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9月21日訊】今天和大家談一下釣魚島的事情。先談一下習近平在失蹤了兩個星期之後，終於露面了，他參加了一個農業大學的科普活動，官方沒有解釋他為什麼兩個星期沒有出來。當然，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他出來不出來，官方宣布不宣布，這都沒有關係，但是兩個星期不出來其實並不是最重要的，官方也沒有義務為他解釋，但是在兩個星期沒有出來，是取消了三次重要的外事活動，這個問題官方就應該做個解釋的。
好，我們不談那個。就談談農業大學，最近中國的農業部門在各個部門當中，應該算是最威武的了。習近平失蹤了兩週，引起全世界的高度關注，結果一出面就選的是農業大學；另一方面，農業部管轄的漁政船，現在經常出現在中國和周邊國家的爭議海域裡面，就跟海洋局的海監船一樣，擔負的是宣示國家主權的重大任務。在這個問題上我就是不太明白，宣誓一個國家的主權本來是外交部和軍隊的事情，為什麼這麼重大的任務要讓農業部來承擔，無論從憲法和法律上，好像都講不太通。如果農業部的漁政船、海洋局的海監船，就能夠起到保衛領土和領海的作用的話，那麼花那麼多錢去養海軍、造航母幹什麼呢？
為什麼是釣魚島而不是海參崴
我們現在言歸正傳，還再來談談釣魚島。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是釣魚島？釣魚島事件已經熱了好幾天了，各種觀點都說得不少了，我在這裡就不想重複這種觀點，我就談談一件事情，我一直沒有想通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是釣魚島，而不是其它的地方。
中國近代鴉片戰爭以來，失去的土地很多，我們就不說遠的，不說清朝，就說中共建政以後，中國人民所謂從此站起來的1949年以來，就失去過很多土地，就有毛澤東當禮物送給尼泊爾的珠瑪朗瑪峰南麓，本來珠峰的南北都是中國的，毛澤東說以珠峰為界，一下子就把珠峰的南面，一大塊土地就送給了尼泊爾，所以當時中國登山隊只好從北麓登頂，原因不是說非要找難的路走，而是沒有辦法，因為南麓已經給尼泊爾，尼泊爾不讓我們從南麓登頂；果敢地區給了緬甸；中印邊境1962年打了一仗，仗打勝了，土地卻給了印度。當然還有江澤民和俄國1999年簽署的《中俄全面勘分邊界條約》，永久割讓了在滿清開始就被俄國佔領，但是一直中國沒有承認的那144萬平方公里土地。
不說遠的，就說這一次APEC會議召開地點，這個名字中國官方的媒體一直使用著，叫作俄羅斯遠東海濱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這個城市其實是有一個中國名字的，叫海參崴，為什麼不能叫？就像美國的三藩市（英文：San Francisco），中國的媒體一直叫舊金山，為什麼不能叫海參崴？如果說歷史上曾經被我們擁有，就是我們的土地的話，那麼海參崴應該比釣魚島多很多理由，屬於中國的。而且按照當時定的這個約定，1996年海參崴就應該歸還給中國了，結果到了2001年7月份，江澤民和俄羅斯總統普金在克里姆林宮簽署了一個《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代表中國正式通過官方文件承認海參崴及其周圍的遠東地區，永遠不再成為中國的領土。
還有的長白山，長白山的天池一大部分已經割讓給了北朝鮮。這些領土為什麼到現在都沒有見大家提起過，而突然之間一個不毛之地，連住的人都沒有的一個海上的小島，引起這麼大的糾紛。
要說這個土地所有權，從主權，從領土完整，從出產豐富，從人員的居住，各種條件來說的話，在這麼多失去的土地當中，任何一塊土地都應該比釣魚島更有優先權得到我們的關注。我認為從官方的角度來看的話，釣魚島它是和日本的糾紛，而日本是屬於西方自由民主國家陣營的，在意識形態上是中共的敵人。當然在歷史上，在各個西方國家當中，在侵略過中國的國家當中，唯一和中國發生過長期戰爭的就是日本，這是毫無疑問的。
其實還有一個在佔領土地方面和中國戰爭打得最久的另外一個國家，就是俄國。海參崴是和俄國的糾紛，而俄國早年在蘇聯時期，就是中共的主子和盟友，即使後來曾經跟中共翻過臉，還是屬於自家人打架。前蘇聯解體以後，幾經波折，中共最終把俄國當作是中共對付世界普世價值的一個盟友，這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為什麼對俄國佔領的土地隻字不提，而去集中在釣魚島。
