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23日訊】（大紀元記者方若初報導）中國歷史留給我們的是一部異彩紛呈的畫卷，雖然其中的風雲人物可以作為“笑談”的主題，但是“笑談”絕非漁樵閒話，而是在品味歷史的重量中權衡今天的得失。 2012年7月6日，新唐人電視台在歷時兩年的策劃後推出了大型講史系列節目《笑談風雲》。該節目基於正史記錄，以獨特的大歷史觀品評中華五千年曆史，提煉傳統文化的精髓，在這世紀之交重新審視我們正在經歷的風雲變幻。大紀元記者特別採訪了《笑談風雲》節目的主講章天亮博士，以下基於採訪內容整理。
重尋“大智慧”回歸正統價值觀
記者：您是出於怎樣的考慮來策劃這個系列講座的？
章天亮：其實我在十年以前就曾經思考過中國文化的問題，也就是中華文化為什麼能夠延續至今。現在中國大陸也有很多人講史，比如各朝帝王“秘史”之類的講座。但是我聽這樣的歷史總是感覺若有所失，因為中國的歷史能夠延續、中國的文化能夠傳承跟絕大多數的宮廷內幕沒有什麼關係。比如孝莊皇后是不是跟多爾袞有什麼特殊的關係，或者秦始皇到底是呂不韋的兒子還是秦莊襄王的兒子，歷史上就有爭論，大家也可以討論，甚至我可以把對這些事情的考據、分析和解讀當作現在的明星逸事、娛樂新聞來同樣看待，但討論這些問題並不能觸及中國歷史的本質，更不是中國文化能延續的真正原因。 《笑談風雲》算是我個人的一家之言，也是一種嘗試和探索。我希望討論中國歷史文化中貫穿著什麼樣的核心價值觀，以及這種傳統對當今社會的意義。
西方學者認為權力的來源有三個：知識、暴力和財富。我感覺把“知識”換成“智慧”應該更準確一些。如果你掌握暴力的話，很多人會因畏懼而服從你；你有財富，也可以支配你的僱工，但是上述兩種資源只能征服人的肉體而非精神；相反，如果一個人有智慧的話，別人對他的跟從是發自內心的敬服，它最真實、最持久、也最有力量。就像過去孔子周遊列國的時候歷經坎坷，但他的學生還是不離開他；就像耶穌的門徒被古羅馬迫害三百年，還在傳福音；就像現在的法輪功學員遭受著長期的迫害，但他們還是不放棄信仰。中華文化的延續正是因為那種正統的價值觀所產生的強大的吸引力、道德感召力，還有就是其中的大智慧。人畢竟不是豬狗，吃飽穿暖就滿足了，人有追求真理的天性，人也會受到善的感召，因此中華文化像磁石一樣讓人心嚮往之。中華民族的歷史也正是以這種文化為依託的。
歷史上很多叱吒風雲的人物都煙消雲散了。比如成吉思汗，他當時稱凡是蒙古人馬蹄能踏到的地方都要被蒙古人征服。除了現在的西歐、阿拉伯半島、印度、南亞和日本外，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加上四大汗國占領了歐亞大陸上將近三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然而這樣的一個帝國存在不過幾十年的時間，就土崩瓦解。為什麼？我認為蒙古帝國最失敗的是他沒有文化，而僅僅依靠暴力征服。土地可以佔領、財富可以搶奪，但是人心只能靠智慧、道德和文化來感召。何止是蒙古人，那些靠軍事力量建立的龐大帝國在強人死後都分崩離析，就是因為他們只有暴力，沒有文化。
我在講史，實際上也在探討文化。文化的核心不在器物層面，而在她的核心價值觀、在她所承載的智慧。
記者：您能不能具體解釋一下中國古代這種正統的價值觀
章天亮：宮廷鬥爭之類的軼聞對中國歷史的發展、文明的進程不起到決定作用。真正能起作用的是中華文化中一些正統的價值觀，比如“仁義禮智信”，這是中國文化能夠延續的根本原因。這些價值觀談起來都很抽像，在歷史上，許多人用他們的事蹟甚至是生命去詮釋這些價值，比如千古以來我們都很熟悉岳飛的忠、關羽的義等等，還有文學藝術等形式也在詮釋這些價值。雖然中共把中國文化破壞的很厲害，但是核心的價值觀是無形的，暴力手段摧毀不了。如果我們能夠讀懂歷史，找回傳統文化的真正內涵，中國人的文化還是可以重建。我做這套節目，也是想在找回正統文化的事業上做一點點追附驥尾的事，當然我的能力和學識都極有限，就算做一種嘗試吧。
