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23日訊】我走過了八十多個春夏秋冬，好多事情漸漸淡忘。對有些人與事的記憶，卻是越久遠越清晰。我想告訴人們，告訴下一代，中國一段不應該被忘記的歷史，中國科學界一個不應被遺忘的科學家——蕭光琰。
「外行」領導「內行」
1937年盧溝橋事變，我剛好從師範畢業，便跑到西安，想考進國民黨辦的炮兵學校，又能掙錢，又能抗日。可是我付不起兩塊大洋的報名費，這時想起學校里曹孟朴老師告訴我們共產黨也抗日救國，於是我就轉身去了延安。這個偶然選擇，決定了我的一生。
到延安時我才十幾歲，此後一直接受共產黨的教育，從沒有懷疑過黨的政策，沒有懷疑過毛澤東。在抗日和「土改」的隊伍里，中共建政后在政府機關里，我都算是個小知識分子。1957年，在一片「外行」要領導「內行」的呼聲中，我被從遼寧省委高教處調到科學院大連石油研究所（后改名為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簡稱「大化所」）任黨委書記，同時兼副所長。這對我來講，是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領域。
在一大群學富五車的高級知識分子的包圍中，我近乎文盲。「我行嗎？」雖然當時只有三十六歲，是以天下為己任，又無所畏懼的年齡，可這種落差還是使我覺得自己很難勝任這個工作。
我沒有專業知識，但是有常識。知道要搞好一個研究所，關鍵就是學術帶頭人。張大煜當時擔任所長，主管科研，我覺得張大煜是一個很好的學術帶頭人，從心裏尊重他，明確業務上的事情由張大煜來管，我只是盡量配合他做好科研工作，解決一些思想問題和人事糾紛。我給自己的這種定位雖然部分偏離了「黨要領導一切」的航向，卻大大縮小了我和科技人員的距離。
那時候黨政人員也常常參加一些決定學術方向的討論會。例如搞哪種類型的催化劑，怎樣尋找新的燃料？由於一些「外行」在場，科學家們常常要用非常通俗的語言解釋他們的工作，當然從我們的表情也能判斷「外行們」的理解水平。這種尷尬的局面讓我很不舒服，試圖改變。
我能不能也學學化學？那時候我不知道有個門捷列夫發現了元素周期表，不知道什麼是有機化學，什麼是無機化學。我找了研究員樓南權來給我補化學課。樓南權現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想想那時候他花那麼多時間給一個小學生補課，也真是「大炮打蚊子」了。他用最通俗的語言，為我掃化學盲。我很難理解金剛鑽和煤炭是由同種元素組成，而碳、氫、氧這三個基本元素，既可以組成糖、麵粉、木頭，也可以形成油。這些不懂讓我感到自然科學的神奇和巨大的吸引力。
我學得越認真、吃力，就越佩服這些科技人員，也由此知道了自己這輩子甚至連化學的皮毛都搞不清楚。這種學習有限地為我增加了一些自然科學的常識，卻讓我常常想到，一個人能忘我地、充滿興趣地在顯微鏡下，在枯燥難解的數字間去追求一般人看不見、想不到的真理，不僅需要特殊的智慧，而且需要獻身精神。所以那些無論如何搞不明白的理論沒有讓我覺得丟面子，倒是讓我知道培養一個專業人才真不容易，我對科學家們肅然起敬，很希望盡己所能，為他們創造安定的工作環境。
我對科學家十分尊重的態度使我和他們建立了很好的關係，那時候的人沒有什麼強烈的物質願望，最需要的也就是被尊重了。我交了不少知識分子朋友，蕭光琰是其中之一。我們年齡相仿，經歷完全不同。
蕭光琰的過去
蕭光琰1920年生於日本，后移居美國，讀完大學，在芝加哥大學取得化學博士學位。
五十多年前美國處在麥卡錫主義籠罩下，圍追堵截「共產主義思想」。知識分子追求的就是思想和信仰的自由，所以越是壓制，越有很多年輕人偏偏嚮往自己也不很明白的「共產主義」。美國不希望自己培養的技術人才為「新中國」服務，據說移民局官員常常坐到博士生畢業典禮的現場，動員你留下。
