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3日訊】 近期，前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中心主任、精通中日文的美國教授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出版了他歷十年時間寫成的新書: 《鄧小平與中國的轉變》（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Transformation）。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譯本，書名譯為《鄧小平時代》。
該書的價值與欠缺
該書涉及：鄧小平個人成長及其家庭生活；與毛澤東的微妙關係；在改革時期扮演的角色。後一方面，是全書重點所在。該書總的基調，對鄧小平充滿讚譽：一個務實的改革者，為中國找到了富強之路，讓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脫離貧困。
然而，正如該書中譯者馮克利所說：本書最有價值的，「應當是和鄧小平的外事活動有關的內容……在中國的內政方面，由於受到材料來源的限制，使傅高義難以將故事講得像外交活動那樣細緻生動……」前香港總督彭定康則認為：「儘管很有敘事技巧和高超學術水準……但傅高義的論述值得商榷，例如，他對英國和香港政治的瞭解就頗為欠缺。」
限於禮節，上述兩人儘量客氣，沒有把話說透。實際上，作為一名外國的「中國通」，儘管名氣很大，傅高義對中國內政的把握，非但不精確，而且充滿誤讀。
傅高義誤讀中國
誤讀之一：傅高義筆下的鄧小平，不論對與錯，出發點似乎都是黨和國家；傅高義似乎忽視了，鄧基於個人利害的出發點。比如「六四」，傅高義承認：鄧確實沒有處理好「六四事件」，但卻替鄧辯護說：誰也不知道，採取另一種做法會發生甚麼；著眼中國的統一與中共統治基礎，當時已經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現在看來，鄧小平當初下的判斷也許是對的。」
其實，1989年，年屆85歲的鄧小平，考慮得更多的，是他自己，只想安度晚年，不能忍受政治上再被打倒。設若當時的抗議學生，沒有把矛頭指向鄧小平，鄧或有不同選項。鄧利用手中軍權，調兵鎮壓的同時，也預備了全家逃難巴基斯坦的方案，這證明，出於個人和家族利益，鄧孤注一擲，不是為那個國，也不見得是為那個黨。至於傅高義提到「中國的統一」，更與民主運動風馬牛不相及。
誤讀之二：傅高義忽視了人性的差異，他就像寫美國人一樣，去寫中國人。殊不知
，在中美迥異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環境下，兩國人性表現具有差異顯著，尤其在最近的半個多世紀。在美國，人性普遍向善；在中國，人性普遍向惡。部份的原因，美國擁有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懷，更兼民主與法治的恆久，博愛精神廣佈於社會；中國擁有漫長的封建厚黑政治傳統，盛行獨裁與腐敗，到了迷信無神論和鬥爭哲學的共產黨時代，更形登峰造極，惡之花遍地盛開。
鄧小平，無毒不丈夫
傅高義無從瞭解或無法領會「無毒不丈夫」這個中國成語，因而也就無法深入鄧小平的中國式個性、行為心理及整個內心世界。中共建政之初，鄧小平主政西南，執行毛澤東的血腥土改路線，濫殺地主富農，不遺餘力；五十年代末，毛策動「反右」，鄧是前線執行人，數以百萬計的知識份子遭到整肅，到了毛死後的「大平反」年代，出於自我保全，鄧竟拒絕為「反右」認錯、反對給「右派」平反，僅用「摘帽」、「改正」的名義，予以搪塞。
鄧小平在「文革」中落馬，卻受到毛澤東另類優待，既沒有被關入牛棚，更沒有被迫害致死，連一根毫毛都沒有被動到。其中大有文章，如果僅僅因為歷史上，鄧曾緊跟毛，是毛的鐵桿、心腹、親信，並不足以讓他在「文革」惡浪中倖免於難，同樣曾為毛鐵桿、心腹、親信的林彪、陶鑄等人，其下場足以為證。
況且，發動「文革」，毛要清算的，就是他深惡痛絕的「劉鄧路線」，鄧正是毛要打倒的第二號人物，如何又得以安然苟全？只有一種可能：在個人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鄧小平出賣了劉少奇。至於他如何出賣、如何檢舉揭發、如何一舉打中了劉的要害而令毛放過他一馬，此一絕密，應該仍在中共檔案中。外界已能知道的是，鄧是中共黨內最善於寫檢討書的人，其中的一封檢討書，甚至起到了「文革」末期讓毛准他復出任職的作用，儘管，三年後，瀕死的毛，再度將他打倒。
毛死後，華國鋒發動宮廷政變，逮捕了毛夫人江青、毛侄子毛遠新等，根本扭轉了中國歷史方向。原本靠邊站的鄧小平，通過幕後活動，得以讓華國鋒准他再次復出任職。但幾年後，鄧恩將仇報，冷酷而無情地將華排擠出領導層，自己大權獨攬。