中國傳統的價值觀細說起來包括很多方面，比如“仁義禮智信”，這是儒家的東西。當然我覺得它不是最高的智慧，中國早期最高的智慧是道家文化，包括後來的中醫、武術都跟道家有很大的關係。佛家文化在公元一世紀傳到中國，滲入到儒家的思想裡去，對中國人文學藝術方面的影響是很大的，但是對中國人智慧上、生活上的影響不像道家那麼無孔不入，深入到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裡。舉個例子，外國人覺得武術是中國文化的精髓，但天下武功出少林，到了高層次上少林武功是佛家修煉的一種體現，武當的功夫是道家修煉的一種體現等等。人的內心對這種佛、道的高深智慧存在一種嚮往，大智慧對人的啟迪是非常大的。
記者：為什麼選擇講史的方式？
章天亮：現代人生活節奏都很快，讓他們去直接讀正史很不現實。既沒有時間，同時還可能有古文方面的語言障礙。講史可以講的通俗一些。另外很多人開車或者走路的時候喜歡聽一些東西。講史可以讓人們把這些時間利用起來，了解一下中國文化。
當然還有一個原因。 2009年紐約飛天藝術學院的李嬰博士叫我去講中華文明史。當時我就有意選擇了春秋戰國這段歷史作為重點，因為這個時代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變局。當時法律制度、國家形態、政治、經濟、軍事等都發生了很多根本性的變化，也對中國文學史和哲學史有著特別大的影響。
我個人認為中國文化支柱的三分之二——道家和儒家學說——都是這個時代開創的。先秦諸子的哲學深刻影響了後面整個中國文化發展和思想史。我看中國大陸的學者談諸子的哲學雖然談得很細，但是他們很難突破馬克思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限制，他們在講中國文學和歷史的時候也同樣如此。我不敢說我講得絕對正確，我也想就此提出一家之言和各路專家探討。
等我在飛天的課程告一段落的時候，我也想把講義整理一下，把適合於大眾的部分抽出來，以俗講的方式推出。後來得到新唐人電視台的支持，就做了這個節目。
立足正史 觀其大略
記者：針對這個講座您要做怎樣的準備，您用怎樣的線索組織歷史事件的講述呢？
章天亮：中國的歷史和文學或哲學是分不開的，所以大陸會講文史哲是不分家的，特別是先秦這一時段。這段歷史涉及很多人物，包括孔子、孫子、商鞅、韓非子、蘇秦、張儀，也涉及到諸子百家的學說。我主要是按時間順序，具體的事件也會涉及到具體人物。比如涉及到商鞅的時候，我就會介紹法家的思想以及它根本性的錯誤。當時的政治演變、經濟情況也會涉及。光看《史記》也不夠，所以我還會看一些通鑑類的史書，主要是以這兩個為主。 《東周列國志》、《戰國策》我覺得寫得很好，故事性很強，而且是從歷史中得來的材料。有些對歷史沒有太大影響的人物或事件我可能就不會重點講。
記者：目前的歷史研究有一種傾向，就是偏重那些曾經被忽略的小人物、小事件，從這些細節探尋所謂“更真實”的歷史。他們可能會質疑說您所講的歷史是“帝王將相”的歷史，您會怎麼回應呢？
章天亮：每個人研究歷史的方向是不一樣的，比如《三國演義》裡有個故事，諸葛亮和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是好朋友，另外三人都“務於精純”，諸葛亮“獨觀其大略”，從宏觀上把握。我覺得谁愿意研究小人物那屬於個人學術偏好。我願意觀其大略，你願意“務於精純”，那都是個人的選擇。
記者：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就是人們會把你的講史當成聽故事，甚至等同於過去的“說書”，而不相信歷史上真的存在這些人物和事蹟？
章天亮：我在做這個節目的時候也很擔心這一點。過去說書人是穿著長袍馬褂，站在案幾前，我則需要一個講台，因為這是講課。我要把它做成一個教育類的節目，避免娛樂化。此外我也經常引用典籍原文，比如《史記》是怎麼講的，這樣大家知道我講的話是有出處的。
其實很多人對中國的歷史記載還是不了解。從傳說上來講，我們說中國人是炎黃子孫，軒轅黃帝的後代，造字的倉頡是黃帝的史官。造字是和歷史有關係的，所以歷史記載一直是由史官承擔的。五帝時期就有史官，但那時的歷史很少記載，一是因為那時候寫字很不容易，還有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古人的生活過得非常平淡，能平淡地活著是一種幸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沒什麼大的事情可記。等到春秋戰國的時候就複雜了，當時每個國家都有國史，國王在出行的時候都帶個史官，我們在秦國和趙國“澠池會”的時候就很容易看到佐證。所以有很多非常可靠的史料，都是第一手的資料。當然記載存在不准確的地方，細節上有出入，但是整個大的歷史脈絡、框架、本質還是很真實的。