蕭光琰當時在美國美孚石油公司工作，1949年此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套固定床單鉑催化重整裝置，應用這種裝置可生產芳烴和高辛烷值汽油。蕭光琰參与此工作，掌握了一些當時很先進的技術知識，正是英雄想找用武之地的時候。中共建政初期，中共政府廣招人才。成立了「留美科技工作者協會」，動員留美人才回國參加建設。「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精神振奮，意氣風發，鬥志昂揚」。這種形勢下，很多中國留學生，心急如火地想回國報效。熱情浪漫的蕭光琰想到為「新中國」服務。
那時候蕭光琰剛剛與甄素輝結婚。蕭光琰曾和我說他父親是汪精衛政府的一個部長，甄素輝的父親給孫中山當過秘書。兩人結婚後感情非常好，問題是甄素輝並沒有回中國的打算。
蕭光琰曾和夫人對此有過很多爭論。甄素輝說：我連中文也不會講，回中國幹什麼呢？現在是共產黨當政，我們沒有為共產黨做過貢獻，誰歡迎我們回去？蕭光琰認為自己並不參与政治，能把美國最先進的技術帶回國，就是貢獻。至於在中國工作能否如願，生活能否習慣，各種愛好如何滿足，他沒有細想。決心已定，誰也改變不了。
蕭光琰說，如果你實在不想回中國，我就自己回去。有人說「好的婚姻是男人找到崇拜自己的女人，女人找到自己崇拜的男人」。蕭光琰和甄素輝大概就是這種關係吧。在我的記憶中，甄素輝對蕭光琰是崇拜的。甄素輝讓步了。
1950年12月，這對夫婦滿懷年輕人的激情，帶著對中國的石油發展事業有用的資料和大批圖書，回到了沒有朋友，沒有親人的祖國。
來到天安門廣場，他們看到巨大的毛澤東像懸挂在天安門城樓正中間，「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的標語口號到處都是。美國是個強調個體和尊重個體的社會，各持各的觀點，中國則是強調集體觀念，全民一致，努力表達對共產黨，對毛澤東的「感激和崇拜」。對貧窮，對落後，他還有些思想準備，而這種政治氣氛，對蕭光琰來說有些生疏，有些隔膜，感到要儘快適應這個他了解甚少的社會。
他被分配到石油部(那時叫燃料部)。當時石油部還沒有能力成立自己的研究所，就招聘一些科技人才，又送到有研究基礎的地方代培。蕭光琰是其中之一。他在北京做了短暫的停留，就到了東北科學研究所大連分所（現在的「大化所」）。石油部鑒定了他帶回來的資料，認為對發展當時中國還很落後的石油工業有重大價值，他甚感欣慰。
當蕭光琰和甄素輝翻開了在中國生活的第一頁時，發現他們面對著一個全然陌生的世界。
蕭光琰離開學校不久，還很留戀大學的文化生活，剛回國各方面的條件都不是太好。在優越的環境中長大的他，覺得人的生活中少了音樂、繪畫、體育活動，豈不太枯燥了！甄素輝花了很多時間布置他們的小家，想買幅裝飾畫掛在牆上，可到處都在賣「領袖像」，她不明白政治人物怎麼能掛在家裡呢，美國沒人把總統作為裝飾掛在家裡。
作為一個技術人員，蕭光琰在中國受到在美國不曾有過的重視，生活待遇也相當不錯。他曾對我說：在美國他是一個一般的技術人員，有工作的時候生活會非常好，房子、汽車隨之而來，如果失業，馬上會一無所有。在中國生活比較穩定，還可以參与一些技術決策。
當時對石油煉製採用什麼催化劑有很多爭論，有人主張用鉬做催化劑，鉬要比鉑便宜，不用進口。從最終效果看，鉑雖然貴，但催化效率高，收率高。最後還是按著蕭光琰的方案，採用了鉑重整技術。北京石油煉製所成立后，接著進行鉑重整中間放大試驗，也很成功，到六十年代，用這個技術建成了大型的工業生產裝置，成為當時工業戰線上「五朵金花」的新技術之一。我國的石油工業發展到今天，不應該忘記蕭光琰的巨大貢獻。
