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9月19日訊】我，李天天，是上海國保員警的眼中釘肉中刺，被他們說成是其黑名單裏的NO.1，而胡軍也是新疆國保的眼中釘肉中刺，新疆政府黑名單上的NO.1。中國政府對我們的迫害，其方法之毒辣，幾乎可以申請世界吉尼斯記錄了。上海員警6次綁架我，1次送去深圳，5次送到戶籍地新疆；他們無故抓捕我，讓我無法進行律師工作，以此斬斷我的經濟來源；他們囚禁我在沒有窗戶的房間裏95天，不給放風，幾乎把人折磨得要瘋；國保查了幾乎40年來，我與所有異性床上、床下的關係，其詳細的程度乃至到做愛的方式。為搞臭我的名譽，他們真是煞費苦心，費盡周折。
胡軍，新疆政府為阻止他上訪（他因事故造成高位癱瘓，政府卻不給賠償），打掉他堅持維權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氣，將坐輪椅的他關入大牢13年，其間用盡各種聞所未聞的酷刑。但政府對我們超級迫害的結果，只是把我們變成了爭取民主的更堅定更堅強的鬥士。正是因此，我們有機會從網上相識，而走入現實生活，深深相愛，終於締結連理。
胡軍是個坐輪椅的二級傷殘人，他高位癱瘓，下半身完全沒有感覺，哪怕是刀砍下去，他也沒有絲毫的痛感。是的，他的脊椎神經斷得非常徹底，如同他推翻專制制度的決心一樣徹底而決絕。我們相愛的速度也快了點——閃愛，目前蠻流行的，我們算趕了一次時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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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7日，我被上海國保抓去，送回新疆昌吉，而胡軍也住昌吉。我們同是痛恨專制，在網上簡單地聊過一兩次，算是網友。我們在12月19日終於見面了。幾天的相處，我們就決定要一輩子在一起生活了。2012年2月16號，因為國保的干涉，我們只好在網上向記者公開了我們的關係。
清楚地記得2011年12月19號，我被國保綁架送回新疆才兩天，住母親家，母親去深圳了，家裏連個說話的人也沒有，加之我在火車上站了45個小時，才從上海到了新疆，身體非常疲勞，心情也很低落。當日上午，我就早早來到網吧，上了QQ，一個網名叫「MZ小子」的人與我聊，他說也在昌吉，叫胡軍。我很快想起來了，今年5月下旬，我因為「中國茉莉花」的事，被囚95天，被強迫送回新疆時，在網上認識了他，知道他搞維權，政府以他涉嫌「煽動顛覆罪」對他進行監視居住。他提議我去他家，我爽快地答應了。
門開了，讓我震驚的是，開門的中年男人坐著輪椅。他就是胡軍？他有一種很男人的氣質，雖然坐著輪椅，也掩飾不了這一點；或許他還有一種脆弱與堅韌共存的東西交織在他的表情裏，這引起了我內心深處的同情。家中沒有他人，房間很暖和，佈置得清雅整潔，讓人身心感覺到很舒適。
還沒有聊幾句，甚至還沒有坐下，他就說「你做飯吧」。是呀，他坐輪椅，又是吃飯時間。我做飯，他在旁邊有一句沒一句地聊著，而我頭腦裏一直被他坐輪椅搞維權的事震驚著，仿佛看一本小說，剛看了個非常特別的開頭，很想繼續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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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1965年出生，在新疆農六師105團長大，高中畢業後，上過新疆的商業學校；我是農八師142團長大的，然後上過護校當過護士，後來做律師，目前是「寧妓不律」了。他與86歲的父親、75歲的母親共同生活，最近幾天父母去四川老家了，要過完春節才回來，所以家裏就他一個人。
1992年，他在昌吉市一家汽車配件公司當銷售員，因為得罪領導被構陷為詐騙犯罪。他在新疆昌吉監獄服刑期間，被安排下煤礦工作，出事故，脊椎骨折，造成高位癱瘓。一次，司法廳一位領導到他的病房，說了些很難聽的話，他非常憤怒，坐在輪椅上扇了他一記耳光，此事可見他的性格。1994年，他服刑期滿，但監獄只給他3萬元了結他的事故傷殘問題。按法律，他的情況應該按工傷對待，如果一次性賠償，至少也應在30萬以上。他出獄後，因為不停地上訪，監獄不給他釋放證，因此他落不了戶口，辦不了身份證，甚至去法院都不容易立上案。他因此去北京上訪，但沒有幾天就被新疆國保員警抓回來。
1995年，他因為上訪，被再次關入監獄。在監獄，他受了不少酷刑，下半身多處褥瘡潰爛，被關入一間羊圈邊的小房子裏，蒼蠅到處飛，能聽到的就是羊叫，有時一天都沒有人去給他送飯吃。他感覺自己就是一堆爛肉。他的床就是一塊竹夾板，類似建築工地上那種竹跳板，竹板之間有夾縫，就是健康人，皮肉也會被壓破磨爛的。這簡直就是刑床。半癱的胡軍被放在為他特製的粗糙的竹夾板床上，潰爛的褥瘡被磨得血肉模糊。還有一種叫「捆繩」的酷刑，將雙手反剪到背後用細繩捆住，雙手因為淤血而疼痛到無法形容。中國的酷刑就是這樣，不動聲色，卻能讓你痛不欲生。說這些的時候，他還帶著笑意，好像在說電影裏的情節，我也沒有流露出過多的震驚和難過。經歷多了，好像大家都很會掩飾自己。有什麼可哭的？有什麼痛苦的？一切都雲淡風輕，有淚，在心裏流吧。
