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1日訊】我是第一次聽到鄧吉元的聲音，微弱得近乎渺小，這很難跟那個在大雨之夜穿了雙拖鞋就逃出來，跋涉大山和河床，歷經三天三夜跑到北京堅持要討個說法的小鎮青年聯繫起來。這就是沉沒的聲音，一個石子掉進洶湧大河，水面並不知情，可河床知道它的堅定。
我看過他那七個半月被引產的孩子的照片，身體成形，眉目清晰，躺在未曾見面的媽媽身邊……那孩子離開了人間，那父親離開了家鄉。鄧吉元告訴我，他原本沒想到逃跑，想跑也跑不了，縣上派出十幾個人每分鐘都對他盯梢，上廁所也不放過。24日那天村幹部受命找他談話，計生辦的人見有村幹部才讓他出去。談到午飯時間，村幹部就讓他一起去飯館邊吃邊談。中途幹部出去接縣上電話……他就說要回妻子被監控的醫院，叫了一輛三輪車，那個計生女幹部騎著摩托在後面盯著他。路過縣裡步行街口時，他忽然跳下車飛快跑過橋，那女幹部的摩托車進不了步行街，這才甩掉了她。他飛快地跑到山上躲了起來。這座山，他們全家都躲過，妻子躲過，妻子肚子裡七個半月大的孩子也躲過。
鄧吉元告訴我，他躲到晚上九點，直到又饑又渴才悄悄溜到山下一個朋友家。朋友告訴他，現在全縣城都在搜查他，所有通往外面的路口都設有崗哨。可是他還是想逃出去，找北京的律師。凌晨兩點，朋友幫他包了一輛車送他上路……他一路在車裡俯低身子，離崗哨遠遠的就提前下車，繞道大山和河床。那天雨很大，他臨時出逃只穿了一雙拖鞋，天黑路滑，深一腳淺一腳走了十多公里。估計繞過了崗哨，他才小心地下山，一路包車開到湖北十堰。為了避免暴露行蹤，他從逃亡之時就關掉了手機拔出了手機卡，按照計劃，他用別人的身份證買了一張火車票，怕有人認出來，他一路摀住自己的下巴……等到了北京站手都酸了。他也不敢馬上出站，在站台遛達了一個多小時，確定沒有熟面孔，才溜出來用公用電話給張凱律師打了電話。
這個過程驚心動魄，活像地下交通員翻山越嶺送情報。可一切不過因為他和妻子想要一個孩子。就是這樣，我們的生活總被賦予悲涼的新意，有人不過為了同工同酬，就進了精神病院；有人不過想吃頓安全的飯菜，被逼成了化學家；有人不過是深愛著他的家，卻走在了賣國的路上。所以這裡的荒誕並不是荒誕，而是一種荒誕必演化成另一種荒誕。這樣的荒誕濃縮在鄧吉元身上是：相愛——懷娃——墮胎——叛國……這樣的荒誕還包括：他的妻子在兒童節前一天被抓進醫院，他的孩子在兒童節第二天被引產下來，他在父親節那天發現被鎮上騙了，而紀念愛國者屈原的端午節剛過，他逃亡在賣國的路上。
鄧吉元一直不明白自己怎麼就賣國了。我想告訴他，這裡之所以有那麼多賣國賊，並不因為你真賣了國，而是他們需要你賣國，只有你賣國，他們所做的一切才顯得正確。他想了想，就告訴我，鎮上的人之所以打出「痛打賣國賊，驅出曾家鎮」的標語，是因為當地移動公司那個叫甘子寶（音）的經理在策劃，想激他出來。我問為甚麼一個移動公司經理會參與到計生。他說，當初正是這個經理幫計生辦查了通話記錄，才從親戚床下找到他的妻子，拖到醫院進行了引產……聽到這個尚需對質的故事，不要說他們聯合執法變成了聯合違法，其實群策群力和圍追堵截符合我國基層幹部的一貫路線，為把一個人確定成壞人，稅務局是和公安局聯合辦公的，精神病院是和信訪辦合二為一的，婦聯是和掃黃打非辦雌雄同體。
我聽了鄧吉元一些故事，深知他到達首善之都後逃亡之路並沒有完。他住在律師家，聽到動靜就覺得是縣上派人來了。前天他給妻子打了電話報了平安，而縣上帶話給他，說只要回去，一切都好說……他卻要堅持打官司。可是這條路仍然漫長，他母親身患癌症，一急之下，已從早期惡化成中期，而律師最擔心的是北京司法局施加壓力。這幾天，鄧吉元已知道一些人的說法。他要說，不是因為發現懷的是女娃才不交罰款，現在根本不給打B超，鄉下人到哪裏去知道懷的是男是女。他說也不是自己不及時湊夠四萬元，飛奔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央求再寬限一天，可幹部說沒用的，縣上為了摘掉黃牌，這次就是要拿他開刀。他還說，鄉下現在人口實際在減少，比如他小時候讀的北河小學一共有三百多號學生，現在只有三十多個了。
關於鄧吉元的故事暫時講到這裡。我小時候看《超生游擊隊》時是理解計劃生育的，還深覺印度遲早會因為人口膨脹而垮掉，我們多駐紮點軍隊在喜馬拉雅山北麓以防蝗群湧進來，是多麼英明的。可漸漸明白，計劃生育是計劃經濟最不光彩的一筆，這個計劃經濟國家計劃油價計劃糧食計劃思想，連生育也計劃了多年，並成功超越中石油、鐵道部成為盈利工具，看，計生委剛剛超標收費2.07億……就是把控制人口變成殺人盈利。可官員們從不計劃自己的性慾，卻要計劃人民的生育，就是：一個被殺了孩子的中國父親在山路狂奔，一群外國人他爸正把孩子送到名校學習……這畫面實在說不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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