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8日訊】（新唐人記者張旖旎綜合報導）近年來，中國經濟因為片面追求GDP高速增長，而造成了資源過度消耗、產業結構不合理、社會矛盾加重等一系列問題。最近，知名獨立評論人袁劍在他的最新著作《大拐點》中提出警告：中國可能已極其接近一個大型的經濟拐點。這一拐點由全球市場體系的裂變與中國內部的結構裂變共同觸發。袁劍明確指出，如果中國不進行政治結構的變革，人民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那麼中國的經濟前景將會非常悲觀。
官僚經濟增長模式是窒息中國社會的一劑毒藥
袁劍在其新書《大拐點》的序言中提到，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為轉移人們的注意力、被捧為法寶的經濟增長其實是中國社會的一劑毒藥。 “出於某種無法言說的原因，20世紀90年代之後，中國的治理者一直奉高速經濟增長為壓倒一切的戰略，至今仍未有放鬆的跡象，稱之為‘GDP掛帥’恐不過分。如此一路成功，以至於‘GDP掛帥’變成了中國領袖階層的一種集體無意識。然而，時移世易，曾經的金科玉律很有可能成為今天窒息中國社會的一劑毒藥。”
《法廣》中文網報導，袁劍是最早提出中國官僚資本、官僚階層、官僚壟斷的學者之一。他在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表示，八九年之後，改革變成了官僚利益集團發起、官僚推動、官僚控制、官僚解釋、官僚利益集團成為主要受益者的改革。這種改革決定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模式，從而也決定了今天的拐點。可以大致判斷，一九八九年就是中國大拐點的起點。
袁劍在《大拐點》序言中寫道：“為了維持低成本生產的競爭優勢，不惜以行政權力剝奪廣大社會成員的環境福利、教育福利、醫療福利，剝奪農民的土地利益，剝奪勞動者的工資福利。”
袁劍認為，20世紀90年代之後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長在相當程度上是以剝奪中國社會為代價的。維持社會運轉的政治結構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到了今天，已經基本到了極限。
經濟問題的最根本在於政治結構
袁劍在序言中明確提到，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一直以經濟增長取代社會及政治結構的變革，現在應該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時候了，是為未來更加長久的經濟增長建立一個更加健康的社會及政治基礎的時候了。
《法廣》中文網報導，八九年以後，中共的執政合理性就是給大家分一塊經濟高速增長的餅，讓社會懷抱希望。袁劍表示，前十年還有這樣的期望，有這樣的感覺，後十年就沒有這樣的感覺了，再高速增長和老百姓也無關。老百姓在經濟高速增長中沒有看到執政的合法性，而看到的是，大量社會問題的產生：搶地、壓縮公共品、各方面的壓榨。經濟增長越快，剝奪的越多，社會民怨越大。
袁劍認為，重建社會的起點就應該從重建經濟、政治、社會運行的底線開始。所謂底線，就是被當代文明所普遍承認的一系列最起碼的權利和一系列最基本的禁止性準則。比如，工人有集體談判工資的權利，人民有合法自由表達的權利，農民有不受剝奪的權利，工商業運行不可以損害環境，政治不可以不受到監督，如此等等。
袁劍在序言中最後總結：“基於我對中國政治、社會及經濟現實的理解，我比一般的經濟悲觀派有更加悲觀的預測。在經濟增長高達9.5%的時候，中國社會就已經頻現亂象。我無法想像，如果遇到長期衰退，中國社會將是何種景象。在我的視域中，重建中國社會的歷史議程已經相當急迫，我甚至懷疑，我們是否已經喪失了最後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