，只接受臣民的磕頭和三呼萬歲，卻從不說自己究竟是讚成維新變法，還是要堅守舊制呢？就如同即將接班的習近平一樣，既不說四個堅持，也不說政治改革。
畢竟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不能等皇帝恩賜給中國人自由和人權，於是孫中山先生髮動了革命，把中國從皇帝手里奪了回來，交還給了中國的民眾。現實中國大陸民眾要求政治改革和聽政治改革這句話的時間太久了，不耐煩了，那麼徹底的革命也就該隨之而來了。
二十三年前的北京學生運動，提出的要求是反貪污、反官倒，要民主的政治運動，當時沒有人提出過政治改革。一場大屠殺共黨們仍然正確，貪污、官倒進化為徹底的腐敗，而當時的民主的要求，卻退化成了要求政治改革，誰去改革現行的政治呢？當然能去改革的只有共黨，這就說明所謂的改革派們是在要求共黨進行政治改革。
民主是多黨的競爭，人民普選，要求的是共黨必須放棄一黨專政，權力歸於人民。政治改革則是變成了要求共黨多少收斂一點為所欲為，多少給國民們一點自由，假裝表面上尊重一點中國人的人權，實質上是共黨仍然當政，也就是說承認共黨這個政權，允許共黨繼續霸占公權力，只是巴望祈求共黨對人民開恩。
改革基本上是在原有的基礎或者體制上進行修修補補而已。經濟改革曾經被人們歡呼過，三十多年過去了，中國大陸的經濟並沒有走向自由市場經濟的軌道，凡是有利可圖的工商企業，依舊保持著共黨的計劃經濟的體制。這就證明了，要求共黨去進行任何領域的改革都是對牛彈琴，共黨們也可以高喊改革的口號，但是共黨的底線不會變，那就是共黨不能交出公權力，共黨必須是利益的最大收益者。
再以共黨的四個堅持來考量，共黨可以放棄馬列毛的堅持，作為政治改革，或者是讓步，但是放棄了馬列毛，共黨就應該解散，存在的基礎都沒有了，又憑什麼還叫共黨呢？堅持共黨的領導，顯然是共黨底線中的底線，不能放權，更不能交出權力。對於堅持人民民主專政這一條，這本來就是一句自相矛盾，解釋不通的堅持。最後則是堅持社會主義的道路，這句話的欺騙性最大。
首先是社會主義的推行必須是在民主政體的前提下才可以進行，目的是社會的財富全民共有，消除貧困，全民共同提高生活水平和幸福度，共黨不可能搞民主，所以共黨叫喊的社會主義那就是欺騙。共黨當然明白這是欺騙，於是才加上了特色兩個字，許多人至今不明白這個特色是什麼意思。其實這個特色可以解釋成共黨極權主義統治下的社會主義，也可以解釋為由於共黨堅持領導，所以社會主義變質、敗壞了的特色。
三十多年的經濟改革，共黨把經濟搞崩潰了，人的一生中有幾個三十多年，有的共黨是輕描淡寫的說了句政治改革，中國人還等得起嗎？即便有人等得起，等來的結果依舊是共黨一黨專政，既然共黨拒絕交出公權力，那麼所謂的政治改革又改革的是什麼呢？
改革的說法意思本來就含糊不清，共黨有共黨的解釋，人民有人民的期盼，之間的差別有天地之遙，各自說各自的話，永遠說不到一起。共黨到了今天的這個地步上，國人民眾也或多或少了解了共黨本性。俗話說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指望著共黨們去壓制自己的獸性，多少恢復一點人性，可以說是癡人做夢。
好在百年前的孫中山先生給我們做出了榜樣，那就是革命，孫中山先生革掉了滿清王朝的命，現在的中國卻革掉共黨政權這個命，革命不是改革，而是徹頭徹尾的去改變共黨的極權主義統治，把共黨的極權主義統治改變成憲政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這是從根本上去改變，而不是零敲碎打、修修補補的改革。
這就好比人的身體裡有以一個毒瘤，任何一種治療方法都不如開刀，直接去除這個毒瘤為上策，這就是所謂的長痛不如短痛，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既然知道中國大陸一切醜惡現象的根子在共黨，那麼還猶豫什麼呢？去年發生的中東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人們起來革命的目的就是改變政治制度，敘利亞人民至今仍在戰鬥中，這裡沒有商量，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人民起來革命就是要回自己的自由和權力。
當卡扎菲被人們從下水道裡抓出來以後，不斷的大聲喊叫不要開槍，但是槍聲還是響了，卡扎菲被擊斃了。想當初卡扎菲下令戰機向抗議的人群發射導彈的時候，如果有人向卡扎菲呼籲不要向老百姓發射導彈，卡扎菲會聽嗎？
同樣的情形，當共黨對中國人、對藏族、回民、維吾爾人開槍屠殺的時候，誰又能去改變共黨屠殺的決定呢？每次的屠殺鎮壓以後，共黨還振振有詞的解釋屠殺鎮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時還對被屠殺、被鎮壓的民眾進行妖魔化的宣傳，以說明共黨殺人是對的，那麼人民起來殺共黨那就無需說明，不僅僅是正確的，而且還是在為人類作貢獻。
