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5日訊】7月4日，《華爾街日報》引述了《巴倫週刊》的文章——《中國高增長神話即將破滅》。文章指出，經過30年平均每年10%的增長之後，中國高鐵速度一般的經濟增長正在大幅放緩。長期作為中國經濟奇跡首要引擎的出口增長因歐洲和美國的問題而受阻。工業產值的增長同樣連續數月減速，今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率可能會降至8%，之後可能還會進一步大幅下降。雖然中共最近公佈的降息措施和已經十分龐大、又進一步加碼的政府基建支出有可能推遲審判日的到來，但在我們看來，中國高增長概念或許正在瓦解。
中國未來經濟高增長受到普遍懷疑
野村國際經濟研究部（Nomura Global Economics）去年年底發佈了一份綜合性報告，題為“中國風險”（China Risks）。根據這份報告的描繪，至少在一種可能情境之下，中國的增長率將下降一半，至不足4%的水準。
中國高增長概念正在顯現越來越明顯的裂痕，這不由讓人想起25年前，當時日本經濟正繁花似錦，然而卻即將進入長達20年的低迷期。
最直言不諱的中國懷疑論者要數華爾街做空大師查諾斯（Jim Chanos）了。查諾斯認為，由於銀行系統不穩、作為整個經濟體支柱的房地產市場即將崩潰，中國即將迎來一場盛大的硬著陸。他對《巴倫週刊》說，如果說中國房地產市場即將到來的崩潰將達到迪拜泡沫崩潰的1,000倍，那還只是保守估計。
總部位於波士頓的資產管理公司GMO的全球策略師錢塞勒（Edward Chancellor）在中國的未來這個話題上持有與查諾斯相似的看法。他說，唱多中國的人總是說，過去20年出現了八次經濟放緩，每一次中國都實現強力反彈。但錢塞勒堅持自己的看法。他說，我無法準確告訴你低迷期什麼時候到來，沒有誰可以準確預言；我所知道的是，中國擁有典型躁狂症的所有特徵，這類躁狂症最後都將以悲劇收場──它就是一個讓人不由不信的增長概念，誘使投資者參與註定將以不幸收場的投機，盲目相信中國政府能夠安然度過任何週期，並過度投資回報不足、靠信貸擴張支持的固定資產。
中國正在走入經濟死亡帶
一些長期看好中國的人也在開始擔心中國的未來。
亞洲學者奧弗霍爾特（William Overholt）曾在亞洲投行、智庫（包括蘭德公司（Rand Corp.））和學術機構任職，現在是哈佛大學（Harvard）甘迺迪學院（Kennedy School）的高級研究員。奧弗霍爾特認為，江澤民/朱熔基時代的經濟和政治改革運動已在過去10年嚴重廢弛，因此大型國有企業在寡頭壟斷、政府隱性擔保、低成本信貸、稅收減免和廉價原材料補貼的幫助下，在經濟體中佔據了過大的支配地位，如能源巨頭中國石化（Sinopec）、電信巨頭中國移動（China Mobile）、多元化企業集團北方工業公司（Norinco）和一體化鋼鐵生產商寶鋼集團（Baosteel）等。在這一過程中，這些全國冠軍企業不斷擠壓面向出口市場、創新能力更強的民營中小企業。
在中國，權力和財富相伴相生：通過戰略性安插在國有企業、諮詢公司以及各類金融機構的親屬，一批貪婪腐敗的“內部人”在流經中國經濟的數量巨大的資金流中分一杯羹。
奧弗霍爾特表示，除非即將上臺的習近平所領導的新一屆領導班子能夠遏制這種明目張膽的任人唯親的行徑，否則中國經濟將面臨長期停滯的前景，且可能比日本約20年前所面臨的情況要糟糕得多。
日本進入經濟死亡帶的時候已經實現普遍富裕，人均年收入大約為中國的八倍（中國為5,000美元），而且在技術上也達到了更為先進的水準。
進入經濟死亡帶表現在以下方面：
1、勞動力和設備的使用效率越來越低
1994年，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寫了一篇帶有預言性質的文章，名叫《亞洲奇跡的迷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這篇文章近距離考察了當時處於衰退之中的日本以及高速發展的中國。克魯格曼認為，中國等國之所以能夠取得超常規的經濟發展，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大力動員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入生產力高得多的製造業崗位，同時在資本設備和基礎設施上投入鉅資（克魯格曼用的是“要素的擴張”（expansion of inputs）這一說法），並不是因為這些國家注重效率、創新和最終的經濟回報。
野村的報告顯示，過去10年中國的勞動力和資本投入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占比超過40%，過去兩年甚至超過50%。相比之下，日本、韓國、新加坡和泰國在經濟快速起飛階段的上述比例均低於中國。七到八年之後這些國家的投資增速就開始停滯。
當然，中國投資支出迅速增長的同時消費支出卻沒有跟上，消費支出在總支出中的占比大約僅有35%。而在美國，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接近70%。在中國，多種因素導致了消費的萎靡不振：比如中國人大部分醫療成本和退休金要靠居民個人籌集，需要儲蓄，同時，銀行存款利率被政府人為壓低，遠低於實際通貨膨脹率。
占固定資產投資中超過一半的國有企業和其它國資占主導的企業，它們對其資源的利用效率遠遠低於民營企業，但還享有諸多特殊優勢，如低稅率、政府設定的低資金成本，水、能源和土地等資源可低價獲得，以及環保和勞動安全法規執行寬鬆等。總之，國有企業對勞動力和設備的使用效率是越來越低下。
