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22日訊】【導讀】畫家陳丹青1953年生於上海，1970年，17歲的他作為知識青年在江西贛南山區插隊落戶，1977年借國家恢復高考之際考入中央美術學院從而結束了他的知青生涯。2009年1月，他的文集《荒廢集》出版。其中收錄了略帶刪減的《幸虧年輕》一文，作者在文中回憶了他親歷的70年代的風風雨雨。《荒廢集》一書也因這篇文章得名，意指七十年代中，被荒廢了的幾代人的命運。
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說，沒有什麼能夠替代一個人在少年時分的所見所感，而他本人也從來沒有停止過懷念七十年代。下面是陳丹青先生的《幸虧年輕》全文。
1976年秋初，我以知青身份有幸被西藏自治區「美術攝影辦公室」——「文革」期間各省唯一的美術機構——借去畫畫，同行者另有南京藝術學院老師陳德曦和王孟奇。9月1日到拉薩，我們落宿幸福東路12號二樓，短暫的高原適應后，天天散在街頭畫速寫。
9月9日午後，我們正收拾畫具，負責安排活動的「美影辦」主任屠思華上樓進屋，並不看著我們，說：「這樣子，下午不出去了。四點鐘電台有重要廣播。」旋即離開。
我們各自坐下，忽然好安靜。
活在1976年的人明白那是怎樣一種感覺，那是怎樣的一年。元月周恩來歿，仲夏是朱德的死，「人心惶惶」，不準確，那年，人心是在默然等待，暗暗地猜……
拉薩陽光猛烈，我記得屋裡的靜，三個人刻意扯些別的話題，閃避目光，不敢對視，抑制嘴角的痙攣，只怕瘁不及防，笑出來——「那一瞬間，他沒有能夠使他的臉色適應於他的過失……他的面孔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現了他那素常的，因而是痴愚的微笑。」《安娜．卡列尼娜》的開篇這樣描寫阿卡諦維奇偷情后被妻子發現的一瞬。不合時宜的表情！「文革」翌年家裡接到一封報喪的信，是父親有位老同學幹校瘁死，我先拆看了，遞給父親時，也曾忽然發笑，其時14歲——1976年我滿 23歲，已知事關重大，然而9月9日下午我們竭力抑制的正是托爾斯泰捕捉的那種笑，雖則理由大異，但何其危險：笑是可怕的證據，門雖關著，三個彼此信賴的人，可是一笑之後怎樣收場？說什麼？說什麼都不宜。
確鑿的經驗無法確鑿描寫，我確鑿記得那天下午怎樣吞咽有罪的笑意，同時心生恐懼。四點鐘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哀樂、回放，那些年城鄉遍布高音喇叭。幾天後，拉薩廣場龐大的葬禮，萬人默哀，所有警報氣笛齊聲鳴響。今年，汶川地震再度全國舉喪，我佇立街頭，從風中肅然辯聽遠近四外的機械哀鳴，想起三十二年前。三十二年後，此刻我斗膽寫出當年的真實，就是：我們等待最高領袖逝世的這一天，等很久了。
此後我不再目擊千百人顛撲號叫的壯觀。葬禮中陸續有人昏倒，被抬出行列。那年十月我畫成的大油畫便是一組痛哭的臉。
這萬民痛哭的理由，是大悲痛、大憂患、大解脫，或者，僅只因為恐懼，因恐懼而趁勢放聲一哭。我確知人民哀傷，我同樣確信，那時，許多人，包括中南海諸公，都在暗暗等待終結的一刻，只是沒人知道此後中國將會上演什麼劇情……當我混在擠擠挨挨的葬禮行列中用力低垂頭顱，周圍數百人的號哭一陣陣如爆炸般轟鳴，怎麼辦？那些年我為種種理由感傷泣涕，可現在只剩幾個人便輪到我上前鞠躬，眼中還是沒有淚，怎麼辦，我絕非無動於衷，但此刻必須痛哭！瘋狂搜索悲酸的記憶，忽然想起「美影辦」資料中一幅老照片，是當納粹佔領巴黎，有位街頭觀看的法國紳士被屈辱扭歪胖臉，老淚溢出……一陣眼熱，下顎趁勢抽搐，幾秒種后，我成功地哭起來。
