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3日訊】今年又到七一了，今年的七一和往年又同又不同。不同的地方是，今年七一是在中共經歷了可以說是一連串直接打中要害的重大事件的打擊，從年初王立軍投奔美國領事館，牽出薄熙來、周永康和政法委；到盲人律師陳光誠逃出每年耗資8千萬元，直接看守上百人，五六道防線的東師古村，進入美國大使館，最後到美國留學；再到國安部的間諜案；到「六四鐵漢」李旺陽被自殺。一齣接一齣的驚險劇，讓好萊塢黯然失色。
在這一連串的行動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共在經過了91年以後，似乎對一連串的事件都亂了方寸，不知道該怎麼樣應付，讓人看上去很有一點倒楣的時候連喝涼水都塞牙的感覺。所以今年的七一，中共不是簡單的處於一個新的最低點，而看上去很有一點是在被算總帳，而無力應對的這種味道。今天我們就跟大家來討論一下。
治港的失敗
首先，最值得關注的是中共治理香港的失敗。最近被國際社會注意到的是香港人對中共統治的憤怒。今年六四，港人有18萬人參加了悼念活動，創近年以來的最高。香港在二十多年來一直都是世界上悼念六四人數最多的一個地區，在海外毫無疑問，沒有一個地方能夠聚集起上千人來參加悼念活動，連上百的都很少，因此香港毫無疑問是最多的。如果說香港移交中國以後，算在中國不算海外的話，那麼在中國就不僅僅是人數最多，也是唯一的一個可以在公開場合集體公開悼念六四的地方。
一般來說，隨著時間的推移，如果沒有特別的理由的話，就是保持悼念的人數都很不容易，更不要說特別今年成倍的增加。一個被所謂的帝國主義殖民一百多年的這個地區，在回歸以後15年，民眾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六四悼念活動今年人數倍增呢，其實表現的是對中共統治的不滿，只能說明中共治港是徹底失敗了。
不能說中共對香港沒有用心，沒有下功夫，從回歸前對香港的滲透、派遣、控制媒體、搞統戰，到後來的精心制訂「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政策，說明中共對香港是下了很大的力氣的。可是就是有一條，回歸15年了，一點辦法都沒有，就是人心，中共沒有辦法收買香港人的人心。其實中共什麼辦法都試過了，從「商人治港」，到前英國統治時候的公務員，就是「精英治港」，都失敗了，最後換成直接「土共治港」，實際上這個過程是中共治港方針政策失敗，一步不如一步的一個最明顯的體現。
中共統治大陸六十多年，其實沒有積累任何真正的統治之道，所有的治理方法都是建立在暴力和謊言這兩項之上的。而香港是另一種制度。不管說這一種制度現在還剩下多少，只要還有一定程度的結社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信息自由、抗議自由，只要中共還想保留一點點樣子給國際社會看，中共在大陸統治的那一套，在香港就不靈。這是一方面，就是說中共是沒有能力來治港的，除非它把中國大陸那一套直接搬過去，什麼軍隊、武警啊、城管啊，直接搬過去，否則它是沒有辦法來治理香港的。那麼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香港和大陸現在是一國了，儘管還是兩制，它總是一國，因此中共它不能用什麼「敵對勢力」來套帽子，也不能用什麼什麼「獨」的這個帽子來對付香港。香港人去關注大陸的事情就比誰都要理直氣壯，就像悼念六四、抗議六四硬漢李旺陽被自殺呀，這種做法中共還真的拿他們一點辦法都沒有，它甚至都不能提抗議，你說它用誰來提抗議？它也不能用外交部抗議，因為這是一國，你要拿外交部去抗議的話，就是分裂一個國家；它也不能直接下禁令，因為那是破壞兩制。所以中共真是被自己給捆死了。
中共的統治危機現在看來最好的晴雨表就是香港，而如果要了解香港的民意的話，就去看每年六四的燭光夜悼和七一遊行，這已經變成香港人的常規活動了。如果說台灣的民主自由是大陸的榜樣的話，那麼香港就是實實在在的和大陸的民眾在一起爭取民主自由，或者說香港在領頭爭取民主自由。
大陸遍地乾柴
今年從七一看來還有一個重大的事件，可以看到的就是中國大陸現在是遍地乾柴，一點就著！沒有什麼事情能夠比廣東中山沙溪事件更好的解釋中國大陸現在全社會的緊張狀態和一觸即發的局勢了。
