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9月2日訊】孔子要去瞭解一個地方的政治可以從兩方面入手，一者從民間得知，二者從諸侯得知。當時孔子在各個諸侯國已有了很大的名氣，而且孔子可以和諸侯分庭抗禮，這在我們當代的中國恐怕也是很難做到的。儒家思想在當時也是顯學，而孔子又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是當時的學術權威，諸侯是十分尊敬他的。而且當時的學術具有獨立性，不僅孔子能得到諸侯的尊敬各派的思想家都是如此，諸侯的權勢再大也不能超越學術之上，當時的各派思想家是可以直接批評各個諸侯的，諸侯雖然很不高興但是也不能把他們怎麼樣。雖然很多諸侯都主動向孔子請教治國方略，但是孔子所提出的思想諸侯並不採納，當時的社會情形也確實無法實現孔子的理想。孔子周遊列國但是沒有一個國家能聽信孔子的方略，所以他才發出「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慨歎。不僅春秋時期沒能實現孔子的理想，就整個中國社會至今也沒能實現。要實現孔子的理想關鍵還是在民眾，如果民眾都能有溫、良、恭、儉、讓的德行也就天下太平了，整個社會就能朝著良好的方向運轉而不是現如今的惡性循環了。我們要學習孔子反求諸己的精神，想要什麽樣的生活就要先有什麽樣的修養，每個人都覺醒了整個社會也就覺醒了。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在中國古代是非常講究家風的，這裡所說的「父之道」就是指家風。家風是一個家庭的立家之本，是一個家庭對內文化的傳承，對外文化的展現。某一個家族的子孫之所以可以稱為這個家族的後人不僅僅是因為血緣，更重要的就是這個家族的後人繼承了其家風。在某一個家族當中並不一定每一個子孫都是具有血緣關係的，有些是過繼過來或者收養過來的，但是這些後人也算是這個家族的子孫；有些是這個家族的血緣，但是這個家族並不一定承認他屬於這個家族，或者自己不承認屬於這個家族，或者就是雙方互相不承認。由此可見，中國人非常看重文化認同，至於文化和血緣哪個更重要這在中國人的思想裡就比較模糊了，我想各有各的看法吧。
從這段話中我們還可以看出當時的中國已經進入了父系男權社會，父親為一家之主，而家庭的主導地位也是由兒子來繼承。所以，在中國經常以父來代表父母，以子來代表子女，這也是我們閱讀古籍的一個基本文化常識，切不可一見到父就以為單指父親一見到子就單指兒子，這要視情況而定。在父系男權社會中一切的文化典章制度都是以男人為中心的，而男人也承擔了家庭和社會的主要責任，相對的女人的活動範圍就受到了限制。但是，此時女人的地位也絕對不會如我們平常想想的那麼低，男人也不會把女人壓迫的死死的的，這種情況最起碼到唐朝還是如此，而且恐怕有很多方面對女性的尊重程度還有高於現代。在孔孟的思想當中也絕對沒有壓迫女性的一面，關於孔孟父母的傳說也只有其母親的而沒有起父親的，但是孔孟也絕對不可能超越那個時代大背景單獨提出女性的問題，我們後人對其思想不要誤解太多就好了。
心之所向謂之志，父親還健在的時候主持家庭事務，兒子不可以獨斷專行，要配合父親的工作，順應整個家庭的發展。雖然此時兒子處於輔助地位，但是不可以沒有志向，一者沒有志向便不能為父親分勞分憂，二者將來一旦自己主持家庭事務就不知從何下手。有了志向才能夠激發學習動力開發學習潛能，通過不斷的學習增長智慧，為家庭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父親不在了，兒子就要走上家長的地位主持家政，所以要看他的實際作為。這時兒子的作為會更加深刻的影響整個家庭的發展，其行動決定著這個家族未來的命運。
