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12日訊】【導讀】中國知青是一個極為特殊的群體，動蕩的年代把他們的青春一卷而去，留下的只是創傷、磨難、迷茫和痛苦的回憶。人生的苦難和挫折似乎過於偏愛他們了，他們的經歷就是一部歷史。
當北大荒的知青從黑土地滿身創痍地歸來后，世人為之震驚、為之流淚。然而，在遙遠的雲南邊陲，中緬邊境上，更有一群擁抱「戰神」的孩子們被熾熱的理想和信仰所驅使，他們義無返顧地鑽入密林、撲向戰火，參加到緬共反政府的武裝鬥爭中。他們是「轟轟烈烈」的，沒有任何一地的中國知青像他們那樣拿起武器在槍林彈雨中成為真正的「殺敵」戰士。然而他們又是「默默無聞」的，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無蹤可尋，死於何次戰役的何時何地，或是流落何方已無人知曉，歸來的人無言地回到內地，不願向任何人談起那段叢林中戰鬥的日子。
1968年至1970年，正值「中國文化大革命」進入高峰時期，年青的紅衛兵們沒有經過任何思考，抱著充滿熱情的情懷，打著紅旗奔赴各地。
上海、北京、四川、昆明的「老三屆」們，在中緬邊境地區的鄉鎮、山寨「紮下了根」。儘管，很快他們發現自已彷彿被人愚弄了，從一個紅色的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許多人當時都認為是一種個人的悲劇。
雲南境外，緬共武裝如火如荼的發展，給了這批青年中的活動分子以極大的啟示。當時被認為，緬甸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義不容辭的「國際主義義務」。在那樣極「左」的年代，出境加入緬共人民軍，政策也就定為是參加「革命工作」，有了與生產建設兵團戰士截然不同的待遇。在七十年代的雲南邊疆，兵團戰士與後來「農場工人」的戶口，是最低一級。這種戶口還不如農村戶口。因為，農村戶口還有「農轉非」的可能，然而，兵團與「農場」戶口，意為著一輩子在這裏「紮根」，沒有一點希望。
於是，從1970年底至1971年，數百名抱著找出路的「知青」們跨出的國界。在「國內」，他們被有關文件規定確定為「正式參加革命」。
這一批中國人進入緬甸北部，很快參加了果敢地區的「滾弄戰役」，在與緬軍對峙衝突的42天里，剛學會打槍的「知青」們真正嘗到的戰爭的苦頭。許多人在這一戰鬥中犧牲。少數失散的女知青，流落緬北，有的走投無路，唯有靠肉體出賣維持生計。這一仗后，跑出去「革命」的知青，部分又回到了兵團，並且阻止了更大量的知青們出境「革命」。沉綻在緬共隊伍中的知青，許多終於熬過了「吃苦關」，一些人走上了「領導崗位」。
到1989年3月緬共瓦解，已經有一批「知青」在重要的崗位上。雲南知青羅常保升任中央警衛旅政委，雲南知青蔣志明升任東北軍區副參謀長，李自如升任中部軍區司令員，車炬升任中部軍區旅長。這些人，至今絕大部分仍然活躍在緬北的各支武裝之中。
用歷史客觀的態度看問題，在整個70年代，緬甸國內最大的一支反政府武裝就是緬甸共產黨與人民軍。至1975年與緬政府軍處於對峙膠著狀態時，緬共已經控制了薩爾溫江以東的大塊土地，在薩爾溫江以西，也建立了根據地。它的勢力範圍，北邊是幾乎所有的緬中邊界地帶，除了雲南瑞麗對面的木姐縣形式上還在政府軍手中外，其它的國境線上，全是緬共被人民軍佔據。往南走，它的勢力範圍已達緬老邊境，在緬泰邊境的萊朗等地，也有緬共的正規武裝與游擊隊。其鼎盛時期，緬共控制了近1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150－200萬人口，武裝力量達到近3萬人。中國派出了一個由某著名將軍領導的編號為八零八團的參謀團（毛澤東死後撤回）。
緬甸共產黨及其武裝得以在緬北地區東山再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國的「國際主義援助」與支持，這已是不爭的歷史事實。中國方面為支援緬甸共產黨，投入了大量的人、財、物、力。動員了可能動員的力量。對於中國與緬共的極為密切的關係，引起緬甸政府的高度注意。在兩國領導人接觸的不同場合，緬方一再向中方提出。搜集中國支援緬共武裝以及供給各種物質的情報，成為當時緬甸軍事偵探部首要的任務之一。政府軍在與緬共武裝交火中多次受挫后，採取了僵持對峙，等待時機的策略，待情況變化后，再伺機下手。
轉眼已經是70年代中期。中國與緬甸共產黨都在發生變化。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接近尾聲，緬甸共產黨也已進入了內部矛盾衝突不斷加劇的階段。1976年毛澤東死亡前後，中國派往緬共人民軍的軍事「顧問組」，分批分期的撤回了國內。由此，緬共也進入了多事之秋。
1979年，中共大幅度調整外交政策，與緬共的關係，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獨立自主，互不干涉」開始付諸實現。由於經濟上長期對中國的嚴重依靠，使得緬共自身幾乎沒有任何造血的財政收入功能。長時間的打仗，軍費與根據地的巨大開支越來越成為了問題。尤其是在被「斷奶」之後，更是亂了章法，終於做起了鴉片生意。毒品的巨額利潤，反過來又使許多中高級幹部私慾膨脹，成為了「拜金主義」者。最終由腐敗走向了崩潰。