鄧並非「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傅高義的書，重點在改革時期，但即便根據傅高義陳述的事實，也可以發現，鄧小平並不是各項改革的倡導者。對外開放、建立經濟特區，由華國鋒和谷牧首倡；農村聯產承包，由萬里和趙紫陽提出並試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由胡耀邦提出和主導；其他諸如發展個體經濟、價格雙軌制、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試行農村基層選舉等，大多由趙紫陽提出並施行。
《鄧小平時代》的中譯者馮克利指出：「有朋友曾對我說，鄧小平並不像官方宣傳的那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不過是改革的『總批准師』，我覺得這個話是很有道理的。」其實，早在前些年出版的《趙紫陽回憶錄》中，趙就強烈暗示：鄧並非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至多是贊同經濟改革的政治強人。
客觀而言，大權獨攬的鄧小平，以他個人的強勢，為中共八、九十年代的改革開放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但也正是因為鄧的強勢和獨斷，迫使中國的改革，僅僅局限於經濟領域，而無法擴大到政治和社會領域。
強人政治之惡：毛鄧殊途同歸
傅高義認為，鄧小平扭轉了毛澤東路線，進而挽救了中國。事實上，鄧小平拋棄的，是毛澤東的政治路線，但依然沿用了毛澤東的組織路線，即，繼續藉助於共產黨這個龐大的黨機器，統治和禁錮十幾億生靈。
毛澤東的統治，以破壞為主，不斷人為發起不應該發起的政治運動（階級鬥爭）；鄧小平的統治，表面上，以建設為主，但卻不斷人為壓制不應該壓制的政治訴求（民主運動）。毛讓中共官員吃盡苦頭（批鬥），鄧讓中共官員嚐盡甜頭（腐敗），手段不同，卻都以維持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為最高目的，殊途同歸。主觀、人為和強求，毛鄧二人，從不同方向，扭曲了中國。這是強人政治之惡，也是當代中國之難。
毛澤東死後，設若沒有鄧小平，設若就是華國鋒，一個相對的弱主，更願意傾聽、讓步、妥協、甚至適時退位，在國際民主潮的衝擊下，中國民主化，或早已實現，不見得落伍於東歐和蘇聯，更不至於落後於北非、中東、乃至緬甸。
今日中國，仍處鄧小平時代
江澤民是鄧小平選定的接班人，胡錦濤是鄧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江血腥鎮壓法輪功、胡鐵腕鉗制西藏和新疆，表現他們對鄧鎮壓路線的延續和效忠。「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穩定」，鄧的這一心願，得以實現，甚至被「超額完成」。在選定接班人方面，雖都歷經反覆，但鄧勝過毛。
鄧雖死，無論江還是胡，都無法擺脫鄧的陰影，精神上，仍是鄧的傀儡，從這一視角，也可見江胡等輩與鄧智力與魄力的懸殊。借用薄熙來的一句話：江、胡等人，不過是「替紅二代看守江山的家奴」。說到底，今日中國，仍然是鄧小平時代，並沒有甚麼「江澤民時代」、「胡錦濤時代」。
鑒於鄧小平政治上的保守，雖在經濟領域超越毛，政治上卻無所翻新。因此，今日中國，是鄧小平時代的延續。當然，也是毛澤東時代的延續－－經濟上是鄧的遺產
，政治上是毛的遺產。
中國人終將否定毛鄧
「文革」後，西方人吃驚地發現，最憎惡「文革」的，竟然是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本身；東歐解放和蘇聯解體後，西方人又吃驚地發現，最憎惡共產主義的，竟然是經歷過共產主義的東歐人和蘇聯人本身。據此推論，否定鄧小平的，最終，將不是西方人，而是中國人。迄今，毛澤東和鄧小平仍然被中共官方高舉著，艱難地高舉著，一旦這種高舉被放下來，不論毛還是鄧，都將被中國人棄若敝履，都將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傅高義讚譽鄧小平的這本書，在中國卻遭遇出版困難，僅僅因為書中寫到了「六四」。中方要求刪節後才能出版，傅高義表示，如果刪節太多，就不考慮在中國出版。這一爭執，準確折射中國政治現狀，或曰，中國政治弔詭：關於「六四」，任何涉及，不論從負面還是正面，都令共產黨當局尷尬萬狀而無所容忍；它要求完全的遺忘。
文章來源：《《開放》雜誌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