演員羅勃．狄．尼羅曾主演一位嗜好歌劇的黑幫教父，他的手下潛入劇場悄聲通知：警長已被擊殺。正為詠嘆調感動而淚流滿面的狄．尼羅在哭的抽搐中，裂嘴笑了，同時繼續痛哭。我又曾讀到於是之的自白，他說，每當在《茶館》第三幕規定情境流下淚來，他就心中默念：「沒演砸、沒演砸」。我豈是演員，大葬禮那天的急不擇淚絕對不是表演、不是假裝，當然，諸位，我也不是真的在哭：哭毛澤東。
這篇文字被指定從1969年到1979年，描述「七十年代」。其實，1976年9月9日之後，在中國，「七十年代」已告終結。此後數年，全國上下的百般騷動不過是為八十年代開始了種種鋪墊和預演。
林彪在公眾記憶中的最後圖像
人憶述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其實難。記憶是內心的「視像」，封存無為；回想，則近於「思考」，不安分，試圖有為了；一旦轉成文字，被人讀，就有要人相信的意思了。
我愛讀各種回憶文字，然而苛求。近年讀過的最平實的回憶文字竟是上下卷《吳法憲回憶錄》，一五一十，充滿細節——那不是在回憶，而是如獲罪的共產黨人，「老實交代」——譬如他被逮捕的場景若不寫出，誰能想像呢：先是他與黃、李、邱幾位被帶進人民大會堂，一排藤椅，每把藤椅後站一位「彪形大漢」，不久周恩來、葉劍英等老總魚貫進入，宣布停止各人職務：「給你們每人找了一個地方，好好反省。」此下吳法憲寫道：
周恩來又對我說「你把空軍搞成這個樣子，你不要出問題啊，會給出路的。」我明白周恩來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自殺……周恩來說：「你去吧」，然後周恩來、葉劍英、李德生三人和我緊緊握手，讓楊俊生把我帶了下去。
這一幕哪像是現代政治？幫派才如此處理人事，地點在國家殿堂：「緊緊握手」！然後吳法憲開始了不斷變更地點的漫長囚禁。
黨政人物的回憶，千般機密，牽動億萬人，而億萬人渾然不知。1971林彪事敗，我正從江西回滬，賴著，混著，忽一日，與數百名無業青年被居委會叫到靜安區體育館聆聽傳達。氣氛先已蹊蹺，文件又短，念完，靜默良久，居委會頭目帶領鼓掌，全場這才漸次響起由疏而密的集體掌聲。散場后我們路過街頭某處宣傳櫥窗，群相圍看一副未及撤除的圖片：那是江青上一年為林副主席拍攝的彩色照片，罕見地露出統帥的禿頂，逆光，神情專註，捧著毛選。
那年月沒有任何電影海報或商業廣告，所有公開的圖片都是黨政首腦。眾人湊近細看，一聲不響，然而那一刻人心的幡然突變，尤甚於幾年後毛的死亡：毛總會死的，可誰曾想林彪謀亂，且是這種死法。後來內部傳閱飛機在蒙古失事的黑白照片，人民赫然目睹統帥被燒焦的頭顱和肉體，形同煤炭——那是林彪在公眾記憶中的最後圖像。
我是依賴「觀看」的動物。倘若不給我「看見」，記憶失去依憑。景物，人事，如今七十年代的生活遺迹幾乎消逝盡凈，到處變樣了。標誌性宏大建築如天安門城樓、人民大會堂，都還在，「四五」、「六四」全在這裏發生，但周圍新樓阻斷了完整的七十年代景觀——「祖國大地」也被大肆猥褻、踐踏、整容了，除非是我落戶的窮鄉僻壤，荒山溪流不值錢，總不至拆毀吧。常聽說老知青結隊回到曾經流放的省區，我知道，非得哪天沿著昔年的山逕一程一程走回去，站在山腳、村口，這才可能給我的眼睛找回「七十年代」。
「文革」中被聲討的義大利記錄片《中國》
