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25日訊】我在《反禮教的秘密》文中已說過：神話真理很簡單，卻須有脾性相投的質樸人群環境：聽先生說的有理就信即行，不爭不鬥或略辯即止，「民以和為貴」。但是到了中共酋邦國，中華民國遺留在大陸的文人，例如陳寅恪、熊十力、劉文典等，生命卻在佛教所說的六道輪迴中孽債纍纍而認錯如同要命，加之怕失去被中共優待的特權和私利，所以讀不懂《共產黨宣言》中「幽靈」自報家門的第一句話。雖然馬克思已明說共產主義是思想魔怪，中共酋邦的先生們，大、中、小學的老師，卻用科學實證思維想：這只是比喻。這樣想對自己有利。
1950年代選擇中共政權的民國先生們，學貫中西，當然知道埃及的塞特、中國的蚩尤和共工、以色列的撒旦、印度的阿修羅、希臘的宙斯等一脈相承好鬥與愛騙，精神上是邪魔。因為他們不修煉，以為俄賽尼斯、老子、釋迦牟尼、耶穌等只是思想覺悟比一般人高，理解不了他們身負特別使命：由天落地修成神心，傳法制、自然、慈悲、救贖正道。把共產黨是幽靈視為比喻，把400多歲的老子（李耳）混同為80歲的老萊子，慧眼閉上就有了藉口。
撒旦時代白伊甸園的亞當、夏娃受了蛇的蠱惑被逐出，三皇五帝時代黃伊甸園的伏羲、女媧則守皇道（靜民則法），教部族人生活上知足常樂，故而繁衍後裔到炎黃乃至堯舜。我所說黃、白伊甸園是代指黃種人、白種人。最初見到傳說是兄妹及夫妻的伏羲和女媧蛇身相纏的圖像，一直不理解是什麼意思，現在我知道了：人首蛇身的傳說是喻指心如止水。也就是說，修道或修佛的人，回天的心境就是坐懷不亂、死水無波。夫妻雙修有神心同時有慧眼。
先生因傳道而吃苦有擔當，不修道也在道中，雖不是伏羲，也自有功夫讓學生敬仰追隨。華夏族以大禹治水（驅逐共工洪水凶神）的成功傳說為標記，步入從夏朝到清朝的中原12統一王朝的帝王時代四千年，先有史官傳說的夏朝歷史與傳說被甲骨文證實的商朝歷史，後有鐘鼎文和竹木簡書寫的周朝歷史（編年體的尚書、國語、春秋等）。尤其在春秋時期，孔子傳出克己禮讓的春秋文筆：明辨正邪、秉筆而書地寫史，主要是訂正和註釋史官的史書。
春秋史官文筆的筆法簡略，短句敍事，重結果不鋪敍過程，對亂臣賊子不褒不貶。孔子修訂春秋，將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看法，通過細節描寫，辭彙和材料的取捨，以「仁義禮智」倫理為尺度，委婉而細微地表達歷史觀點。春秋筆法這種修君子儒道特有的華夏祭祖文化，通過史官和父母換成從中原輻射周邊地區。微言大義使亂臣賊子懼，但是不用說壞話的方式。華夏族人像形會意文字特有的從老子到孔子而延續後世的重道德的祖輩（先生們）的至理名言，諸如「滿招損，謙受益」、「和光同塵」等，文字含蓄、思想凝縮，閱讀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正人君子以平和心態講述和傳遞中庸正道倫理，例如孔子。可是黨的先生卻對著幹。
還在中華民國時期，紅軍蘇區的指導員、政委閉上慧眼對下級、士兵、民眾說壞話：打倒中國國民黨，保衛外國的大蘇聯。小人痞子以偏激言辭講述和傳遞暴烈邪道歪理，例如毛澤東所說「同心幹，不周山下紅旗亂」，例如陳毅所謂「此去泉台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