記者：您預期的觀眾會是什麼樣的人？
章天亮：有一個中文學校的校長給我打電話，說海外華人與中國文化和歷史都隔開了，他很憂心，希望我去給孩子們講講歷史。當時我很忙，最終沒有去，但是後來我到飛天去講課的時候，我感覺海外華人的孩子其實對中國文化的接受程度要比我們想像的容易得多。只是缺少一個適合他們的產品而已。
通過這個節目，我希望能夠讓海外華人了解中國文化，哪怕僅僅是激起了他們的興趣，這件事情就沒有白做。 2010年春天的時候，我們試錄了幾集，然後做了點市場調查，發現從十歲左右到六十幾歲的觀眾普遍反映很好，後來我就想把它系統的做下來。當然中國大陸的人也需要找回中國的傳統，對歷史、對正統的價值觀從新認識。現在很多中國人被共產黨騙得太厲害了，他們以為他們很懂歷史，其實我覺得他們懂的只是共產黨教給他們的歷史，或者說共產黨教給他們的歷史觀。這樣的人對中國歷史的看法會比較負面。我想把歷史中光明的一面呈現出來。
傳統價值跨越時空，啟迪當下
記者：哪種事件或哪段歷史最能觸動您？
章天亮：我最感興趣的是從春秋一直到漢武帝時期的歷史，因為我覺得這是整個中國文化的定型期。一個政權要長久的話需要有一個正確的國家意識形態。很不幸的是，秦朝選擇了法家這個錯誤的國家意識形態，所以秦朝15年就亡國了，而且差一點一把火滅絕了中國的文化。
從上古的小國寡民到秦朝中央集權制的龐大帝國，當時的人也在摸索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和文化適應這種變化，這種摸索集中反映在百家爭鳴的戰國時代。表面上他們在探討哲學，天人之際、古今之變、王霸、禮法、義利、人性本善還是本惡等等，其實這些哲學都會影響到後來的政治制度和國家治理方式。這種探索到了漢武帝的時候終於定型。如果說秦始皇統一中國祇是建立了一個地理概念的中國，那麼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六經”實現了中國文化上的統一，奠定了一個文化意義上的中國。如果從東周算起，這種探索走過了六、七百年，但是它奠定了漢武帝之後兩千年的穩定的國家意識形態。
當然這種儒家文化又是包容的，儒家只負責世俗政治和生活，比儒家更高的道家和佛家也在漢代正式定型。就是佛教和道教都是東漢的時候出現的。之後的中國文化就是儒釋道三教支撐起來的。
記者：有些西方人覺得現在中國的政體和古代的好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君主專制，您怎麼解釋當代中國和古代歷史的關係呢？
章天亮：這是西方人的誤解，也是共產黨故意灌輸的錯誤。很多中國人都上當了。我覺得中國古代的君主制和中共的一黨獨裁至少有三個方面是不同的。首先，中國古代的皇帝他的權力是受制約的，當時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給漢武帝，提出“君權神授”的概念，很多人覺得這是把皇帝的權力神聖化了，但是他不知道董仲舒用了非常智慧的方式，讓皇權變得有限。這個權力是天給你的，你得按照天道去行事，不按天道行事神就不授予你這個權力。中國古代是近似於西方的君主立憲制，他有一個文化約束皇權，這個文化和道德是在皇帝的政治權力之上的。今天的共產黨是把它顛倒過來了，把它的政治權力置於文化之上，把它自己定義為最有文化、最道德，總是“偉大、光榮、正確”，把其他東西都放在它下面，這是跟中國古代社會完全相反的。
第二，在中共奪取政權以前，中國這五千年曆史都是保護私有財產的。在中國古代你實在不行了還可以回家種地去，但是共產黨這個時代你不聽話回家種地，它把你的地沒收了，做個小買賣把你車給砸了。它是通過這種方式壟斷了經濟。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tida講：經濟上的剝奪會導致你政治上的奴役。
