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9月15日訊】在9月10日中國第28個教師節裡，直面義務教育的問題，蓋過了形式大於內容，鮮花盛開的教師節。騰訊網做了一個專題：「閻錫山治下的山西義務教育奇蹟」，其中展示了山西省教育廳1933年編印的《教育部督學視察山西省教育報告》，可見1932年，各縣教育經費佔當年行政總開支的比例高達 50-60%多。此外，山西政府用於鄉村小學的經費，遠遠多於用於城鎮學校的經費。在1920-1924年村立學校經費佔全省義務教育總經費的 80-90%。
事情的起因始自《長江商報》記者在9月3日一篇題為《扛著課桌去上學》的報導。它端出了湖北麻城市順河鎮3000多名學生背著課桌報名上學的情景。對此，麻城官員的回應竟然是：「財政擠不出錢來」。話說：「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可就是在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財富爆炸，財政收入在過去 20年以比GDP增長率高得多的兩位數增長的土地上，偏偏有很多地方窮教育、苦孩子。學校裡幾十年沒有課桌，如今，兒子要背著父親兒時用過的課桌去上學。說起來，麻城是國家級貧困縣，然而，這是怎樣一個貧困縣？政府有富麗堂皇、號稱白宮的辦公樓；市委書記楊遙擁有不止一隻名表；政府計劃投資5億建設移民公園，花2000萬進行綠化升級。就在上個月，8月份，麻城市統計局宣稱，其財政收入等7項經濟指標「居黃岡第一」。這個吃國家貧困補貼的麻城，盛產以權撈錢的貪官。三年前，市委書記鄧新生受賄數百萬被雙規；副市長被雙規。
很難想像麻城政府官員怎麼能對小孩子背著沉重的課桌去上學熟視無睹，心安理得。國家扶貧款，為什麼不先用在義務教育上？麻城的公款吃喝、公車開支、出國公幹的花費究竟是多少？它的教育經費和三公支出是個什麼比例？為什麼沒有監督執法？它當然不是錢的問題，而是這個官僚制度及其豢養下的官員，注定是只牟取私利，無心公共服務。問題還不止於此，在麻城，師資青黃不接，教育質量下降，幾年前「撤點並校」的政策，使得教育資源被集中到鎮上，村子裡窮困得難以為繼。從上到下來自財政的教育資金被截留、侵呑、挪用。義務教育法既無尊嚴也無保障。也是在湖北，幾個月前《中國青年報》揭露過，那裡補助農村義務教育的資金被「吃空餉」。也就是說，國家財政撥付的用於教學一線和學生頭上的補助金，其實是基層教育部門瞎編虛報騙來的，然後再將它們分掉。可以斷定，中國絕不止一個麻城，一個湖北。
1986年，中國就頒佈了《義務教育法》。在第六章「經費保障」上，有「三個增長」規定：一是各級政府用於實施義務教育財政撥款的增長比例應當高於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比例；二是保證按照在校學生人數平均的義務教育費用逐步增長；三是，保證教職工工資和學生人均公用經費逐步增長。在實際中，這三個增長根本沒有保障。
後來，1993年，政府在《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又規定：「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在本世紀末達到4%」。將近20年過去，連21世紀都走過12年了，這個原本上世紀應該達到的比例依然落空。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2009年中國實際的公共教育投入佔GDP2.4%，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在進一步擴大。
有法不依，有令不行。當然是沒有監督。然而，分明在制度設計上有一個監督機構，叫教育督導。在《國家教育督導條例》（徵求意見稿）中還明文規定了教育督導的內容，包括教育法律、法規、規章的執行情況；義務教育普及水平和均衡發展狀況；教育經費投入情況和使用效果；學和生活設施、設備配備和使用情況等等。問題是，誰來督導？如果是出自教育管理部門的人，自我監督，豈不形同虛設？！
9月6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通報《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的實施情況。教育部部長袁貴仁說，預計今年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將達到 2.2萬億元，佔國內生產總值比例達4%的目標能夠如期實現。雖然這個比例來得太晚了，且和發達國家有差距，但從絕對值上，也是一筆不小的款項。然而，怎麼把它們切實用到實處？如何解決城鄉之間、發達和落後地區之間，同一地區重點與非重點學校之間教育經費和資源配置的極端不均衡，怎麼防止各級政府部分及官員侵吞、挪用教育資金？答案是：不改變現有的制度，無解！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