那十年有限的電影、圖畫，無一給予七十年代的日常真實，直到九十年代初終於看了那部「文革」中被聲討的義大利記錄片《中國》。導演，老共產黨員安東尼奧尼，2004年被請到中國，重申自己當年的委曲。我也現在明白，為什麼西方左翼尊敬欣賞紅色中國，可是他們來過，走了，在中國的生存者，是我們——我盯著看，很久難以接受這就是記憶中的七十年代，但每一影像對我說，承認吧，你就在這如蟻的人流中。灰色的人流。到處空曠貧瘠，城市，鄉村，因為荒敗，居然尚稱潔凈，簡直優美。在北方一座村落中，鏡頭所及，村民爭相走避，同時回看鏡頭。我找不到詞語形容那眼神，因久在國外，九十年代我亦不免習染了他者的目光，凝視這幅員遼闊的前現代國家——我的前半生 ——片尾，一群鄉村小學生在操場上列成方陣玩跑步接力賽，大太陽照著，貧窮而頑強，如我落戶的荒山中那些石粒和野果般粗韌。
這一幕，確曾捕捉了整代人的無知與生命力。《中國》是我迄今所見唯一逼真記錄七十年代的影像：一位外國人的作品。
七十年代被指令觀看的大量官方記錄片，倒也留存部份真實：毛、林、周，江青，紅衛兵，批鬥會，誓師大會，還有龐大的黨代會……影像比文字無情，無情才能真實：年代久遠，這些電影不再能夠行使黨政宣傳而儼然轉成歷史的證據，而時間改變同一影像，改變人。四十多年前瞧著天安門廣場千萬人仰望領袖，歡呼雀躍—— 1966年，中國的七十年代其實從那時開始——我們，十幾歲的孩子，以為理所當然。如今平靜目睹這光天白日的瘋狂，我們長大了。人需要年齡。現在我瞧著周恩來的臉，這才讀出他的表情，明白他雖笑著，心中何其警策而焦慮。黎明曙色中，當身穿軍裝的毛澤東被團團簇擁走下金水橋，斷然步入沸騰的廣場人群，這一刻，鏡頭搖晃模糊，我也能讀到這個曾叫做毛潤之的人——僅僅作為一個人——正懷抱心中的絕決和龐大陰謀，決定揮霍億萬人性，闖開這歷史的彌天大禍。
鏡頭沒有偏見，但當年我們讀不懂，如同盲人。
印象最深是外事記錄片，那是七十年代絕無僅有目睹外國人的機會。各國首腦照例被周恩來陪伴著進入那間書房，毛癱在他的沙發上，困難地轉側臉面，收蓄口水。自幼及長，我們年年月月在所有圖像中愈萬次看這張臉，他是唯一的明星，超級明星——很久以後，我們也才知道扶持他的女子名叫張玉鳳——但這類電影一律關閉領袖與賓客的對話，只有配音解說，還有音樂，與七十年代猛烈叫囂的革命音樂不同，這種配樂親和、優美，我喜歡聽，至今沒有文獻告訴我音樂作者是誰。
在電影院的黑暗中我總會閃過一念：他還要活多久？
進到那間書房的國家元首都死了：戴高樂、尼克鬆、鐵托、金日成……布托死於絞刑，齊奧賽斯庫被好幾條槍掃射斃命，馬柯斯暗殺政敵後，攜夫人流亡夏威夷，客死異邦。那年，八億人民從電影屏幕目擊毛在寓所的過道中與客人拍照時，捉起馬柯斯夫人的手，俯嘴親吻。夫人身邊的公子典型七十年代西方裝扮：蓄長發，穿著腰身緊窄領口誇張的白襯衫，雖然他是亞洲人，但那是我「文革」記憶中與我同齡的外國少年。
七十年代的中山裝
我仍留存著七十年代的中山裝，因為件數少，終年穿著，洗到發白。如今男人們學會穿西裝了，偶然看見零星來自鄉鎮的老人、窮漢、乞丐，一身中山裝，輾轉塵埃，甚至還戴著那時的幹部帽，破舊不堪。我曾在哈佛大學聽趙元任女兒說，海外華僑最是記得1972年中國首次出席聯合國會議，美國電視播出喬冠華率團走下飛機，一律黑色中山裝：「好精神啊，那真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近年，京城好幾處豪華餐館雇來導引賓客車位的英俊青年，寒夜風中，倒是個個穿著筆挺的中山裝：那已成了僕役和下人的體面。
