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16日訊】“艱難革命成孤憤 揮劍長空淚縱橫”，1949年12月10日，蔣介石含淚揮毫寫下這句詩後，搭機離開成都，飛往臺灣，永遠離開了他為之奮鬥幾十年的大陸中國。這是他一生中最悲哀的時刻。從此，在中國大陸，蔣介石被中共斥為“獨夫民賊”、“不抗日”的“人民公敵”。
在2006年3月，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華裔研究員郭岱君教授公開了蔣介石日記，一個完整真實的蔣介石才展現在人們面前，史學家認為，蔣的日記衝擊了中共當局史觀正當性。。
真實蔣介石：熱愛傳統文化 嚴格自律
從《蔣介石日記》中看出，他嚴於律己，不沾煙酒，不斷告誡自己戒色、戒奢侈、戒貪。“欲立品，先戒色；欲立德，先戒侈；欲救民，先戒私。”“邪心不絕，何以養身？何以報國？”1925年5月，自覺“心志漸趨安逸，美食貪樂，日即於腐化”，他嚴厲自責：“將何以模範部下，而對已死諸同志也？”
他立誓作到“四定”，即“體定、心定、氣定、神定”；“四不”，即“口不罵人，手不打人，言不憤激，氣不囂張”；“三要”，即“謹言、修容、靜坐”，以革除自己動輒易怒、罵人、打人的惡習。
從崇共到反共
20年代的中國，各種思潮彙集，蔣介石與當時所有知識青年一樣，受新思想吸引。他於1919 年開始閱讀《新青年》，日記中不斷出現有關記載。如：1919 年12月4日：“看《新青年》雜誌。”12月5日：“上午，看《新青年》。往訪林士及執信。下午，看《新青年》。”等。
蔣介石也讀過“馬克思經濟論”、“共產黨宣言”等，並嚮往共產主義。1923年，孫中山派他去蘇俄考查，蔣介石在船上還不停的學俄文，說：“終於可以看到共產主義的祖國了。”但是，三個月訪問，蔣介石從崇拜共產主義到慢慢放棄，得出了“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今日中國”的結論。
到1926年，蔣介石8月30日日記：“他黨在內搗亂，必欲使本黨糾紛分裂，可惡也。”他懷疑：“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為了革命事業，還是只是為了擴大共產黨的勢力？”他“不能理解”。
而且，蔣介石的早期革命主要財務支援來自江浙財團，而共產黨到處搞暴動、罷工抗議，讓資本家很不滿意，“為什麼共產黨到哪裡，奪權和抗爭就帶到哪裡？”各方面他都覺得難以忍受，這才決定在1927年清黨。
蔣 介石的日記中，一直貫穿著大量對共產黨的看法。他比較共產黨與國民黨的不同：第一，共產黨反對私有財產，國民黨保護私有財產；第二，共產黨要階級鬥爭，國 民黨要跟階級合作；第三，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利益，國民黨代表全部民眾、各階層的利益；第四，共產黨講的是仇恨，我們儒家講的是忍，耶穌基督講的是愛。
中日軍力懸殊 如何打？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入中國東北，中國人群情激憤。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近日在波士頓演講時說，蔣介石當時十分痛恨日本，在日記裡一律稱之為“日倭”或者“倭”。蔣介石很清楚：中日必將一戰，因為“倭所要我者，為土地、軍事、經濟與民族之生命。”
但他深知，當時的中國軍隊遠不是日本軍的對手，中日實力懸殊，中國要爭取時間。日記中，已經成為基督徒的蔣介石時常禱告，讓神給予他時間，他也一直派人去歐美尋求援助，因而遲遲沒有正式向日本宣戰。