胡軍自殺過。15年過去了，現在大腿根部還有很深的10幾釐米長的刀疤。當時，因為雙腿肌肉血管萎縮，根本沒有流出多少血。他也曾拿鐵釺捅自己的腹部，碰巧捅在兩個臟器的縫隙間，沒致命。總之，他是求生不成，求死不得。他雖然坐輪椅，但一次次去砸監獄的大鐵鎖。監獄頭頭最後實在受不了他的折騰，送他去了偏僻的監獄煤礦。礦領導與他達成交易：你別給我們找麻煩，我們也給你在礦區內活動的自由。
就這樣，他有機會去網吧，並在網上找到了維權人士，把他的冤情通報出去。在各種壓力下，2008年監獄賠償他10萬元，並釋放他出獄。他自由後，立刻毫不猶豫地加入了張建平開辦的權利運動網站，走上公民維權的道路，一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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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見面，吃了飯聊了天，我也該告辭了。他拿出一張自己不用的1000多元的上網卡，希望我能用上。可惜我一般不用這個，他建議我送給需要的朋友，我就留著了，非常感謝他的好意。
準備告辭時，他建議我如果願意可以住在他家，反正父母的房間空著。他說他坐輪椅，不會對誰構成危險。我猶豫了一下，就爽快地答應了。與人交往，我喜歡大方地付出、大方地接受，人應該這樣；可惜專制制度將人性搞壞了，人們多心懷恐懼和猜忌。
第一次見面，他就能慷慨地給朋友這麼多幫助，還毫不客氣地請我做飯，我相信，這樣的人能信任別人，也能被別人信任，能與人建立深厚的關係。總之，我對他有了深深的好感。我同情他的苦難經歷，也被他的勇敢和正氣深深震撼，而且他有良好的心態，樂觀，能與不同素質、不同層次的人進行良好有效的溝通，處理好方方面面的關係。他在沒有一分錢收入的情況下，積極投入維權運動，將各項工作做得井然有序，風聲水起。這些對一個健康人尚不容易，何況對一個坐輪椅的殘疾人。
在一天多的相處之後，我就有一種強烈的很想抱抱他的衝動。是深刻的同情？深深的佩服？深度的理解？深入的好感？或者是我多年來深深的孤獨?可能都有點吧。我沒問過胡軍他是怎麼想的，但一定與我的感覺是同步的。他的女朋友在他出事故兩年以後離開了他，至今快20年了，他的生活中除了家中的女性，幾乎再沒有女人介入。他看起來是個開朗的人，生活規律，無不良嗜好。總之，我感覺他是個非常勇敢、非常愛正義、聰明善良的人。我認為的一個好男人的標準他都具備，我還猶豫什麼呢？
於是我們的關係有了變化，變成了戀人、情人或者說像夫妻。每天，我負責三頓飯、採購；他會洗洗衣服、床單，拖拖地。吃完飯，他上網，我學習我的英語，晚上聊聊天，享受二人世界。一個多月的相處，平靜和諧，沒有人來打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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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上海才半個月，國保又找藉口在3月9號把我綁架回新疆。沒有猶豫，我下了火車，沒有去母親家，直接去了胡軍家，他的父母還在四川。3月15號，兩群國保先後來家裏，抓走我們倆分別問話，主要是確認我們到底什麼關係。我當然實話實說：想一輩子一起生活的關係。結果國保告訴我我們不能一起生活，除非我在網上不說話，連文章都不要轉，否則他們送我回上海。他們讓我將之當成政府的迫害、父母干涉婚姻自由，那意思就是：別給我們員警講法律，我們就這樣了。無奈，我都答應了他們。4年來頭一次，我對國保投降妥協了，因為他們這次真的捅到了我的軟肋——愛情。
我與胡軍被抓之間有10幾分鐘的間隔，就這麼會兒的工夫，他把我被抓走的事情寫到了權利運動網站。結果，2個多小時後，國保歸還了我的扣壓物品，我的手機也接到了外媒的電話。這樣，我與胡軍相愛並準備在一起生活的新聞就被外媒記者發佈到了網上。當天從警察局回到家，我們倆就用電腦照了合影，放到了網上，公開了我們生活中的這件大事情，網友們紛紛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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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下旬，胡軍的父母回到新疆。二老一定很吃驚，出去3個月，讓他們操心流淚的47歲的兒子胡軍居然找了個媳婦並住到了家裏。生活可真夠有戲劇性的了，如果胡軍的父母不出遠門，他一般也不約網友來家見面；如果上海國保不反復綁架我回新疆，我也沒有機會在生活中認識胡軍。記得劉曉原律師寫推文說我是2011年最倒楣的律師之一，其實他那時候不知道我已經在2011年底認識了胡軍，並深愛上了他，這也算是倒楣中的幸運吧。
是的，有了伴兒的路，並不一定就好走，但能找到合適的伴侶確實是幸運。我與胡軍算是閃愛閃婚了（在目前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我們也無心辦什麼婚禮）。政府不給胡軍辦身份證，我們沒有辦法領結婚證，也不想領這個黑政府的結婚證。在網上我總告訴別人我們是黑夫妻，他是我的黑丈夫。我們這對黑夫妻其實最大的心願是推翻這個專制政府，在新的民主政府裏領到結婚證，做真正的法律意義上的夫妻。我們會努力的！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