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薄熙來可能的結局 重判谷制服薄

【新唐人2012年8月4日訊】編者按:本文指出,薄案將有黨內與司法的不同處理,薄不入獄也將軟禁,失去自由。習近平接班的地雷已被拆除。

薄熙來事件,從二月六日王立軍私闖成都美領館案發,迄今半年來相關的消息議論無日無之,不僅涉及薄家的謀殺、貪腐,更牽連中共高層權力鬥爭與政治傾向,問題既廣且深,其震撼力為八九年六四事件後所僅見。

一個爆破性的大新聞,在沒有透明度的極權制度底下,官方的正式消息便顯得格外重要。當局對薄案只有兩次宣布:三月十五日,薄熙來不再擔任重慶市委書記、四月十日免去薄的中共政治局委員與中央委員,對薄嚴重違紀問題立案調查。薄妻谷開來與勤務員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罪,移交司法機關。

薄雙規以來,近四個月沒有官方消息,評薄的「拖延論」盛傳:薄案判不下來,甚至要放在十八大之後,因為薄已被「打倒」。

處理薄熙來的「切割論」

七月二十六日新華社報導打破悶局:當局已正式對谷開來及張曉軍提起公訴,將在合肥中級法院開庭審案。於是主流評論變為「切割論」:先判谷開來的謀殺案。此案不涉薄,薄將得以從輕發落。理由是判薄涉及政治路線與權力之爭,複雜而艱巨,甚至貪腐問題也難以下手,高層人人不乾淨,家族經濟問題累累。

切割有方,最大先例是毛澤東。江青是禍國殃民的大反革命,明明是後台的毛,卻安然無恙,毫無鞭屍之虞。在一黨遮天的國度裡,他們指鹿為馬的能力從未動搖。據說九常委間已有一條互不侵犯的潛規則,一入常就萬無一失,鄧有遺訓:後繼無強人,常委要集體領導,若打起來,頭破血流事小,黨的分裂事大。這也是胡習兩班子最害怕薄入常的原因之一。

因此,前後兩次發布都咬死谷開來是「故意殺人」,這是謀殺罪,可以判死刑。但就如江青主謀致死無數人而不必償命,賴昌星被朱鎔基定性殺幾次皆可,也以無期徒刑結案。谷開來絕對是已發免死護照,不會上斷頭台。至於是死緩、無期還是二十年都不重要了。

關鍵還是在如何辦薄天王?傳薄和劉源、習近平是八十年代三名重點培養接班人。劉因涉殺父之仇,格外高調忠黨,但升到省級就被換跑道,入警界進而軍界,人緣雖好,政治局未進便罹癌症(據說晉升此級,中央要作嚴格體檢)。習近平憑埋頭拉車,不惹事的功夫,步步高升,終於拿到中南海的金鑰匙。

其實,三人賽跑,薄憑背景、能耐都高於劉與習。薄心高氣盛,猶如當年陳良宇瞧不起胡溫一樣,決心據守山城,做個樣板以昭天下,若不是「用人失察」,王立軍壞了大計,薄已收買人心,贏得國際觀瞻,各國政要訪華都要去重慶看看。代表太子黨掛帥,非他莫屬。

處置薄熙來,很可能在下一個中央全會,即在北戴河分權後,八九月之交的七中全會。預測這個處理,也許是當今最難的政治試題。如果海伍德之死可以和他撇清,其他命案也與他無直接關聯,那麼,薄案就無異於陳希同、陳良宇案的翻版。現在北陳已在「眾口爍金難爍真」,南陳翻案也不無可能。薄家「六十億美金」之說,中紀委可以座實嗎?「嚴重違紀」四字千鈞,違紀早已是貪污腐敗的代義詞,沒有多少億,多少二奶,如何違紀?