就在他剛剛回國九個月，認為自己會大有作為的時候，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1951年開始了大規模的思想改造運動，主要是針對「美國文化帝國主義」培養的高級知識分子，批判他們崇美、恐美的思想。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很多知識分子起到了社會良心的作用，很有聲望。為了奪取政權，共產黨注意保護和爭取人才，在黨的周圍團結了一大批各類優秀的知識分子。奪取政權以後，他們有比較優厚的生活待遇，以便發揮他們的一技之長。但是不能讓思想自由、愛提異議的知識分子翹尾巴，仗著自己懂點兒業務，就忽視黨的領導。結果是大批德高望重的知識精英，科學家、藝術家、文學家站出來「脫褲子割尾巴」，當著全國人民的面集體自辱。對這一點，很多知識分子都沒有思想準備，蕭光琰剛剛回國九個月，對此就更是始料不及。
他迎來了人生的第一次打擊
那時「抗美援朝」已經開始，人們懷疑從美國回來的人成為很自然的事。運動初期，蕭光琰隱約感到有些人不敢和他說話，無言中拒他于千里之外。運動深入以後，有人開始在會上質疑他回國的動機。人們當時最不理解的就是「你在美國生活條件那麼好，為什麼選擇回中國？」他平時偶爾談到自己在美國的工作或者生活情況，被當作崇洋媚外加以批判。
當時蕭光琰剛三十出頭，從小學到取得博士學位，血氣方剛，沒有韌性。有人記得有一次在會上，他聽著根本聽不懂的批判內容，面對著他根本無法理解的革命群眾，產生了難以忍耐的憤怒，氣得把眼鏡都摔了，他這種對抗運動的態度，也讓群眾對他更有看法。他認為很多批判實在太無理，盼望有人出來澄清事實，可是沒有。當時大家都在爭先恐後地表達對黨、對毛澤東的熱愛。蕭光琰想這也許是下面的人臆想出來的不實之詞。遇到不合理的事，要據理力爭，不能沉默。他要向上面講清楚，於是人們經常看到他給領導寫信，凡事都要求「有個說法」。他自己說話有理有據，也要求別人有科學態度。
當時的領導碰到這種情況經常是不了了之，不想明確回答，也無法明確回答。運動是他們領導的，他們的責任是激發群眾的革命熱情，當然向蕭光琰沒辦法解釋。
得不到「說法」，蕭光琰無法忍受。在美國，得不到回應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罷工或換地方。換工作不容易，於是他就自行「罷工」。有時候好幾天都不去上班，在家鬧情緒。那時候，人們對美國回來的博士還是兩重態度，既覺得政治上比他高一截，心理上又有些敬畏。所以也沒人管他，這又引起周圍一些人對他更大的不滿。
回國時他充滿幻想，忽然間一切都破滅了。剛剛三十多歲，下半生就要在這種懷疑中度過。在這種氣氛下，科研工作還能出任何成果嗎？甄素輝能受得了嗎？他變得憂心忡忡，焦躁不安，徹夜難眠。後來的運動中，沒人阻止對蕭光琰無中生有的批判和懷疑，而這種批判又讓他沒有任何退路。自己這樣千辛萬苦回到中國，得到的竟然是懷疑，這是他萬萬沒有想到的。
蕭光琰失去了做研究工作的心態，腦子也閃不出智慧的火花。常常書放在那裡，看不進去。有人看到他經常呆坐的樣子，就說：蕭先生這樣下去，可能會自殺。他有科研能力，但現實不要他出力；他有頭腦，但必須按特定的方式思考。他只好努力讓自己的穿戴、言行都符合大眾口味。
有人說那時他曾有過自虐的行為，用自己的頭撞暖氣片，他用這樣的方法懲罰自己，發泄自己極端抑鬱的憤怒。為了安靜下來，有時他吃很多安眠藥。他情緒的波動，給甄素輝很大的壓力。可她是一個極其賢惠的夫人，不管蕭光琰怎樣，她都理解。這對夫妻，回國以後真是相濡以沫。
運動過去，生活恢復了平靜。一道深深的傷痕已經在這對夫婦心中留下。本來就沒什麼朋友，此時變得更加身孤影單，實驗室里，蕭光琰也更少言寡語了。
運動過去以後，所里的領導認識到思想改造運動對蕭光琰的猜測是毫無根據的，使他受傷害不小，向他表示歉意。當時還專門派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蕭光琰是個非常天真的人，馬上不計前嫌，重振情緒，又開始努力工作。不久，他們的生活有了新的生機，女兒出生了，給她起名叫蕭洛蓮，小名就叫洛洛。