除非縣幹部，七十年代的鄉民裝束大致仍是民國款式的遺風：「文革」初大串聯，上海街頭走過成群的北方紅衛兵，來自魯、冀、晉、豫，黑粗布棉襖，圓口棉鞋；江南農夫則如魯迅茅盾小說改編的電影中那樣穿著傳統短褂，農婦們一身青布衫褲，藍圍裙，入冬，個個裹著綉滿彩花的頭巾；贛南山民是如清末圖畫中的耕夫，粗布短打，元寶領、盤扣、窄袖，只是潰爛污濁，不成形狀——現在成衣批量傾銷，電視中瞧見汶川震區鄉下孩子的衣裝，個個無異於城裡人，而九十年代從江西鄉下走出的女孩呂燕，早已被法國人捧為著名時裝模特了。
那時的成衣業十分有限，僅在大城市。七十年代上海人的夏裝經已流行「的確涼」，春秋衣料大致是卡其布與混紡織品，冬衣，則包括棉毛衫、羊毛衫，絨衣出現高領——深秋風寒，在坡地或穀場，農家老少圍攏來，顯然從未見過細密編織的絨衣，他們輪番撫摸，喃喃地說：「多軟，多暖和！這麼好的東西！」山民們甚至連鞋襪也沒有，為了禦寒，不過是單衣外再穿一件同樣破爛的單衣，攔腰捆著草繩，雙手擎一枚小爐，爐中是溫熱的灰燼。我不記得哪位山民穿過中山裝，也不記得在農家見過像樣的棉被，多半絮花累累，經年的破爛，不辨顏色。
「現在誰都吃不飽啊！」
我所在寧都縣是老紅區，村中有老農見過項英和瞿秋白。四次反圍剿戰事均在縣內的深山老林：「林子密得瞧不到天啊，老虎，野豬，」老人們回憶：「大躍進，老樹全砍了，現在連個獐子都找不見。」三十年代他們也這般赤貧么？很久后我才讀到在蘇維埃地區發生什麼：數萬人被認作「ＡＢ」團成員，在我落戶的區域被砍殺，被活埋。1934年，成千上萬贛南紅區的壯丁跟隨長征，一路死傷，活著走到延安的人有于都縣農民黃永勝，還有興國縣人吳法憲。
貧賤、暴力，已成遺傳：從三十年代的蘇維埃到五十年代土改，再到「文革」事起，除了批鬥，游村，便是毒打。村長張萬策那張臉，畜生般野蠻而溫順，對我說，「文革」時他被公社派來的土紅衛兵吊在屋樑上徹夜痛打，不給吃飯，不給喝水。我們驚訝，貧農幹部被吊打？張老叔叫道：「是啊！革命嘛！」隨即解開腰上的布條，纏繞雙手，作出被吊打的姿勢，同時朗聲暴笑。
歇晌了，也是萬策老叔，重重嘆一口氣，綻開慘笑，猙獰而善良：「你看，解放前給地主做，三餐乾飯，盡吃，現在誰都吃不飽啊！」他環顧村人，快樂地吼道：是不是啊？！
我在贛南山中的第一年即學會吃辣，劇烈的辣。農忙時節，田間的飯菜是每人帶一小瓶熗熟的辣椒，拌著粗鹽，連同密集的辣椒仔，狼吞虎咽。知青的農事多是失敗的，直到我離開那裡，仍然只會栽種空心菜。空心菜不必照看，自會蔓延，飼料是我們自己的尿，提著尿桶在溪邊兌了水，然後撒向菜園——不知是為年輕還是飢餓，我們似乎每時每刻低頭覓食，彷彿豬狗。贛南沙土適合種植山芋和花生，收穫時，每個人掰斷連根帶泥的果實，大口啃著，生吃，滿嘴辛澀的甘甜。鄰家的貓被狗咬斷一隻耳朵，橫在牆角，翌日死了。不記得誰剝了皮，由我拎著去小溪沖洗。溪流清澈湍急，一隻剝了皮的貓，腦袋、爪子已被斬去……忽然我撒手，眼瞧血肉模糊的小獸屍出沒清波，漂浮著，旋即被飛速奔臨的草狗叼上溪岸，遲來的狗們，一擁而上。
仲夏搶收與冬末中國新年，一年兩次，村民得以飽餐。嗚呼！我至今不再嘗到那來自泥土的鮮美：新割的稻米、池裡的活魚、才從菜園割取的菜蔬——洗過，碧青，熱鍋水沸，爐膛山柴爆響，烈焰熊熊——還有，清晨宰殺的豬！那豬，沒命嘶叫，我親眼瞧著幾條壯漢怎樣攔截，怎樣對準喉頭一刀刺入、退出，鮮血如注。當全豬被滾水沖刷過，昂然倒掛，庖丁解牛也便如此吧：屠夫，一位沉默的中年人，溫柔體貼，只輕輕一刀，緩緩順下來，晶瑩熱燙的心、肝、腰、腸，矇著如炊煙般青藍的透明的膜，成堆墜落。當著圍觀的男女老少，屠夫於是一刀一刀分解、取出，秤和案板，就在邊上。
