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8日訊】在政治侵入日常生活一切方面的「文革」中，每天早晨上班前要向「偉大領袖毛主席」「請示」這一天的工作、學習方法；一天工作結束后要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彙報」這一天的工作、學習情況。「晚彙報」最開始稱為「晚請罪」，因為一天下來，工作、學習中肯定會有錯誤，耽誤了「革命工作」，對不起「偉大領袖」，所以要 「請罪」。但後來「上面」說「晚請罪」一詞不太合適，帶有宗教色彩，於是改稱為「晚彙報」。
「早請示、晚彙報」大致流行於1966年至1971年間，林彪事件后，個人崇拜思潮開始低落，「早請示，晚彙報」這種形式主義的政治儀式終於隱退。
1967年，我在包頭406工地施工時，車間里有一個「寶書台」和一方「紅牆」。「寶書台」是一個一米多高的檯子，檯子中間是一尊巨大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白色石膏全身雕像，檯面四周整齊地排列著「紅寶書」。「紅牆」是「寶書台」的背景。在一方牆上畫一個蔚藍色的大海洋，一輪紅日噴薄欲出，光芒四射。一艘巨輪乘風破浪揚帆遠航。有的工地則用紅綢布織成一個紅色的大海洋，用蓄電池製作閃爍的背景燈光，旭日東升，浩浩蕩蕩，蔚然壯觀。「紅牆」兩側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和「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之類的巨幅「紅色標語」。
那時，我們每天早晨上班前，人人右臂上佩戴鮮艷奪目的造反組織的紅袖章，個個胸前佩戴一枚金光閃閃的「毛主席」像章，煞是一道靚麗的風景線。記得施禮的程序是：全體肅立，向「偉大領袖毛主席」三鞠躬；高舉右手振臂高呼「三忠於，四無限」；學習「毛主席」最新指示或「老三篇」；跳「忠字舞」；齊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最後，由造反派頭頭對本車間「革命大批判」和工作進行具體分工，這被稱之「早請示」。下班前又集合全體員工，整齊地站在「寶書台」前進行「鬥私批修」。每個員工必須針對自己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的親身體會，聯繫自己的活思想，進行「鬥私批修」，如果自己鬥私批修不徹底、不深入，別人要大張旗鼓地進行檢舉揭發。聲色俱厲地對你進行「幫助，教育」。這被稱之「晚彙報」。雖然這些程序枯燥無味、讓人疲倦、厭煩，但沒有人敢於消極應對。
「牛鬼蛇神」一類「壞人」是不能「早請示，晚彙報」的，他們只能「早請罪，晚請罪」，在毛澤東像前低頭彎著腰站著，保持著請罪的姿勢。用別人給自己定的罪行、罪名大聲地詛咒自己。
那個時期，「早請示，晚彙報」屬於雷打不動的程序，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乾擾。
1967年冬，我的師傅得了急性闌尾炎，在醫院里，噎被推上手術台，醫生和護士卻都不見了。師傅疼得不行，不得不大聲呼叫，但無人理睬。因為所有的人都「早請示」去了。沒有辦法，他只能忍痛等候。就在他奄奄一息的時刻，醫生們的「請示」總算結束了。
師傅開刀后的第二天早上，他說明情況后被免去了「早請示」。但負責此事的「工宣隊」認為闌尾炎不是大手術、「早請示」「晚彙報」是關係到對「毛主席」忠不忠的態度問題，所以當晚還是被迫到「忠字室」去作「晚彙報」。每次在「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林副主席身體永遠健康」后還要讀大段「毛主席語錄」、唱多首頌歌，差不多要20多分鐘，師傅為此感到苦不堪言。
還有一個師傅，1967年，他的兒子新婚無房，和他住在一起。那天晚飯後，鬧洞房的親友剛剛散去，兒子和兒媳就上床歇息了。他倆正在嘿咻之時，師娘突然發現兒子和兒媳沒有「晚彙報」就睡覺了，氣不打一處來，使勁地用手掌猛拍兒子的房門，呼叫他們起來補做「晚彙報」。兒子戀戰，不想起，在室內慵懶地回答：「明天再說吧！」出身於「苦大仇深」貧下中農家庭的師娘，對「毛主席充滿熱愛之情」，在門外責罵不停，抱怨兒子忘記了「偉大領袖的恩情」，是個不忠不孝，不恩不義之徒。兒子不得已起床補做「晚彙報」，但因驚嚇從此落下了病根，那活兒再也硬不起來。
1968年夏天，我們到包頭郊區參加抗旱，在炎炎烈日下幹了一上午，大家飢腸轆轆，好不容易盼來午飯。沒想到眾人在田頭狼吞虎咽剛吃了幾口，有一個同事失聲喊道：「哎呀，咱們還沒請示彙報呢！」，「飯場」頓時靜了下來，大家都看著隨隊的政治指導員。只見指導員狠狠地盯了那位同事一眼，說：「那就等請示彙報完再吃吧！」於是把一枚「毛主席」像章放在一個小樹杈上，大家重新列隊對著「主席」像「請示、彙報」，然後才吃飯。
那個時期，許多家庭里也在貫徹這樣的禮儀，早飯、晚飯前都要這樣做，類似基督教的飯前禱告。雖然開飯時孩子們餓狼般地涌過來了。但家長還是要說：大家來學習一段「毛主席語錄」吧，於是孩子們咽下口水。齊聲念道：「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忙時吃干，閑時吃稀，不忙不閑時半干半稀，並加以番薯、地瓜、菜葉等等，要節約鬧革命。」
1968年，忠字風已吹遍了全國，到處都寫著大幅標語「忠不忠，見行動」。我正在上初小的妹妹一天放學回家來，嚷著要媽媽給她做忠字牌，忠字牌也就是一塊比乒乓球拍稍大一些的帶柄的木牌，上面寫一個忠字，每天舉著去上學，否則老師不讓進教室。我家去哪找這種木牌呢？媽媽一時想不出法。過了一會兒，媽媽去廚房做飯，忽然看見了灶台下撮煤灰的木板，靈機一動，馬上將木板洗凈，烤乾后裱上紅色蠟光紙，然後端端正正地貼上一個金色的忠字，忠字牌便做成了。從那天起，妹妹便昂首挺胸地舉著那塊木板去上學了。
「早請示、晚彙報」除簡單的情感表達方式外，其功能，承擔著建立統一的文化制度、語言模式、思維定勢等等更基本、更廣泛的社會功能。它以不變的、統一的、單調的儀式消蝕人們的全部活動力、判斷力和批判的識別力，並攫走人的情感和個人責任感。通過這樣的儀式，崇拜和臣服不再僅僅是一種外在的政治組織形式，而且被內化為一種惰性生活方式、一種奴化精神的類型。
迄今，那場怵目驚心的「紅色政治風暴」雖然噎過去40年了，但從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中走過來的人，對「早請示，晚彙報」仍然記憶猶新，感到銘心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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