另一方面就中共的態度，它通過各種宣傳教育的途徑，把中共的觀點在中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當中體現出來。就是說經常提醒大家，在中共統治期間，與周邊國家的領土爭端，經常被官方媒體介紹和提醒的就只有一個，就是釣魚島，而北方的144萬平方公里，在中共官方媒體當中是隻字不提的。另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如果誰敢開一條船到海參崴去宣示主權的話，俄國人二話不說一定開砲打沉掉，我相信大家都沒有忘記掉俄國海軍炮擊中國商船，致使多名中國海員喪生的慘劇，到現在都沒有一個說法。
當然釣魚島之所以被提出來，還有很多歷史的偶然因素造成的，包括在七十年代初的時候，一批在美國讀書的台灣留學生開始的保釣運動，和當時他們對國民政府的不滿有相當的關係，對於這個，我也沒有答案，但是我認為整個事情發展到今天這一步，和當局的刻意誘導肯定是有一定的關係的。
從釣魚島看中華民族什麼時候站起來的
在看到釣魚島這個爭端的時候，其實讓我想起另一個因素，就是中華民國對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所起的作用，確實不容易，就是看了釣魚島爭端以後，分外感到當年中華民國從北洋軍閥統治，一直到中華民國抗戰期間，終於廢除了幾乎所有西方列強和滿清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後來中共接手的是一個基本上擺脫了外患的國家，所剩無幾的不平等條約，或者是不平等條約當中的殘餘的內容，到了中共手裡以後，幾乎沒有任何進展，有的只是更多的喪權辱國。
像我們剛才舉的割讓和贈送給周邊國家土地的問題，到現在號稱是第二大經濟體，居然連釣魚島這個不毛之地都搞不定，有什麼臉面去批評滿清和民國！滿清所割讓的土地，除了一塊以外，其它都是經過戰爭打不過人家才割地賠款的。中共是在一仗都沒有打，甚至是在打勝了戰爭以後，失去了土地的。一個號稱使中國人民站起來的這個政黨，居然沒有做到當時中華民國已經做到的，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當中的那些殘餘部分，它都不能夠廢除，相反的還把它肯定下來了。就是說，真正使中國人民站起來的、使中國在世界列強面前站起來的，是中華民國，而不是中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背後的維穩力量
再看一下這次的維穩方面的力量。很多證據表明這次在中國大陸各地大規模的遊行，和後來發生的一部分城市的打砸搶的行為，是有警方參與的，這個部分地區在反日遊行當中的砸日系車、洗劫商家、趁火打劫的行為，顯然是得到警方的默許、鼓勵，而有的根本就是警方組織的。像西安遊行的時候，組織砸日本車系的某個人，經過網民「人肉」以後，發現是西安的一名優秀派出所所長，網上還有被他強制拆遷受害者的控訴。
所以網上有一種說法，我覺得很有道理，就是說如果在遊行的時候，有人敢喊一嗓子，說我們去政府大樓去抗議，他周圍能有一半人掏出手銬來。
在湖南打砸搶平和堂的這個集會，現在知道是《株洲日報》組織的，而《株洲日報》是當地株洲市黨委的機關報，也就是說這是和當地的黨委有直接關係的。而一個報社，我想給它一百個膽子，它也不敢去組織任何一個遊行示威，因此它肯定是在更高層的要求下這樣做的。
還有很多例子，像在河北滄州「反日保釣」遊行的視頻當中，人們看到遊行隊伍最前面的小轎車站著一個揮舞著中共的旗子，喊著反日口號的人，有人認出來，他是當地的交警隊長。在山東威海，公安局長帶頭在佳世客遊行保衛釣魚島。在湖州長興，一個中國企業八佰伴被洗劫一空。在這個隊伍裡面，打的是五星紅旗。而這次我們也看到在各地遊行隊伍裡面，都打出毛澤東的像和五星紅旗，我認為這個毛澤東的像和五星紅旗跟反日倒是沒有什麼關係。
大家知道中共就是在抗日戰爭期間，由於中華民國的軍隊全力以赴的在抗戰，才使得中共能夠發展起來，而中共在抗戰期間和日本侵略者勾結，暗算主導抗戰的國軍，才使中共最後奪取了政權，所以毛澤東後來多次對來訪的日本人士表示不要道歉，中共感謝日本的侵略。事實上，正是日本入侵，才使得中共得以發展壯大，最終奪取政權，所以毛澤東說的感謝，應該是他發自肺腑之言。在遊行隊伍裡面，打著五星紅旗，打著毛澤東像進行打砸搶，倒是符合中共革命的性質。