後來讀到「文革」初年廣西大肆殺人的記載：河灘邊，死者的心肝、眼珠、腦，也被這樣一件件割取，給守候的村民奪了去，回家煮食，以為治病——紹興城的人血饅頭還算斯文的，此事怎樣秉告魯迅？而我在村中聽說的往事，是當魯迅在世的年代：臨村有位壯漢的父親，小地主，紅軍撤走，他成了尋仇的人。村民在七十年代仍然嘖嘖驚嘆他的體魄與彪焊：怎樣喝退左右，徒手殺豬，徒手殺人，那辦法，是握緊仇家的雙腿，高高拎起，使對方倒懸的腦袋對準山石，頻頻頓挫，連連撞擊，直到死。
他的兒子三十多歲了，沒人願意嫁給他，因他的父親是被槍斃的反革命。他常在山腰發獃，女人走過他便解開褲檔，遠遠笑著，笑意粗野而嫵媚，活像周潤發。
食品以不可思議的方式被暗中買賣
在七十年代的幸福記憶中，我看見自己混入上海小菜場排隊行列，中國新年前夕，徹夜守候。天沒亮，每個菜場布滿黑壓壓騷動嘈雜的市民，曙色初露，人聲鼎沸。排隊！那是六七十年代的終年記憶。中國新年前知青大抵回城，無業，無事，我在隊伍中享受無比的溫馨，傍晚菜市加班銷售，拉出電線，點亮燈，尤其動人。我願幾小時排隊，尋看路過的漂亮女孩，欣然絕望，默認自己是戶口遷出上海的人。
一年一度，家家戶戶會在中國新年領到特許的食品票證，人群盯著菜場案板冰凍的整豬、雞鴨、黃魚、烏賊……開秤了，隊伍糾結形同暴動：雞鴨總有大小，每戶一份，沒選擇，兇悍的男女奮勇搶奪，聲嘶力竭：「我操你的老娘啊、操你阿妹！」同一句咒罵，強者聲色俱厲，失敗者叫來是悠揚婉轉，彷彿哭喪……花生、蜜餞、瓜子、黃澄澄的豆芽，件件是一年分配一次，我記得豆芽每人半斤，四分錢。自領到票證，家人無數次從抽屜深處取出，清點，商量，然後深藏，當輪到付錢的一刻，四分錢票據被一把撕去——再等明年。
食品以不可思議的方式被暗中買賣。人民不遠千里萬里捎帶臘肉、鹹魚、菜乾、糖果，和各種土產，火車上，被綁縛的公雞忽然在人堆里啼叫司晨……我轉去江蘇插隊時，每次回滬背幾十斤大米，因江蘇不限制糙米大米的購糧比例，而上海限制。到七十年代，城市居民常年使用食品副食品票證已歷二十年，親友贈送糧油票，等於鈔票——順便一說，除了特權階層，七十年代全中國沒有富人。有限的工薪差異不是如今的貧富差別：六十年代末「文革」事起，全國資本家除了招致迫害的階級標籤，家產資產一律被沒收凍結了。
億萬農民無票無證，口糧仍被嚴格限定。雖然史書記載歷朝歷代的災荒饑饉，口糧限制仍是千年未有的記憶。我每月口糧二十九斤，當被省出版社借去畫政治宣傳畫，必須暫借糧票，然後擇時坐長途車一整天回縣城，再翻山越嶺走到本村，以稻穀秤滿數月的口糧。糧庫的大鎖被榔打開，我記得會計的手與秤陀怎樣顫抖，記得村裡派送的挑夫，我跟在後面，到得公社，眼看那份穀子流泄無聲，沒入公社糧站的巨大谷堆。挑夫的酬勞是一塊錢，農民難見現鈔，歡喜接過，渾身大汗陪我到糧管所轉換糧票，清點后仔細端詳，遞給我。我給他叫一斤米飯、一盤豬血、一碗波菜豬肝湯——頃刻盡凈。
1975年當我流竄到蘇北二度插隊，再次面對當地村官的無奈：他們在田裡商量，爭吵，拖延，用力吐唾，每個腳趾縫湧出江北鬆軟的泥，走上田埂，不看我，狠狠喝令會計批發口糧。我又被領到糧庫，出來時，村民老少圍成一圈，瞧著這個據說是知青的外地人，分食全村的口糧。
（待續）
原標題：幸虧年輕——回想七十年代
文章來源：《阿波羅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