緬甸共產黨乾脆在1980年8月29日成立由中央直屬的進行毒品貿易的機構，代號「8.19」。 「8.19」的總負責人就是緬共中央副主席德欽佩丁。「8.19」的成立，不僅標志著緬共進行鴉片貿易與毒品加工合法化，同時，鴉片貿易的利潤成為其各種經費的直接來源。
在1985年以前，中國與緬甸接壤的雲南邊境地區，幾乎並沒有出現過精製毒品海洛因。邊疆鄉鎮中少數50年代遺留下的癮君子們，多以吸食鴉片為主。但是 「8.19」出現之後，整個緬共控制區瞬間一片狼煙起，「海落英」的加工廠，似雨後春筍，遍地開花。據不完全統計，到80年代中期，緬共建立的海落英加工廠多達85家！
在緬共內部，各級幹部逐漸認識到了毒品就意味著財富與金錢，於是紛紛捲入這股謀利的濁流之中，最終無法自拔。到80年代中後期，緬共中高級幹部，幾乎全部捲入了鴉片貿易之中。
進入80年代中後期，世界格局正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東歐巨變，蘇聯也在動蕩之中，面臨解體。國際共運進入了最低潮。緬共內部的人心因此也進一步渙散。從中央到地方，從高層到基層，都在尋找今後的出路。
1989年3月11日，彭家聲在果敢發動了兵變，宣布脫離緬甸共產黨。成立了「緬甸民族民主同盟黨」和「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同時組建了「臨時軍事委員會」。彭家聲出任主席和同盟軍總司令。彭家聲的隊伍迅速接管了果敢縣大隊、緬共果敢縣委員會，以及各種機構與倉庫。13日，彭部兵發勐洪，緬共東北軍區1 旅的4個營全部加入彭部。14日，未放一彈一槍，佔領了緬共北方分局所在地勐固。除2旅政委高良退入中國境內外，其餘大部人馬投降彭部。
緬共中央主席德欽巴登頂，在事件發生后的第二三天才知道消息。開始，中央判斷是「兩兄弟鬧分家」，是屬於他們兄弟之間的事情。很快，他們發現了這個錯誤。馬上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在這次會上，彭家聲的「易幟」，被定為「敵我矛盾」，「是一次精心策劃的，有緬甸政府背景的，有組織、目的、有預謀的反革命叛亂。」是緬甸反動政府對革命的又一次挑釁。於是，3月18日，派了兩個連的士兵，抄了彭家聲在賀島的老家。接下來，就再也沒有下文。當時，緬共已經無力對付自已內部的分裂。
4月11日，在中國雲南臨滄地區滄源縣永和第三生產隊當過會計的佤族趙尼來，時任緬共中央後補委員、北佤縣長。中國雲南思茅地區西盟縣佤族頭人的後裔鮑友祥，時任緬共人民軍中部軍區副司令。二人率中部軍區全體官兵「起義」。17日，鮑、趙二人在緬共中央警衛旅政委羅常保等人的「內應」下，包圍了緬共中央所在地邦桑，扣押了緬共主席德欽巴登頂及其它中央領導人。鮑、趙二人很快「有禮貌」地將這批「領導人」全部送入中國境內的孟連縣。4月22日，成立了以趙尼來為總書記的「緬甸民族聯合黨」和鮑友祥任總司令的「緬甸民族聯合軍」。
鮑、趙二人正在起事之時，緬共中紅極一時的「八一五」軍區，也於4月19日宣告脫離緬共領導，率部成立了「緬甸撣邦東部民族民主同盟軍軍政委員會」。「八一五」軍區司令林明賢任「主席」和同盟軍「司令」。林部絕大多數領導人是從中國出去的「知青」和「回鄉知青」。
失魂落魄的緬共中央領導人在走投無路的情形下，於6月16日在雲南召開了秘密會議，決定成立由德欽巴登頂、政治局委員吳覺敏、耶博吞、欽貌基和北方分局書記吳丹組成一個臨時中央領導機構。6月26日，中央遷至101軍區所在地板瓦。經歷了「樹倒猢猻散」的緬共中央，十幾人寄人籬下地生活在101軍區。黨的主席與政治局委員們在最後時刻仍然在發號使令，仍在不厭其煩地開會。
1989年9月，他們終於走到了革命的盡頭。101軍區司令員丁英宣布脫離緬甸共產黨，成立了「克欽新民主獨立軍」。當丁英將最後的決定通知德欽巴登頂主席時，這位戊馬一生的領導人落下了眼淚。不得已，德欽等人只有再次離開了101軍區。他們的去向也只有一個地方，德欽巴登頂將在中國度過他的餘生。
總之到後來還是有許多知青留在緬甸，他們大都是混出了地位的。到1989年脫離緬共時止，中國知青有中部軍區副司令鮑有祥（雲南思茅人），中央警衛旅政委羅常保(昆明知青)，815軍區司令林明賢（廣東海南知青）、東北軍區副參謀長蔣志明（雲南畹町人，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服役）中部軍區司令員李自如（知青），中部軍區旅長車炬升（知青）。還有更多的中國知青在第一、二、四特區中擔任領導職務。
緬甸共產黨及其武裝得以在緬北地區東山再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國的「國際主義援助」與支持，這已是不爭的歷史事實。並且，中國方面為支援緬甸共產黨的正義事業，投入了大量的人、財、物、力。動員了可能動員的力量。應該客觀地承認，在整個70年代，對於緬甸共產黨的援助，是中國對中南半島其它國家「共產主義事業」支援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文革」極「左」路線的必然產物。
文章來源：《中國知青在緬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