他在日記寫，第一，這個戰怎麼打，日本那麼強，中國那麼弱。第二，軍閥割據各有所謀，軍閥不見得會聽他號令打這個戰，第三，當時汪精衛在廣州另立中央，跟南京對抗……。他不認為可以打贏這場戰，要打就必死無疑：“今日唯有鞠躬盡瘁死而已，萬一不測特令此為遺囑。”
蔣介石在日記中，還記載了自己不能被黨內人士和學生理解的痛苦。滿懷熱情的年輕學生，不能理解他為什麼不向日本宣戰，國民黨左派也認為他的抗日是假。蔣介石三十年代的日記中，反反覆覆記述了他對此的憤怒和羞恥。
攘外必先安內：收復西南
蔣介石採取的方針是“將欲取之，必先予之”。他在日記中寫到“不先剿共滅匪，則不能禦侮。不先平內，則不能攘外。”但這個“安內”不是指中共。
他認為，中日之戰既然一定要打，上海是受不住的，決定遷都四川，可是南京政府進不了四川，因為四川、雲南、貴州這西南都是軍閥控制，他根本進不去，怎麼辦？
在1932、33年間，蔣介石根本就沒有把共產黨放在眼裡，經過幾次剿共，紅軍不到3萬人。而他故意流下一股紅軍，跟著後面，這樣才能進入四川、雲南、貴州，然後再往西北走。因此，他以剿匪為掩護，藉“剿共”收復西南，而紅軍，只要再來一次圍剿就可以剿滅了。
張學良壞了一盤好棋
另 一方面蔣介石積極和日本和談，希望再有三年，拖到一九三九年，不幸的是，由於張學良的魯莽，西安事變打亂了他的部署。他在日記裡反覆講“漢卿壞我大事”、 “漢卿誤我一盤好棋”、“漢卿誤我大局”，而張學良當時一定是看到了蔣介石的日記，深受感動，最後決定護送蔣介石回南京。
然而，楊虎成和他的西北軍、東北軍都反對，蔣介石沒有親自寫下手模腳印，絕對不能信任他。但張學良聲淚俱下地說，我一定要護送委員長回去，否則中國沒有人能領導我們抗戰。不過，蔣介石一輩子都無法原諒張學良。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沒有辦法再拖延，全國倉卒抗日。他本來希望德國顧問能幫助他訓練六十個德國裝備師，但此時一半都沒達到，同時想取得蘇聯、美國等列強的支持也落了空。
然而，一旦宣戰，蔣介石堅定不移。他曾在一份批文中說：“今後如再有人借汪精衛事來說與日本和談的問題，以叛國罪論處，殺無赦。”其中可見其對抗戰的決心與態度。
艱苦抗戰 敗而不降
中國和日本第一大戰為何選在上海？蔣介石說，松滬之戰必須打，第一，必須把戰線從北邊拉到南邊來，擴大日本戰線，不能讓他從東北直接到西南；第二，喚醒國人全力抗戰；第三個很重要，要震動全世界，西方列強很多商業利益在上海，要讓他們感覺到痛。
松滬戰中國打得慘烈。國軍三個人一支步槍，步槍有的還要用繩子綁起來，不綁就散掉了。哪天打仗哪天發子彈，每個士兵只發約10顆子彈，平時訓練只 能用假的。當時的中國就那麼窮，士兵只能穿草鞋，可是日本是軍艦，機械兵團，中國是在用血肉之軀抵擋日本的高強度火力。
當時第三戰區司令官馮玉祥說：“我們的部隊，每天一個師又一個師投入戰場，有的不到3個小時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5個小時死了三分之二，這個戰場就像大熔爐一般，填進去就熔化了！”
到了1938年，蔣介石的策略非常清楚，就是堅忍不拔，敗而不降。每一仗幾乎都打敗了，但是絕不投降。所以日本每次有一個大的攻勢，就以為中國一定投降，結果中國人敗了就撤退，就是不投降。
中國的損失慘重。抗日戰爭中，蔣介石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軍與日軍共有22次大型會戰、1,117次大型戰鬥、小型戰鬥38萬931次。國軍總損失400多萬人，也讓日軍死傷近250萬人。