1956年初，北京石油煉製研究所正式成立，希望在大連代培了幾年的蕭光琰到北京工作。蕭光琰感到很矛盾，他雖然在大連受到傷害，但仍然熱愛那裡。後來他去北京工作了一段時間，想體會一下那裡的工作環境，最後覺得還是大連石油所搞基礎科研比較多，更適合他，就決定留在大連。在美國，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工作，是再正常也沒有的事了，如果有兩個地方都要你，當然要反覆進行比較。可當時人們要達到的思想境界是「我是革命的一塊磚，哪裡需要哪裡安，放到天安門城樓上不驕傲，放到廁所里不悲觀。」大家都在表示堅決服從分配，即使不服從也都找個說得出口的理由。蕭光琰的做法顯得很個別，他的猶豫被看成是患得患失，個人主義。而他自己則渾然不知周圍人對他的看法，他認為選擇到哪裡工作，完全是個人行為，自己有選擇的權利。
幾經周折，他的人事關係正式轉到大化所。
我和蕭光琰成為朋友
大概蕭光琰看到我不愛喊大口號，比較有人情味，認定我會成為他的朋友。看到我聽學術討論時滿頭霧水的樣子，他沒有瞧不起，反而主動用一些通俗語言給我講解，讓我了解什麼是催化劑，為什麼在各種化學反應中它那麼重要。
我們比較熟悉了以後，蕭光琰問我是否會打網球。我說我連網球拍子都沒有摸過。蕭光琰酷愛打網球，說起打網球都興奮得很，他立刻鼓動我學網球。他說你一定會上癮，我可以教你。我那時年輕，活躍，這既是消遣娛樂，又是一個和科學家交往的機會，就一口答應了。
受他感染，我也愛上了網球。網球場上龍騰虎躍，沒有煩惱，沒有偽飾造作，沒有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只有輸贏。出一身汗，頭腦特別清楚。當時大連市正好有個得天獨厚的網球場，離蕭光琰家非常近，我們便經常相約周末打網球。網球這個媒介，促進了我們兩個人及兩家人的頻繁來往。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不以利害相交，無拘無束，熱愛生活。
應接不暇的新運動
1957年毛澤東發表了「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篇文章，大鳴大放開始了。人們開始給各級領導提意見。
蕭光琰已經有了思想改造運動的教訓，言行越來越謹慎。但是當他讀了毛澤東的文章，還是覺得大大地給自己增長了底氣，把這篇文章拿去給支部書記看，要證明一下過去人們對他的態度是不對的，沒按毛澤東說的辦，沒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忽然間形勢大變，《人民日報》發表《工人階級說話了》。我們研究所相鄰的大連工學院（如今的大連理工大學）和大連海運學院等高等院校，頻頻向市委報捷，今天抓出幾個右派，明天抓出幾個右派，唯獨我們所無聲無息。我覺得研究人員提幾條意見，根本不是什麼惡意攻擊，更沒有要推翻共產黨，怎麼會是右派呢？周圍的好心人不斷警告我要趕緊跟上形勢，我自己也能清楚地嗅到火藥味。逼人的形勢讓我感到再不開始抓右派，自己就要成右派了。無奈之中，我召集黨委會，討論抓右派的問題。那時我到所里剛剛幾個月，什麼情況都不了解，經過幾次黨委會討論，就決定了右派名單，有研究員彭紹逸等，我知道他們是被冤枉的，這是我一生做過的最大的違心事。以後在形勢允許時，我盡自己所能儘快幫他們摘掉右派帽子，誠懇地向他們道歉。
右派的名單中沒有蕭光琰，他暗自慶幸自己沒亂說話。當時抓右派是殺雞給猴看，以一儆百。結果它也確實起到了這樣的作用。
大躍進開始了