以重判谷開來制服薄熙來

更何況切割論和半年來一個中心論點相悖——從權力場、從戰略上考量,搞掉薄熙來是為了保障習近平順利接班,掌權十年。江胡兩代有共識:對薄不放心。因此,當務之急是防止薄十八大入常。否則薄入常後隨時可以取習而代之。甚至認為,倒薄一不做二不休,非置之死地不可。打而不死,他隨時可以捲土重來,反攻倒算,胡溫也不得好死。

從薄的鐵腕打黑來看,此說不似誇張。共產黨對「野心家」的防範,歷來不衰。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這個系列,無論怎樣左瞧右看,他們都沒有野心家氣質,都是不折騰、毫無創意的庸夫俗子,循規蹈矩的馴服工具。

因此,邏輯的評估,薄不可能和伍海德命案完全切割。事實上,薄至少是個知情人,那麼,案發後,企圖隱瞞,不報中央,就是一大違紀。換言之,谷開來定得越重,越有利於制服薄,對薄不利。然後,再加兩個貪腐、打黑的配菜,辦薄之案,功成矣。處理的輕重則和二陳先例不分上下,或者輕一點,亦無妨。重要的是清除出黨,不能拖過十八大。

司法處分則可以拖一拖。可以預期的是,薄未來若不入獄,也免不了軟禁。那是顯示人治智慧和威懾力量的傳統方式,不僅薄的政治生命已經完結,他將失去自由。這樣的先例很多,從趙紫陽、劉曉波到高智晟這樣的基層維權人士,當局認定具「危險性」,便可以採取各種法外的手段壓服之,薄熙來無疑具有這種危險性與威脅性,一黨專政豈可放過他?

從中紀委重拳出手的罷官處理,可知薄已經釘死在專政的牆上,他不可能翻案,也沒有負責人有勇氣給他翻案,他欲利用甚至領導的這個黨已經拋棄了他。在審判陳希同的法庭上,陳最後高呼:「我還有話要說!」不可一世的北京市長、政治局委員立即被押走,長達十七年,沒有他的聲音。薄熙來面對「末日審判」時,會不會比陳希同更幸運?

習近平接班的這顆地雷無疑已被掃除。十八大他可以黃袍加身,不必擔心夜長夢多。

常委「七改九」是必然趨勢

這裡僅就近期一個熱門話題略陳鄙見:政治局常委的人數。現常委為九人。中共在鄧時代基本上為七人或五人。八九年「六四」後,江時代為七人(即十四大、十五大),自二○○二年起,胡錦濤當政增為九人。

常委會是中共一黨制的權力最高層,統馭全國的內外政策,被網民稱為「九皇」。雖然憲法並未授予這樣的絕對權力,但中共唯我獨霸,不容非議。這是一個冷酷的現實。十六大當時的說法是,七改九,是因為權力分配擺不平,不如增加席位以求制衡。今天的說法則是,鑒於薄熙來、周永康可能結盟的潛在威脅,必須將政法委趕出常委,縮小編制後也不會有更多的競爭,以強化習近平的權力集中。

這種「弱勢思維」,是唯權主義的模式。弱主上台,當然有排斥異己的傾向,但是,從政治管理學的角度來看,七改九乃是一種必然趨勢。共產黨既要壟斷權力,這樣大一個國家,面對如此日新月異的內政外交的挑戰,而中共新一代接班人的素質公認不濟(「知青治國」已成為大陸的敏感詞!)即使如毛周鄧一代強人管治也多有誤國(毛不必說,鄧打橋牌失職釀成河南潰壩死人二十萬是典型一例)。

擺脫權力崇拜模式去看待中共常委體制的改變,應該是一個理性的取向。

實際上,現常委會並非智庫型參謀總部,而是一個分工負責、各管一方的寡頭決策班子,傳九人各有高度獨立的決策權。並無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可言,中共常委會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實體,應該集思廣益。

那種權力高度集中的統治理論早已過時,而且在中國的實踐已徹底失敗,如果中共有意在黨內實行改革嘗試,常委班子的科學、專業和問責制,是不容迴避的選擇。六四事件後,鄧從抗拒三權分立角度指定了黨政軍大權集於一人的權威體制,這是政治上的明顯倒退。八十年代的黨政軍大權一直是分立的,卻被誤認為是引發自由化的體制原因。

結論是,常委九人優勝於七人。除非權迷心竅,相信十八大常委不會倒退到七人制。

二○一二年七月三十日香港

文章來源:《開放》雜誌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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