我們知道現在群體事件數量是每年都增加很多，已經不報了，已經不去做統計了。這個群體事件爆發的誘因，在早期主要是官民衝突，就是任何衝突一跟官府掛上鉤，馬上就爆發成重大群體事件，就有很多民眾加入進去。當然出事以後，官方會把官民衝突的官的那一方，最早肇事的人說成是無業遊民，或者是臨時工冒充的官員，這個沒有關係，但是事實上民眾是把它當作官員才會造成這麼大的衝突的。
而廣東中山6月份發生的這個重大衝突事件起因卻是兩個少年打架，就是說不管這兩個人打架的原因是什麼，有的人說是收取保護費，也有的人說是其它原因，基本上可以認可的就是雙方都不是有背景的。一般人認為是由當局開始的時候處理不當，導致民眾不滿，後來發生重大衝突的。至於說後來有一種說法，就是是否有更高層的介入，是不是有維穩的利益集團企圖利用這件事情來製造麻煩，來保護、或者是爭取更大的他們本集團的利益？這個是有可能的，但是這個不是今天討論的內容，也不是事情原發的因素。今天討論的是為什麼在中國大陸，幾乎所有的地方對任何誘發群體事件的因素都失去了處理能力。
要知道在中國大陸各種群體事件，中共高層到每一級制訂的所謂公共安全事件的應急方案都是一套一套的，對付各種異議人士的方法更是五花八門。一到敏感時期，所有的敏感人物都被看起來了，無論他是一個維權律師也好，還是一個維權人士也好。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重大事件發生，而沒有辦法處理呢？那只有很簡單的解釋，就是中國社會現在各種社會矛盾都已經到達爆發點了，因此統治者是防不勝防的，所謂「劉項原來不讀書」，就指的這個。你把敏感人物防起來、關起來，都沒有用處了，因為發生事件的都不是敏感人物，因為社會的每個部分都可能發生事件。
另外一種解釋，就是中共這種統治機制使得所有的官員都無能了，一個是無能才能作官，第二個是作官以後必須無能才能生存，因此官員已經喪失了處理任何事件的能力。這兩個都有可能的，前面一種是本，後面一種是標。所謂「本」的話是社會矛盾本身存在，這是本；而處理不當，那是「標」。然而從現在看來，中共治標治本的能力都沒有了。
敏感日的變遷
我們現在再看一下還有一個，就是七一是中共建黨的所謂生日，現在看來也變成了一個敏感日。我們從敏感日的這個發展過程也可以看到中共現在喪失統治能力了。
中共在建政的初期它是沒有敏感日的，就是說從1949年一直到文革結束，有過這麼多政治運動，都沒有哪一個政治運動的日期被後來當作敏感日來對付的，就是說它不需要把那些日子當作敏感日來防範。文革以後，對文革之前和文革當中的部分事情進行了清算，但是當時大部分人都寄希望於中共自己改好了，寄希望於未來，因此確實那時候沒有多少人去算歷史事件的舊帳。當然不算歷史舊帳不一定是對的，但是我們現在不來討論它是對還是不對，而是討論這個事實，確實是去算歷史舊帳的人不多，無論是他沒有能力去算，還是真的就不去算了。
最早出現的在中國大陸大部分地區的，我們不算部分的地區，我們一會兒再談，就是大部分地區的最早出現的敏感日應該是1989年的六四，六四以後，每年的六四就變成了敏感日。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共的統戰，海外部分跟六四有關的人士又慢慢的轉變了，因此除了香港和天安門母親，以及還有少數在堅持的異議人士以外，六四作為敏感日其實到後來是慢慢淡化的。當然最近幾年隨著中共統治危機的加深，人們對六四作為敏感日又開始重視起來，無論是重新提出來中共應該對六四承擔責任，應該向六四受害者請罪，這種提法重新出現，還是中共把六四作為敏感日又重新重視起來，這都是後話了，就是確實有一段時間是慢慢淡化了的。
而另外一部分敏感日是1999年從迫害法輪功開始，一下子就突然出現了很多的敏感日，那麼這原因是中共從來就沒有能夠在國內把法輪功打下去，而法輪功在海外又蓬勃發展，因此這一些跟法輪功有關的敏感日是從來就沒有淡化過，一直到現在。比如說每年到了當年「4.25」上訪的紀念日、「5.13」法輪大法日、「7.20」中共開始迫害等等，這些日子都變成了無論是在國內國外都是重大的紀念活動，在國內就變成了敏感日；在海外，每年「7.20」前後都會在美國華盛頓DC國會山舉行一連串的活動。這些是一部分敏感日。
還有一些是和特定地區、和特定事件有關的敏感日，如跟西藏有關的，1959年開始的「3.10」抗暴紀念日，到了2008年「3.14」西藏抗暴事件就和這個敏感日有關係；2009年新疆「7.15」事件以後，「7.15」在新疆就變成了敏感日。