丟失山河 自責難已
1945 年國共重慶談判，他在日記中寫下“中共之罪惡”：資抗戰之名義，而行破壞抗戰之實；藉民主之美名而施階級獨裁之陰謀；藉民選之名義以行其擁兵自衛，割據地 盤，奴辱民眾，破壞統一之實；共軍所到之地，所謂民選政府之實情：信仰言論行動皆為絕對統制而無自由，否則即以反動漢奸與叛徒之罪而加以逮捕。傳教士絕對不能傳教，且不准其進入其民選區……
那個時候，他很清楚：“這個毛賊不可信，我一定要把他抓起來。”中共的獨裁、狡詐、絕不可能給民眾以民主和自由。但他最後還是放了毛。
1949年，蔣介石離開大陸，但整個過程他都在自責：“平生最大恥辱”，“愧悔無地自容，幾無面目見世人。”“遁跡絕世， 了此一生”，這種話非常非常多……
在1948、49年，很多政治人物和將領都投降共產黨，也有一些人不願意投共，到香港、美國做寓公去了。蔣介石身邊最親近的兩個人自殺了──陳佈雷和戴季陶。蔣介石雖然也想到過自殺，但還是忍下來了。
以民生、民族為重 拒絕原子彈
蔣介石在臺灣，早期念念不忘反攻大陸，但他幾次拒絕美國欲對大陸使用核武器的建議。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宣稱，美國在積極考慮對入朝中共軍隊使用原子彈。蔣介石12月1 日日記：“杜魯門與美國朝野主張對中共使用原子彈，應設法打破之。”
1954年10月20日，美國空軍部計畫處長提議，臺灣方面可以向美國申請借用“原子武器”，他表態“對反攻在國內戰場，如非萬不得已，亦不能使用此物。對於民心將有不利影響。”1968年12月，他對美國國務卿魯斯克說：“你們永遠不應設想以核武器對付中國。”
日記中，蔣介石崇尚“仁義”施政。在大陸遭天災人禍時──54年大水災，58年大躍進、74年中越海戰等，都有人勸他趁機打擊中共，而他說，我的黎民在受苦，應該如何救民於水火之中，不能趁此時去反攻，否則不是仁義之士。
1969年，中國和蘇聯發生珍寶島衝突，蘇聯派人與蔣聯絡，蔣開始有點動心，但他說蘇俄對我們絕無好心，不願做吳三桂，做蘇俄的馬前卒。1950年中國開國周年大典，國民黨空軍準備轟炸天安門，他在最後時刻取消：“我不能做項羽，英法聯軍”。
用中華傳統文化“反攻大陸”
蔣介石最後的日記是1972年，“此為最黑暗之時期，但余對光復大陸之信心，毫不動搖，且有增無已，因確信上帝與真理和我同在也。”其實他早就知道，不可能軍事反攻，但這時候他已提出政治反攻，要建設三民主義的模範省，用三民主義來反攻大陸。
60 年代，與中共文化大革命“批判孔孟之道”同步，蔣介石推行“復興中華文化，光復大陸國土”，臺灣開始從小學到大學入學考試，以及政府公務員考試，都大量強 化學習古典中華文化的科目，尤其是以孔子為主的儒家學說，受到特別推崇。致使臺灣成為今日全球華人中最能完整承繼中華傳統文化的地區。
史學家：蔣日記衝擊中共當局史觀正當性
台灣陸軍退役中將，國共軍事史學家傅應川在表示，蔣介石日記解密並公諸于世，為重寫或更正部分中國近代史的工作起到積極作用。
傅應川指出：“蔣介石日記解密內容被公開之後，很大一部分影響到中國大陸當局過去對蔣介石的論述，其中，他們最不願意被揭開的段落，應該是毛澤東當時也一直講‘蔣委員長抗日’，毛澤東在抗日之前，抗日過程之中，或是抗戰之後，都一直這麼講，這部分一經公開，衝擊中國共產黨過去所言的正當性。”
傅應川分析，大陸當局對蔣日記解密的態度略顯消極，和中共政權制度未改有直接關係。中國大陸雖然已經拋開前蘇聯，卻沒有丟掉共產主義，這應該是兩岸不和的關鍵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