從全國反日遊行來看的話，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絕對不可能是自發的。當然，說這個遊行本身不是自發的，不表示說參與的人都不是自發的，我相信參與的人當中，有相當多的確實是出於愛國情緒而參加的。
為什麼說這個遊行不可能是自發的呢？中共執政以來，除了極少數的例外，比如說89年天安門學生抗議，除此以外，還從來沒有發生過長時間的，自發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在茉莉花革命期間，就僅僅是網上傳說有人要上街散步，就出動了大批的軍警到各個城市的中心廣場去防範，結果每個城市的中心廣場便衣警察比那些疑似散步的人要多幾倍、甚至幾十倍。
從這幾點來看的話，這幾天這麼大規模的反日抗議，應該是最高層的決定，它還不僅僅是某個派系私下搞的，因為這一搞的話，它馬上就牽涉到中國的國際形象、中日關係的走向，甚至還有外商對中國投資環境的重新評估，甚至會影響到下一步國內經濟的發展。
根據目前的情況來看的話，似乎還沒有哪個派系敢於或者有能力搞出那麼大的動靜，當然不同的派系，對這件事情的處理意見會不一樣，但是最終高層是基本達成一致，才會這樣做的。
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上說，就是釣魚島事件有必要鬧到這麼大的話，它和中國國內中共最高統治階層內部的危機，還是有極大關係的。所以有人就說，釣魚島事件的升溫，中日雙方都有國內因素的動機，也有互相配合表演的必要，像這一次在某些城市示威遊行之前，日本領事館已經提前知道遊行的時間，和遊行隊伍的走向，那麼這個就顯然是有人給他們事先打招呼的了。所以我認為有人擔心說是擦槍走火，我相信擦槍走火的事情，在釣魚島本身是不會發生的，要發生擦槍走火或者是誤打誤撞的，只可能發生在中國的大街上。
這種抗議活動，它能起到什麼作用呢？當然有很多作用，其中有一個我覺得可能跟中國現在社會矛盾有關係，就是把這種抗議示威作為一種新的減壓閥。任何社會，毫無疑問的，它都有社會矛盾，都有人會不滿意，都有不公正。在一個正常的社會，如果不是法律問題的話，各種社會矛盾它的解決方案很多，有宗教信仰團體，有社會的草根組織，有各種慈善機構，有非政府組織，可以幫助解決這些問題。如果說是法律上問題的話，可以通過法庭打官司，所以在一般的國家，正常的國家，它社會矛盾的削減的途徑非常多。
但是在中國，情況就完全不同。宗教信仰是非法的，除非在黨的領導下；社會組織是非法的，除非掛靠在黨政機關；示威遊行是非法的，因為公安局絕不會批准合法遊行的申請，至今我們沒有看到過，公安局批准了哪個申請，除非是公安局或者是黨委自己組織的；法律是沒有公正的，打官司是行不通的，而當這個禁止越級上訪的規定生效以後，基本上就堵死了社會的最後一個減壓閥。
現在還不清楚中共是否把這次遊行作為社會的減壓閥來使用，也不清楚如果是的話，將來是不是會定期的用這種方式來減壓。但是這種破壞性的釋放壓力的作法，會不會對社會穩定起到作用，是非常值得懷疑的。
地區差異和東南互保
這次的遊行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地區上有比較大的差異，不是說地區上都完全一樣的，當然我們說最高層可能決定了組織反日遊行，但是在反日遊行搞到什麼程度，暴力要達到什麼程度，在這個之間還是有極大的操作空間的。
這次我們看到幾個情況，一個就是東南最開放的地區，比如上海、廣東、深圳這些地方，控制得就相對比較好。尤其是當地人參與的不多。根據當地的消息來看的話，參與的多半是外地人，這個差異之大，足以使有人聯想到清末的「東南互保」。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緒皇帝的名義，向西方11個國家同時宣戰。當宣戰的詔書下到中國各個地方的時候，當時的郵政大臣盛宣懷要求各地的電信局，把這個清廷召集義和團民和宣戰詔書扣押，就只給各地的最高官員看，並且電告各地不要服從這個命令。而當時李鴻章也回覆朝廷說是：「此亂命也，粵不奉詔」。他當時是兩廣總督。這個電報後來也鼓勵了東南各省的最高官員，他們就和各參戰國達成協議，就是請這些國家不要進兵到長江流域和各省的內地，而這些國家的人民生命財產，凡是在東南簽署條約的各個省區也會得到保護，這個就叫作「東南互保」。這件事情使得滿清政府威信掃地，從此各個省也開始軍閥化，而奠定了辛亥革命槍響以後各省宣布獨立的契機。