這些敏感日都是中共建政以後出現的，跟中共以前的傳統的敵人沒有任何關係，而且都是和中共對宗教信仰、少數民族地區的暴力鎮壓有關的。實際上反映的是中共的宗教政策和少數民族政策的失敗，儘管中共會把這個責任推給所謂的國內外敵對勢力。
但是你想想，就是按照中共自己的理論，那外因還得通過內因起作用的，如果沒有中共失敗的政策，就是真的有什麼敵對勢力，也不可能在國內引起大規模的抗議值得去把它變成敏感日，更何況中共根本就沒辦法指出來究竟誰是敵對勢力。中共指出的泛泛的套帽子的敵對勢力，在事實上都是不存在的！是中共先把別人當作敵人打，才出現的所謂的「敵對勢力」。
這些敏感日並沒有到這裡就結束了，就是說現在對中共來說，又出現了一些新的敏感日，這些敏感日和剛才提到的敏感日是不一樣的。剛才的敏感日跟一些被迫害的群體有關係的，而現在這些新的敏感日，卻是跟中共自己的自我吹噓有關的。你比如說中共建政紀念日也變成了敏感日。你像2009年建政60週年搞紀念活動，卻變成了北京地區和周邊省分的高度敏感，最後禁止北京人參加這些所謂的紀念活動，也禁止周邊地區的人到北京去參加這些活動，就變成了中共高層和他們所指定的一些人的自娛自樂的日子，就是中共高層自娛自樂，再搞一些裝扮成群眾的人陪他們樂，就變成了這樣的日子。
而今年的七一也變成了敏感日，根據權利網站披露，在6月30日凌晨2點多鐘，北京當局統一行動，大規模抓補在京的維權人士和訪民；在北京火車南站一大早就抓了十幾車人；另外還有一些人被禁止在七一期間到香港去旅遊。也就是說這些中共自己本來應該是作為慶祝的日子的，也變成了敏感日。實際上當中共把自己慶祝的日子也都變成了敏感日的時候，中共自己的統治，它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數了。
黨的沮喪
那下面再談一下，就是今年七一的一個重大的特點，就是中共作為一個統治的政黨來說，表現出了它的極端的沮喪，這在以前是不多見的。今年七一前，新華社發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國際人士稱讚中共領導能力」。新華社採訪到的國際人士只有4位，一位是南非共產黨國際關係書記，一位是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俄共元老，一位是委內瑞拉國家電台的記者，還有一位是德國社民黨基本價值委員會的副主席。
比較一下中國目前在世界上的經濟實力，中共自己自稱經濟上，全世界都在經濟衰退的時候，是一枝獨秀的，而且已經變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的經濟實體。目前中共在海外這種大筆撒錢的氣派，跟這些相比較而言，只有四個國際人士去稱讚中共的領導能力，實在是有點擺不上檯面。不要說這4個人當中沒有一個是國家領導人，連主要的政黨都談不上，就是共產黨還都是黨內的一些不上檯面的人物，連黨的領導人都不是。這相比較起來的話，還遠遠都趕不上當年中共最孤立的時候，那個時候起碼還有一些同樣孤立的國家，還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在和中共稱兄道弟，你像阿爾巴尼亞的霍查，古巴的卡斯托羅。
七一期間，新華社的一篇評論員文章其實最能說明共產黨對自己的統治的這個態度。它在開始列舉成就的時候只列舉了兩條，一條是神州九號上天，一條是蛟龍號入海。一個建立了91年的中共統治了63年，能拿得出手的就這兩條和民生沒有任何關係的事情。這也正好證明了這一類工程的唯一作用，就是為中共貼金，所謂「形象工程」，它不是為國家，也不是為人民，就是為這個統治的中共貼金的，它把它放到七一前，就是中共建黨的時候的擺功的地方來標榜自己，所以恐怕它選擇這個時候來讓神九上天，讓蛟龍入海，都是有目的的。
其實中共統治以來，中國最不缺少的就是這種大項目，從60年代的原子彈、氫彈，到90年代的三峽工程，到本世紀的神五、神六，一直到今天的神九，都是這樣的。一個就是能夠為中共證明「偉光正」的這種大工程，還有就是全世界別人誰都不做的，比如中共吹噓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網絡監控和封鎖技術，是因為別人不做。