第三個不同就是中國古代的社會管理和現在的不一樣。皇帝只任命官員到“市”一級，再往下就自治。共產黨再往下延伸到縣、鄉、村。村村都有黨支部，把人管得死死的，共產黨強迫人政治學習、洗腦，這是不一樣的。
記者：一方面，古代的東西如何適用於當代的生活？另一方面，中國的傳統在全球化的今天有沒有普適性的意義呢？
章天亮：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講。一個方面就是中國古代文化承載著一些道德觀念，這是不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的。比如中國人講仁者愛人，不管是什麼社會，人要在社會上生活就需要跟很多人發生關係，發生關係的時候以什麼樣的態度去對待別人，需要誠實、善良、謙卑這些品質，所以仁者愛人的思想對今天同樣具有普適性。第二點，中國古代有一套治國和與自然相處的道理。如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和老百姓之間是什麼關係，他和自然之間是什麼關係？現在科技很發達了，但是環境污染、氣候變化等問題層出不窮，如果按中國傳統道家天人和諧這種思路的話，可能會給人一種重新看待自然、社會的方式。
2003年的時候我太太去參加美國國會的一個研討會，就談到中國的環境問題。有個專家說希望從中國傳統的道家文化中找到一個出路，他們也在看中國文化對現在人的啟發。
修煉者、思想者
記者：您什麼時候開始這麼深入地了解古代文化？您可不可以談一下自己的經歷？
章天亮：我從小就對中國歷史就懷有濃厚的興趣。我還記得我上小學時拿到第一本歷史教科書的時候，老師沒有講我就自己要讀。讀史的時候真的是如飢似渴，很可惜的就是中共的歷史教材裡面都是它那一套階級鬥爭、無神論的東西。我也算喝了些狼奶。後來由於當時家庭和社會環境的原因，我從事理工專業的學習，歷史就擱下了。 20歲大學畢業後，我係統地看了很多古書，我很慶幸自己沒有在中國大陸學歷史，否則還是會深受中共歷史觀的影響。我是直接讀古書還有原典，自己去分析。
1995年我開始修煉法輪功，2000年到美國，2001年7月我參加法輪功反迫害週年紀念活動，有幸聽到了李洪志師父的講法。講法中李洪志師父直接點出了中國文化最精華的東西。當時我讀史讀了很多，但都是不成體系的碎片。我在美國讀到理工科博士，應該說是有點分析和綜合歸納的能力的，但是它並沒有幫我建立一個看待歷史的體系。但李洪志師父的幾句話就像給我開了一扇門，把我腦子裡歷史的碎片都串起來形成了一個框架，這種框架是我過去從來沒有想過的，給了我一套看中國歷史的全新方式，而且相當系統。
今天我也是想通過這樣一套節目，把我理解的歷史講出來。當然我會受到我個人悟性和境界的限制，不能保證都是對的，但我覺得至少這是一個看待歷史的全新角度，是一個值得拿出來給大家品評和討論的東西。
很多人認為，研究歷史必須首先成為歷史學者，鑽研細節，才能夠形成一套理解。這種說法雖有道理，但也值得商榷。因為我是受過西方系統的科學教育的，所以我想從科學的角度舉個例子。很多科學突破根本就不是科學突破，而是哲學突破。愛因斯坦是先有了一個想法，認為宇宙應該是怎樣的，然後去證明他。量子理論在最開始被發現是因為他們有些哲學上的突破，像海森堡的測不准原理就是如此，當時有許多年紀輕輕三十多歲就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
我想歷史研究也是一樣，從一萬個數據推出一個結論的話可能花幾十年的時間，但是有人提示你結論是什麼，再去驗證這一萬個數據的話，你可能只花幾天的時間就研究出來了。對歷史的研究方法不是一個，有人通過研究很多史料形成一個系統的理解，有人則是從一個系統性的觀點出發去理解史料。後者就算是一個捷徑吧。
人物介紹
章天亮，1993年獲北京郵電大學計算機系學士學位，1993-2000年就職於西門子合資公司，2000年赴美留學，2007年獲喬治.梅森大學電子工程博士學位。 2008-2012年在喬治.梅森大學任客座教授，現為飛天大學客座教授，同時任大紀元時報主筆、新唐人電視台資深評論員、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客座評論員。他同時也是編劇、獨立製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