到處都是「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的口號。當時我家院子和大連工學院化工樓的後院相通。大學生們用耐火磚在院子里蓋了個小高爐，所謂的小高爐比農村的灶台大不了多少，連把鐵化掉都不可能，更別說煉製成什麼有用的東西了。
蕭光琰來我家，看著前院的小高爐就問我：煉鐵、鍊鋼不是工廠的事嗎？要有專業知識，要有預算，要建廠，鍊鋼的溫度很高，要有特殊設備，怎麼能挖個坑就搞全民鍊鋼？還說：有一天回家，他發現院子門上的門閂沒有了，進了家門問保姆，門閂怎麼沒有了？保姆說，來了一群學生，要找鐵鍋、鐵鏟子去煉鐵，保姆說鍋還要用來做飯呢，學生們就把門閂拆走了。
更可笑的是他家阿姨買了新枕頭套，他累了一天，想放鬆一下，剛要躺下，一看枕頭套上印著醒目的大字：「鼓足幹勁，力爭上遊」。他說：這是枕頭啊，是讓人休息睡覺的，要是躺在枕頭上都要鼓足幹勁，那人也太緊張了！能不失眠嗎？我聽了也樂了，覺得往枕頭上印口號固然可笑，可蕭光琰也太認真了，你視而不見不就行了。
很快，大躍進的浪潮也波及到科學界。原來計劃三年完成的任務，現在開始用一年、三個月、甚至幾個星期來完成。於是接二連三地出「成果」，一有「成果」就敲鑼打鼓，連夜到黨委報喜。不過以我「外行」的水平，也真是判斷不出什麼屬於真正的「科研成果」，可憑常識就知道三天兩頭出成果是違反科學規律的，又不能說你們讓專家評論評論是不是成果再來報喜。多年「革命經驗」告訴我，要維護黨的政策，不能打擊群眾熱情，那樣就會犯政治錯誤。
不能直截了當地阻止，無形中就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群眾爭先恐後地報喜。有一個蘇聯專家找到我說：「白先生，我真不知道你們要把中國的科學事業引向何處去。」
蕭光琰忍不住對我說：科研工作怎麼能這麼個搞法？這簡直是兒戲嘛，什麼叫成果？合成一個化合物的中間體也是成果？科研怎麼可能三天兩頭出成果？科研工作是一個長期的探索過程，要在一個題目上長期下功夫，才有可能有真正成果。
「反右」運動以後，做事情根據政治需要，不講科學成了我們的特點。有人是真不懂科學，有人懂，卻不敢講反面意見。每場運動，都有一些知識分子緊跟形勢，推波助瀾。好多著名科學家出來論證，為什麼畝產可以萬斤，為什麼要消滅麻雀，為什麼在毛筆帽上刻個洞，接上自來水，就發出能洗碗的自製超聲波。組織上要掌握每個人說過什麼，想過什麼，行為如何，是否忠於共產黨。每個人的政治待遇，工作中的升遷，都賴於這種評價，於是千人一腔，萬人一面，趨炎附勢成為潮流。
在中國生長的人，順應潮流比較容易，可對蕭光琰來講真是很困難！他常常找我講他的不理解。不過蕭光琰還是在努力跟上形勢。他帶著石油所的年輕人，到大連石油七廠，找到當時的總工程師張遷芳，了解工廠對科研工作的需求，想找到既有理論意義又有使用價值的題目。
與眾不同
在那樣一個大講艱苦樸素的年代，蕭光琰總是衣冠整潔，頭髮吹得一絲不亂，戴著金絲眼鏡，英氣煥發。這使他與眾不同。他把美國的工作習慣也搬到中國，工作時要高效嚴謹，但不認為每天八小時都要高度緊張，必須勞逸結合。他的休息不是悄悄抽只煙，躲到哪裡待一會兒，暗自偷點兒懶，而是認真地訂出咖啡休息時間，飲茶休息時間。他覺得這是為了養精蓄銳，或在輕鬆的環境里進行業務交流。可當時的中國，蕭光琰的這些做法被認為是典型的「資產階級」作風，讓很多人看不慣。
蕭光琰那時生活水準遠遠高於一般人。他夫婦倆待人真誠熱情，家裡招待客人，常常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橙汁、巧克力。當時對大多數人來講能吃上水果已經是很奢侈了，蕭光琰不僅經常吃水果，而且保留了一些他自己的習慣，有時還用酒精擦水果的皮進行消毒。這些事一經傳開，群眾中再加以渲染、誇張，就成了典型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那時所里偏重應用科學。蕭光琰覺得有些題目水平不高，便說有些題目根本就不是搞科研，是測試工作。他對別人工作這種過於直率的評價，也讓一些科技人員感到不舒服。蕭光琰說話有時充滿書生氣，有時非常幽默。在那個火藥味很濃，大家都認真背口號的年代里，他常常被人誤解。