政治制度並不是必然造成經濟危機的因素，因為經濟有其必然的規律。反過來說經濟的危機，也並不是必然衝擊政治制度，但是在專制獨裁的政體下，尤其是在極權的統治之下，政治制度是造成經濟危機和經濟崩潰的直接原因，反過來經濟危機和經濟崩潰又必然造成這種政權的政治危機。
同時凡是這種政權從它建立的第一天起，他的政治危機就開始伴隨著它，任何的風吹草動都會加深加強這種政治危機，原因是這樣的政權本身就沒有合法性，也就是說沒有民意。沒有民意的政權往往就造成政治的災難，也可以說是人權災難，每一次的人權災難發生以後，政治危機就加重了一層。
被統治的人民在開始的時候通常不了解極權主義的性質，只是抱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就是持觀望的態度。極權政權對此是不滿意的，它要求人民不僅是聽話，服從它，還要人民歌頌它、讚美它偉大和永遠正確，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只有不斷的製造人權災難，實行國家的恐怖主義。既然無法去說服人民去服從，那麼就只有去壓服嚇唬人民，於是民間就出現了怨恨和反對的情緒。
毛澤東就曾說過，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古人早就說，不平則鳴，但是極權統治的特色，就是它沒有道理，所以就不講理，當它把一國的民眾中的大多數都得罪了以後，長期存在的政治危機就變成了政權危機。根據維穩開支一年比一年大這個事實就已經說明了，共黨團伙們知道它們現在面臨的已經不再是政治危機了，而是它們這個政權存在的危機。
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人做的，當一國的民眾不准思想，不准隨便說話，人的自由精神和自主意識就被牽制住了。以這樣的群體去搞經濟、去搞科技、去搞文化、結果反而輝煌強大了，聽上去不可笑嗎？如果奴隸奴才們創造出了輝煌強大的話，那麼自由人難道都死光了嗎？
自從共黨當政，經濟危機的陰影始終籠罩在中國大陸。不少人讚嘆，三十年的經濟迅猛發展，卻不知道這句話本身就不符合經濟運行的規律，自由市場經濟的體制每隔六、七年還要發生一次小規模的經濟危機，每隔十幾年就會有一次經濟衰退的危機，而將死的計劃經濟害苦了中國人，經濟並沒有多大的進展，而宣傳上卻是騰飛強大。
既然國力增強了，那麼幣值就必須提高，錢值錢了，物價就一定平穩，銀行的利率就會提高，而股市的反應就是平穩的上升。可是中國大陸的情形是物價暴漲，工商企業紛紛倒閉，造成的高失業率、股市下跌、銀行減息，在國際的壓力之下，人民幣才升值，但是卻把所謂的外匯儲備賠了進去。
近期共黨國務院放風，人民幣將會貶值，此一消息立時使外資外企紛紛撤資關廠，幣值貶值就是經濟危機，中國人或許不知道，但是外國人似乎都明白危邦不入這句中國人的老話。
另有一份調查顯示，中國大陸汽車製造業總共有二百二十萬輛新製造出來的汽車是在庫存的積壓之中。市場繁榮購銷兩旺，從來都是共黨們的妄想夢想，然而卻從來也沒有變成實際，也沒有變成過事實。每當共黨喊叫拉動內需的時候其實就是在公開的告訴人民，民眾百姓依然貧窮，不是民眾百姓不想消費，而是無錢消費。
溫家寶在九月中旬的達沃斯論壇上也承認，農民進城造成了大量的貧民窟。這就令人奇怪了，是誰讓農民大量進城的，城里人口的失業率本來就極高，農民進城找不到工作更是抬高了失業率，可是中國大陸每年有花費巨額的外匯向世界購買糧食。把農民請進城去做貧民，然而全國卻吃著外國進口的糧食，農民為什麼不願意種地而要進城？這個根子又在共黨的身上。
這個世界上沒有公平，但卻有公正，中國大陸可以無法無天，但在這個世界上卻是以法制的理念在運行著。就以日本政府從私人手裡買下的釣魚島，歸為國有這件事為例，中國人好像很憤怒，打砸搶燒的共匪傳統的行為是再現於當代世界人民的面前，美其名曰反日，可是國際社會在日本政府處理釣魚島一事上卻沒有異議，這就說明了日本政府在釣魚島一事上並沒有犯錯誤。
本人完全同意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定論，但是四九年以後，尤其是一九五一年周恩來講話以後，釣魚島確實屬於了日本，至於為什麼共黨們最清楚。這就如同二戰勝利以後，中華民國政府收回了中國全部的主權，當時的領土面積為一千一百四十一萬八千多平方公里，為什麼共黨當政領土就縮小到了九百六十萬，那一百八十一萬多平方公里到哪裡去了呢？仍然是共黨們最清楚。
黔驢技窮的共黨這幾年煽動民族主義的狂熱，確實是有人上當了，既然民族主義的狂熱感染了一些人，那麼不如把民族主義用在正路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極權主義統治都是西方的糟粕傳進了中國大陸，現在需要的是理性的思維和行動去實行全民的大革命，革除極權賣國政權的命，建立民主法制的政治制度。極權從來是製造問題的，而民主與法制是解決問題的，現在該是中國人做選擇的時候了。
謝謝各位聽眾朋友們的收聽，下次的這個節目的時間裡我們再見。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