2、基礎設施投資回報越來越低
基礎設施是中國投資浪潮波及的另一重要領域，這一領域或許同樣在陷入回報越來越低的境地。
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政治學學者、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長期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指出，很大一部分投資資金流入地方政府或地方投資平臺，地方政府或地方投資平臺又把這些資金花在各種各樣的建設項目上，從豪華政府大樓、道路橋樑，到特別開發區和高端購物中心，不一而足。不存在整體上的區域規劃，所以很多設施被閒置。李侃如說，更嚴重的是，這些建築大多是靠銀行的三年期項目貸款建造的，而專案卻產生不了足夠的現金流來償還利息、更不用說償還本金了。他斷言說，這種錯配意味著這些貸款將不得不展期多年。他把中國稱作一個建設在不牢靠基礎上的“夢幻之地”。
城鎮房地產市場問題更加突出。全國各地的空置高樓堆積如山。查諾斯的說法是，其他泡沫與中國房地產泡沫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他和另一些懷疑派喜歡談論“鬼城”，比如內蒙古的鄂爾多斯，在那裡，街道和購物中心幾乎空無一人，可住100多萬人的樓房空置著。其他城市的衛星影像也顯示出大量新建空置樓盤。上海和北京開發商經常把新建豪華高樓裡的窗簾拉起來，像皇帝新裝一樣掩蓋他們的悲哀現狀。
房地產市場的低迷可能會連累金融系統，地方政府年收入的30%到40%從土地出售中獲得。惠譽國際評級（Fitch Ratings）估計，中國的全部銀行貸款中，大約有35%將承受中國房地產市場各種不確定性的影響。因此如果樓市陡然下降，將對中國經濟產生巨大的負效應。
3、中國人口正在迅速老齡化
中國由於實施了30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中國人口正在迅速老齡化。據預計，從2015年開始，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將長期處於下降趨勢，而15-24歲年齡段這一最重要的初入職場群體的人數下降速度最快。城市地區的平均工資水準一直以兩位元數的速率上升（2010年就增長了13.3%），毫無疑問，這表明廉價勞動力從窮鄉僻壤流向城市的速度正在放緩。
新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增大也是一個問題。中國2011年的男女出生比例為120：100。因此，野村的報告顯示，在未來5到10年裡，中國不僅面臨著人口老齡化導致的經濟增速急劇放緩的前景，而且因為越來越多的男性無法找到伴侶，中國的犯罪率可能會上升。
4、政府債務危機加深
唯一能增加人們對中國未來信心的，恐怕就是中國金融系統的實力了。中國的銀行體系控制著90%的金融資產，中國央行還坐擁著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根據官方的資料，2011年中國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大約為50%。2011年中國的GDP為7.3萬億美元，相比之下，美國的債務占GDP的比重超過了80%。
但是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政治學專家史宗瀚（Victor Shih）在中國政府內部和外部擁有大量消息來源，他對政府報告、企業財務報表、銀行備案檔和發債籌資說明書的分析比其他西方觀察人士理解更深。
史宗瀚得指出：中國政府的直接和間接債務，以及國有銀行系統、鐵道部等各類政府實體、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負債，以及國有企業交叉持有的大量債券這三者加在一起，中國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將再增加兩倍，達到150%左右，而且這個比例仍然在快速上升；金融系統中的不良貸款數量遠高於官方公佈的數字，因為聽命於政府的中國銀行系統會拼命通過將不良貸款不斷展期來掩蓋壞賬總額；中國資金正在加速外逃。
史宗瀚估計，中國最富裕的1%家庭所積聚的流動資金和地產價值高達5萬億美元。澳門的賭場以及中國銀行體系的漏洞為這些資金逃出國門創造了大量途徑。
雖然只有重大的政治動盪才可能引發大規模的資本外逃，但有關部門似乎如履薄冰，過去兩年中國在國內安全方面的花費要高於國防開支。
5、社會動亂因素不斷加劇
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互聯網監管以及政府對異見人士的壓制令不滿情緒持續發酵。在包括中國中產階級在內的很多人看來，中國的社會體制是為新世襲貴族和其他“局內人”的利益服務的。
很多人說，如果GDP增速達不到7%可能產生社會動亂，因為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有可能無法為每年數百萬遷移到城市和工業區的移民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
中國政府已將其執政的合法性與它實現GDP無止境高速增長的能力聯繫在一起。不過未來幾年經濟的高速增長越來越難以實現。
綜合上述所有因素，中國通過解決自身各種問題而實現成功的可能性確實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