孟子推崇的春秋筆法其實孕育華夏族人的正氣，所以暴君亂臣怕，農民敢於反暴政，例如秦末陳勝起義、隋末王薄起義。這說明，所謂「禮教吃人」的「國民奴性」純屬邪說，子虛烏有的。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公社運動，造成1959年至1961年三年大饑荒餓死四千萬人而無人造反，完全與儒道佛文化無關，是中共有計劃地土改鎮反、三反五反、批胡適胡風、反右反右傾等經濟、政治、文化運動相結合，黨文化有步驟地洗腦導致的流行病：宦官之類為數極少的小人的奴性被中共接二連三的洪水似的運動從宮廷內推廣到全社會。
從漢武帝開始，春秋大義演變成由守德的官員以正邪、善惡的義理決斷獄中案子。這雖然不能避免皇權濫用酷吏而出現的冤假錯案，卻更多從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包拯、狄仁傑、海瑞的清官斷案，形成漢族特有的春秋決獄的司法傳統。遺憾的是這一可貴的傳統，先在中華民國被魯迅「禮教吃人」的詛咒蠱惑人心，後在中共酋邦國被政治運動和黨文化洗腦遏制。祭祖傳說從伏羲氏算起七千年，從夏朝創建算起四千年，族人征戰平息後華夏大融合承傳至今。中華禮教國家從漢武帝開始，「以禮治國，刑法輔助」的禮法傳統一直到清朝兩千年整。
中共在大陸通過暴力土改，將行政權力越過縣推到鎮（鄉）與村：從1950年起，黨支部遍佈各鄉村。各大隊都有先生教孩子，先生都說黨的話。「宗族族譜寫民間歷史、祠堂禮儀傳祭祖文化」的禮法傳統被中共強行破壞，斬斷家庭教化的倫理傳統，共工氏部落酋邦「智刑強霸邪術」在大陸復活。「黨村莊」直到1980年代才稍有所鬆動，至今還基本是黨的氏族，像今年廣東烏坎那樣的能驅趕村官實行自治的村鎮還少之又少。民間丟失父道和師道正統，家長和先生權威用於邪道，才有「我爸是李剛」的叫囂與不仁不義的「小悅悅現象」。
這卻不是所謂國民奴性。華夏文化源遠流長：少算四千年，多算七千年，中庸五千年。無論四千年，還是五、七千年，中國由部族而宗族的祭祖禮儀及其文化一直是中華各族生存的力量。陳勝、吳廣於秦朝末年由南而北調動去戍守北方邊防，因為大雨阻隔而報到遲到，而人命關天（皇帝不得隨便奪取）、王侯將相捨命一搏（戰死不冤，獲取王侯光宗耀祖）之類祭祖文化蘊含的念想就發力了，就有了陳勝「伐無道，誅暴君」的揭竿而起。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清朝。儒士也認可這一傳統，所以東漢末年董卓暴虐洛陽、淫亂宮廷之際，曹操敢行刺殺之舉，刺殺失敗逃歸故里，家鄉父老出錢、出兵、出人支援他組織起討伐董卓的義軍。
隋朝末年李淵父子太原起兵討伐隋煬帝暴政，清朝後期曾國藩兄弟組織湘軍平息太平天國邪教運動，是捍衛中華漢族的祭祖文化正統。中共以「人民共和國」名義復活「智刑強霸邪術」，全民成人質，諫言、起義的抗暴力量被鎖住，學生、兒女把先生、父母當作階級敵人揪鬥。大陸成了佛教所說的修羅場，人行魔鬼惡事：非法將國家主席批鬥監禁致死，女孩子在老太太身上蹦迪。1973年全民被煽動，以暴力謊言「討伐」孔孟中庸正道，大病至今。
所謂國民奴性，是中國人失去師道、父道傳統後的斯多哥爾摩綜合症：人質愛上盜匪。我們成了人質，「黨先生」卻沒人告訴我們真相，沒有孔子教君子除邪惡的膽略，沒有孟子教人民誅殺獨夫的正氣。我們聽「聽毛先生的話，跟共產黨走」成了習慣，就愛上共匪了。當我們尊稱毛澤東為「偉大的導師」，供奉共產黨為紅太陽時，其實就自願獻身做祭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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