然而這篇評論文章其實反映出來最主要的還不是這裡，而是承認了中共的統治危機。在這篇文章裡面列舉了4大危險，哪4大危險呢？說是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又列舉了4大考驗，這4大考驗叫作長期執政、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外部環境。
姑且不論這4大危險和4大考驗是不是真是中共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你就想一想看，在一個民主國家，一個執政黨如果連自己都不得不承認有這4大危險存在，還能被選上去嗎？不要說4大危險，這4大危險當中只要有1條，哪個政黨都得下台。精神懈怠，你還待在台上幹什麼？能力不足，那就讓有能力的人來嘛！脫離群眾，那就是選票人家肯定不會選你了；消極腐敗，有一點點腐敗這個黨就得下台了。
所以說歸根結柢其實就是一個問題，中共現在面臨的就是執政的合法性危機的問題，這個問題中共自己也知道。6月21日，中共外宣辦，就是國務院新聞辦，它的另外一個名字是中共外宣辦，在和中共有關的事情的時候，它叫「外宣辦」，舉行了一個新聞發布會，在這個新聞發布會上，中央黨校的副校長陳寶生講了一段話，他說什麼呢？他說：「舊中國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國將不國，在這種情況下，中共領導中國人民完成了民族獨立、國家獨立、民族解放、救亡圖存的歷史任務，建立了新中國，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
這段話字數不多，謊話不少！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共執政合法性的來源，他說中共的執政的合法性是建立了新中國。在中共的話語系統裡面，「新中國」指的就是中共建立的這個政權，也就是說中共建政63年了，至今沒有找到合法性的基礎，它把全部的合法性還停留在63年前打下江山的那個位置上。
在中國的歷史上，改朝換代本身是有合法性基礎的，無論是農民造反，還是外族入侵，或者是宮廷政變，它都有一個勝王敗寇的合法性基礎，就是說你打江山打下來了，不管用什麼方法打下來了，這個是可以被接受的。
然而你要坐江山，就要有另外一套合法性基礎了。因此歷代王朝都是「君權神授」，就是說他的執政的權力是來自上天，所以皇帝要祭天。到了現在社會，它的權力來源就是交給了人民，就是說選民，這是在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國家都這樣的，叫「政權民授」。中共這兩個都不承認，它不信神，不敬天，它不承認權力是來自天授的，它又不敢讓人民用選票來授權，所以63年以後它的所有的合法性基礎還是當年的槍桿子奪取政權的時候的，這才是中共目前統治危機的全部癥結所在。
至於說黨校副校長所說的前提，更是一個持續了六十多年的謊言。所謂「舊中國」指的是1949年以前。1945年抗戰勝利以後，他剛才所說的其實中國的山河就不再破碎了，要是說山河破碎的話，那也是中共打內戰造成的。所謂「民不聊生」，是抗戰耗盡了國力，緊接著就打內戰，中華民國沒有得到一天的建設時間。就是在那種情況下，還是很少遇到說抗戰勝利以後到1949年日子很不好過的，當然打內戰的地區除外。
至於說「國將不國」更是無從說起，中華民國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參加了建立聯合國，廢除了幾乎一切不平等條約，除了和中共的老大哥蘇聯的不平等條約以外，中共所聲稱的完成的一切都已經被中華民國完成了；說到「民族獨立」，中華民國實現了，「國家獨立」實現了；「民族解放」是以中華民國為主的抗戰勝利以後就實現了；至於說「救亡圖存」，抗戰勝利以後就沒有救亡這個問題了，唯一的威脅是來自北方蘇聯。
所以給所謂「舊中國」加上的這麼一連串的罪名當中，有一部分是中華民國在抗戰勝利以後就已經解決了，不再是問題了，另一部分是中共發動的內戰所製造出來的問題。就這麼荒唐的理由用了六十多年，還不能夠找出新的理由來證明中共統治的合法性。所以今年的七一突顯了中共的統治治理危機已經到了什麼樣的程度了。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