他家阿姨老是蒸不好饅頭，他就當成個科學問題來分析：有兩個因素決定饅頭是否能發好，一是溫度，二是壓力。都是用開水蒸饅頭，可能溫度沒問題，那問題就出在壓力上。於是他的解決辦法是：在籠屜里放一個壓力表，控制好壓力，饅頭肯定能蒸好。這其實是一個書生的玩笑，他從來也沒讓阿姨真在蒸籠里放壓力表。但他說的這些話變成很多人的笑料。
那時都是半夜做豆腐，為了新鮮，一大清早賣豆腐的就開始敲梆子叫賣。蕭光琰習慣晚上看書，常常睡得很晚，又經常失眠。每天一大早老是被敲梆子聲吵醒，很懊惱，就開玩笑說，我真想把所有的豆腐都買下來，這樣就不用再敲梆子了。他是用這種方法表示對大清早叫賣的不滿，他絕對不可能真去買豆腐，可話一傳出來，又成了批判他的把柄。
蕭光琰喜歡跳舞。他大概覺得我這個年輕的「老幹部」太土了，就不僅教我打網球，還希望我在其他方面也有所提高。他說：你應該好好學跳舞，跳舞時既可以聽到優美的音樂，又可以活動身體。我那時很活躍，他一提到學跳舞，我也感興趣。那時到周末，大連市的一些黨政領導幹部、民主人士都會集中在中蘇友誼賓館，那裡可以看電影，可以打乒乓球，跳舞，小小的禮堂里還有文藝節目。
蕭光琰和他的夫人是一對絕妙的舞伴，每次到了舞廳，當他們夫婦一下場跳，很多人就會停下來看。那時候不管幹部當中，還是歸國知識分子中都有一些很會跳舞的，但是像蕭光琰夫婦跳得這麼好的卻很少。據說當時高層的幹部中，跳舞已經很風行，但在中層幹部中還剛剛開始。好多人都在追求著新的生活方式。蕭光琰看到我躍躍欲試的樣子，就說：你可以和我夫人學跳舞，沒關係，她可以教你，只有女的才能教男的跳舞。因為男女的步伐不同。
蕭光琰還說：你見面時或者告別時可以吻她，或者擁抱她。現在見多了，知道那不過是西方的禮節，可當時我認為很不可思議，從心裏知道他和我們有著完全不同的文化。
他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不過是增加了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話內容，而他急切地把美國規範的實驗室管理方法引入自己的實驗室，則直接影響到他和周圍一些科技人員的關係。他對下面的科技人員要求十分嚴格。
他曾說：有人做反應，連溫度都不記錄，這種試驗將來不要說別人，就是自己都重複不了。如果不能把實驗記錄寫好，就根本不要浪費這時間和試劑！失敗了，找不出原因，成功了，重複不了，這不是完全在作無用功嗎？
他要求任何試驗必須有可重複性，有明確的誤差範圍。有個人處理試驗結果時，在不同的坐標系裡把一個數據的位置畫錯了，蕭光琰馬上發現，並立即指出，不講情面。他說科研工作一定要嚴謹，有時很小的錯誤就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
他和我說，有些人做實驗像炒菜一樣，大概地加點酸加點鹼，沒有嚴格的定量概念。他在實驗室建立了很多「清規戒律」，常常在給每個人挑毛病。這個瓶子要用蒸餾水沖洗，那個反應加試劑后要充分攪拌。結果組裡有的人看到他，有些緊張，因為他幾乎是永遠能發現操作不嚴格的問題。中國人講情面，他的做法讓很多人不適應。
蕭光琰打算回中國時，曾在美國收集了很多他認為有用的工具書。他一直認為一個好的科技人員就是會利用圖書館的人。他經常去所里的圖書館，發現圖書館里的書雖然不少，但多已過時，而他帶回來的書相對講更新更有價值，所以他決定把這些書交給圖書館，也可以讓更多的人享用到這些前沿知識。圖書館的人很高興，就說你把書拿來吧，我們會折價給你一些錢。這完全是客氣話，人家並沒有認為接受圖書還要給錢，當時有「中國特色」的表現應該是毅然決然地拒絕收錢，並表示貢獻給國家是最大的快樂。可他徑直說：你們看著辦吧，象徵性地給點就行。美國書非常貴，他當之無愧地接受了他認為是象徵性的回報。