中國的數字都是非常具有彈性的，比如這裡所說的三年，並不一定就是絕對指三年，它可以表示幾年的意思。父親過世後兒子主持家政，如果一下子就做出大動作的話對整個家族都會十分不利，這種突變可能會引起家族的分崩離析以致整個家族的滅亡。所以此時要繼承以往的家風保留父親制定下的一系列治家方略，這裡所說的在幾年之內不改變父親之道不是說就一點也不變，這恐怕也不可能，只是不要突變就好了，改革也要進行漸進式的改革，這樣整個家族的基業才能保留下來家風才能繼承下去。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此處所說的禮絕對不是我們平常所理解的禮儀、禮貌、禮節等等，它指的是一整套的社會制度，其作用類似於今天法律所起到的作用，但是要比當今的法律範圍大的多，不過禮不包括刑罰當今法律是包括的。禮是孔子一生的追求，孔子的理想就是以禮來治國，但是這個禮不是由孔子自己創造而是參考周禮加以改進。在孔子的社會理想中禮的地位是最崇高的，任何人都不能超越之包括君主，君主的權力要限制在禮當中，並且君主的權力要來源於禮，這也就是說禮即是政府權力的來源也是政府權力的限制，政府一旦超越了禮違背了禮那這個政府也就失去了它的合法性。如此看來禮是不是不能變化的了？當然不是，禮也是要根據不同的時空條件加以改變。但問題是禮不會自己改變，還是需要人去做出調整，那誰有這個權力呢？孔子並沒有說明誰有調整禮的權力，但是我們從孔子的言行當中可以推斷出。周禮相傳是周公所作，不過究竟是不是周公所作我們也很難得知，但是孔子相信這個說法。那周公在中國文化當中或者說在儒家思想當中處於一個什麼樣的地位或者說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呢？他是政治的領袖還是文化的領袖？雖然周公輔佐成王掌握實際的政治權力但是在中國文化或者說如今思想當中周公是被看做文化領袖的，實際的天子也就是政府代表還是成王。周公作為一個文化領袖，其名氣和歷史地位遠遠超越了作為天子的政府代表這在中國歷史上現實出什麽意義呢？文化可以超越權力！權力是可以被文化限制的！孔子理想中要建立的國家所施行的禮也是由孔子參考周禮加以調整過的，而不是君主制定的。由此兩件事我們可以得出禮的創造與調整應該由文化人也就是知識份子來完成，這也就是說國家社會制度的建立應該由知識份子來完成。這表明什麽呢？這表明了政府可以掌握政治權力，但是文化權力一定要由知識分子掌握，並且政府所掌握的政治權力不能超越知識份子所掌握的文化權力，文化不是政治的附屬，知識份子也不是政府的附屬。
和是一個什麽狀態呢？簡單說人與人之間關係融洽、社會穩定、民眾與政府之間沒有衝突就叫做和。禮的作用可貴之處就在於能使人和，這豈不是很美滿？但是有子又馬上提出大大小小的事（也就是所有事）都以和為目的是不行的，良好的政治也是不會實現的，這究竟是爲什麽呢？一味追求和就會破壞禮，而破壞禮的往往是權貴，只有權貴才有破壞禮的條件，而禮遭到破壞的結果只能是民眾遭殃！本來禮是規範所有人的，可是一旦權貴超越了禮去氣壓民眾那這個禮就成了權貴為所欲為的工具，民眾又沒有超越禮的能力所以就會遭殃。如果政府一味追求社會穩定、民眾不跟政府起衝突那這時禮也就被破壞掉了，這時的政府也就不會再顧忌到禮的約束性了，這是很危險的！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義是比信更大而且更具體的原則，所以信符合義諾言才可以兌現。孔子所創立的儒家之道都是為君子所施設，作為君子就要能夠通達天地人情，既能體悟最高原則也能處理具體事宜，否則就有可能變成小人。所謂「盜亦有道」，想要成為優秀的盜賊也是要講原則的，信就是其中一條。事先說好了的分贓原則如果到時候不兌現那這個盜也不會在盜賊中樹立自己的地位，所以信也是他的行為準則。另外講誠信也要顧忌到具體時宜，古代就有一個人跟人家約好了在大橋下見面，可是那個人卻沒有來而自己偏要講誠信，洪水來了都不離開，你說這樣的誠信不是很害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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