我們看到其實各地的情況是有所不同的，從上面這個地區差異我們也可以看到部分地區的打砸搶的行為確實是有人操縱的。在這件問題上誰最有動機和最有能力來操縱？從動機上面看的話，中央政法委的維穩系統是最有動機的。薄熙來事件以後，中央政法委和周永康雖然沒有直接遭到像薄那樣的命運，但是他們是確實經歷了權力被分散被削減一系列的打擊。做為一個特殊的權力利益集團，它的存在是以社會動盪做為它的權力來源的，做為它的權力基礎的，它是最有製造社會動亂和社會混亂的動機的。
像這一次和砸日系汽車、洗劫商店的暴行有關的，多數都和警方有關，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國公安這樣做也不是第一次了，當年由於孫志剛的案子，全國要求取消收容制度的時候，公安就以無法完成社會治安來威脅，致使後來出現了實質性的反覆，也使得全國要求取消非法的勞教制度的努力始終沒有辦法實現。公安就是以不幹了，讓社會去動盪來做為威脅。
政法委和政法委所控制的整個司法系統，最主要的部分是公安，在這個問題上不僅有動機而且也最有機會來這樣做。因為社會動盪可以證明政法委維穩的重要性，使得政法委不僅可以保住現有的權力不至於進一步的被削減，甚至還有可能收復一些失地，也很難說，因此他們是最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的。
抵制日貨的個體和政府行為
最後我就想談一下抵制日貨的個體行為和政府行為。我一直認為抵制日貨也好，或者抵制什麼國家的貨物也好，應該是一種個人行為，也是個人的自由，就說你可以用各種方式，現在網路也很發達，你可以公開自己抵制日貨的理由，你可以透過公開的方式來號召別人也能夠加入，但是所能做的也就到此為止。
沒有任何一個人有任何理由強制別人也去抵制的，更沒有權力去破壞人家的財物，因為抵制它本來是一種態度是一種表態。抵制一定是自己有損失的，因為你抵制一定是一個比較好的產品，如果是一個不好的產品，它自己就淘汰了，如果貴那就說他比別人更好所以你去買，這些都有選擇的，因此一個不好的產品不需要抵制，抵制一般都是比較好的產品。
像我自己我就抵制過一陣子索尼的產品，那是有一次去聽張純如介紹她的新書——《南京大屠殺》。她當時講了一個故事，她說有一位美國電影導演在知道她寫這本書以後就告訴她的，說他拍了部電影，講的好像當年被日軍俘虜的美軍和盟軍戰俘的故事，電影拍出來以後說是被索尼封殺了10年，我當時也沒有太弄清楚索尼怎麼能封殺，好像跟索尼買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有點什麼關係。因為這部電影當時這個導演就是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贊助下拍的這部片子，如果他不發行他就沒辦法，好像這麼一回事，具體的已經不記得了。聽了張純如介紹以後我就開始不買索尼的產品了，這也是自己不買，根本也沒告訴別人，也沒做別的事情，就抵制了三、四年，反正當時所有索尼產品其他公司都有類似的產品，所以也沒有覺得什麼特別不方便，而且我也不是抵制所有日本產品。直到有一天我需要買一個攝相機，而那個時候這種功能的攝相機只有索尼有，所以我就買了，這個抵制就結束了，後來也沒有抵制過其他什麼東西。
個人抵制，不管是什麼產品，怎麼抵制，抵制多長時間，這個都是理所當然的，但是你不能強迫別人跟你一樣做。像在美國有些公司，由於人權、工會、勞資關係等各種原因，經常也可以看到有人在某個商家的門口打著標語抵制，但是他只能做到這一步，他可以告訴進這個商店的人我為什麼要抵制，我希望你也不要去買他的東西，但是他不能阻攔別人進商店買東西，那是違法的，警察可以抓他。這是個人抵制，那是有充分理由，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抵制任何他想抵制產品。
但是做為政府它想抵制的話，最好不要打民間的幌子，因為很簡單，它只要停止對日貿易就完全可以做到了。它停止對日貿易，比任何遊行，比砸任何日系汽車，比搶中國人開的疑似日本店，更全面更徹底更有效，還不會誤傷那些無辜的同胞，除非誤傷無辜而不是懲罰日本，正是這個政府行為的真正目的和動機。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