因為蕭光琰捐獻的書和資料很多，結果用他捐的書又建立了一個小小的圖書館。人們可以更經常、更容易地去翻閱那些圖書資料，看到那麼多人去翻閱他帶來的書，蕭光琰由衷地感到欣慰。他根本不知道別人對此事另有看法。
1958年，蕭光琰所在的「催化過程研究室」要遷到蘭州，那裡的條件當然遠不如大連。蕭光琰根本不認為要「哪裡艱苦哪安家」，而是「哪裡科研條件好，哪裡能搞我的催化劑，哪安家」，他要求留在大連。所里研究以後同意蕭光琰留在大連。別人認為這是對他的照顧，他認為這是理所應當的。
有些科學家比較容易被公眾接受，被社會認同。也有好多科學家有些特定的素質和癖好，他們對化學結構的識別迅速、敏銳，但對人事關係卻遲鈍、木訥。蕭光琰屬於後者。他拒絕所有的空話和大話，也不想和不喜歡的人一起假笑。搞政治越中庸越好，越能符合大多數人的想法越好，可搞科學是越能標新立異，越能超逾常人的想法越可能有突破。很多有成就的科學家都是科學怪人。
當時著名數學家陳景潤也在我們大化所。有人回憶：「與陳景潤同住在一個房間的轉業幹部，有一次大大咧咧拿他的一盒香煙抽。這件事把陳景潤嚇壞了，第二天他馬上向團總支書記劉宗海彙報，並指出怎麼可以不經本人同意，隨便拿別人的香煙抽呢？這是一種不道德和偷竊行為，請求組織上對此事嚴肅處理。」可以想象，陳景潤是不善於和人打交道的。問題是一個社會不能只讓中規中矩的人發揮作用，社會和大眾越寬容，越有包容性，越能造就更多的有特長的優秀人才，包括科學家。
再受傷害
「反右」鬥爭、「大躍進」之後，新的一輪政治運動又開始了。叫「拔白旗，插紅旗」。
「反右」鬥爭中蕭光琰沒被打成右派，這次運動中他成了靶子，因為他從沒被信任過的回國動機，因為他嚴肅的工作態度，因為他無法改變的「資產階級」生活習慣。他這些「有懈可擊」的特點給每一個「熱愛黨」的人一個表現自己的機會。
大字報鋪天蓋地：批判他學閥作風，在研究工作中不能平等待人，主奴關係，要求苛刻，經常訓斥助理人員；批判他養尊處優的生活方式，愛跳舞，喜歡音樂，醉心於貴族運動——網球。有的大字報寫：你拿著高額工資，幾年來沒有任何成果，你執行的是掛羊頭賣狗肉、唯有理論高的白旗路線。他接受捐書的錢是資產階級思想的集中體現，很多人認為他是小氣鬼，說這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的貪婪，甚至說他是「奸商」。
蕭光琰氣壞了，他找到我說：我哪裡知道中國的規矩，不是等價，更不是盈利，而是象徵性的收點錢，怎麼就成了奸商？在美國好朋友之間，甚至父子一同去吃飯，都經常自己付自己的款……中國人賣破爛不是也收錢嗎？怎麼我給圖書館真正有價值的書都不可以收錢？你想我在美國買了書，運到中國，送到圖書館，而且都是工作急需的，這完全是象徵性的收錢，比我真正應該得的少多了。再說，當時我也沒說要錢，我怎麼知道他們一方面要給我錢，一方面希望我說不要錢呢？他們覺得我不該拿錢就不要問我。要給我錢，我同意了，怎麼就是「資產階級」思想？于情于理都不通啊。
我很理解蕭光琰的心情，只能勸慰他想開些。我已經忘了和他具體的講些什麼，現在想來一定是些十分蒼白無力的話。因為群眾也沒什麼不對的，按當時黨的教育，從來沒有讓不同思想行為的人互相寬容。
蕭光琰迎來了新的一年。新年晚會上有一個節目是活報劇，使用侮辱性語言和動作，把蕭光琰搞成小丑模樣，把他說過的一些話，做過的一些事兒誇大並加以嘲笑。這種嘲弄和侮辱是任何人都難以承受的。他忍無可忍地說：我這樣的人，如果人格被傷了，改造就慢了。可人們認為對「資產階級」的侮辱和嘲笑是「革命」行動。
（待續）
原標題：我與蕭光琰的苦澀友誼
文章來源：《炎黃春秋》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