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12日訊】1947年，一個叫鄭定邦的建築師奉命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把一張中國地圖貼在台北街道圖上，中軸線對準中山南北路，然後把中國地圖的地名，一條一條畫在台北街道上。所以熟悉中國地圖的人很難在台北迷路，因為一抬頭就是「溫州路」、「西藏路」、「武昌路」。
這樣的佈局，在當時，多少寄託了反攻大陸的夢想吧。
65年後，「反攻大陸」的說法仍時常被提起，卻往往是被大陸人提起，半開玩笑地期待著台灣早日統一大陸。
台灣，成了浮游在中國大陸上的一張地圖，成了想像中的祖國。
到台北桃園機場是下午，濕熱得很。
在大巴上，中年導遊介紹台灣現在有兩千三百萬人，其中大約兩百萬人如今在大陸做生意。我忽然想到，1949年，徙台灣的大陸人，似乎恰好也是兩百萬。當年投奔台灣的人，滿心前途未卜，可恐怕怎麼也想不到如今會以這樣的方式回來。
導遊又說：「大家往窗外看哦，這就是台北。那很多人會說嘞，本來以為台北會很繁榮，一看嘞，誒？！怎麼這麼會破~~」
車窗外的台北，的確是舊舊破破的樣子。建築不高，灰灰矮矮，街上一批批騎摩托車的人穿行，感覺有點像80年代的中國大陸，或者是內陸的一個被遺忘的二三線小城市。
導遊隨即自問自答，說台北之所以這麼破，是因為台灣人對房屋擁有所有權，政府不能因為城市建設的原因拆除或者徵用；不像大陸，看起來很新，因為房子都是國家的，而不是自己的。
大概是因為帶慣了大陸來的遊客，所以導遊在介紹台灣的時候，總是會和大陸做對比，比如言論自由，比如民眾對待領導人態度的不同。
我在大巴車的後排，看著導遊手舞足蹈講一些對我們來說或許已經有點老舊的政治段子，惟妙惟肖地模仿著毛澤東、鄧小平等領導人，忽然覺得他的言行在兩岸關係中有種象徵意義：台灣對大陸，有自傲、有怨恨、有同情、也有取悅。十分微妙。
台北是很容易讓人喜歡上的城市，剛到其他大城市的時候，迎面而來的往往是設計和規劃過的「城市印象」，而在台北，面對的則是一種複雜和旺盛的生命活力。規劃是生活的延伸，該有樹的時候便出現了樹，在要有路時就有了路，所有的路都沿著房屋彎彎曲曲。人類生活是血液，城市建設則是血管，它是保護和包裹，而不是一拍腦門的設計和切割。
台北應該是簡‧雅各布斯最愛的那種城市，它是自然生長的結果，這種生長是連貫、有感情且不可預測的，有自己的邏輯，規劃在它面前顯得如此蒼白。
路上咖啡館很多，大概是因為台北不是一個容易行走的城市。因為天氣的關係，濕熱多雨，間或夾雜著暴曬，走起路來又曬又悶又出汗，一會兒就累了，趕急趕慌地要找個清涼乾淨的地方坐下。
寫作環境大概決定了台灣的文化吧——小清新的音樂與文學，不大像歐美文學能明顯看出在城市中的穿行感，而更像是一邊喝飲料，一邊看著玻璃窗外寫下的。舒服熨帖之極，可視野總有侷限，望不出天之涯地之角。
在這裡，經常會有「原來是這樣！」和「這樣才對嘛！」的醍醐灌頂感。尤其是食物。「原來這才是銅鑼燒！」「原來這才是章魚小丸子！」自己原來吃過的同名食物，只是長得很逼真而已。在夜市吃了一路，時常會露出美食外景主持人那樣的、一口咬下去彷彿撞鬼的驚訝誇張的表情。
我發現夜市人極多極熱鬧，每個人手上都拿著食物，但是路上非常乾淨，連丟棄的竹籤都很少。
不只是夜市，整個台北市都很少見到垃圾箱，可是街道上卻很乾淨，除了落葉，沒什麼垃圾。要扔垃圾的話，得到捷運站，或者到7-11便利店，拜託店員扔。
忍不住想到內地街道，垃圾桶很多，可街道仍然很髒，尤其是垃圾桶附近，常常見到一片狼藉，印證了「破窗理論」。
這種反差，若抒情地敘述下來，再加個「見微知著」的題目，例如《文明的細節》之類，彷彿能構成一篇很好的《讀者》卷首語的豆腐塊文章，旨在痛心疾首批評民眾素質太低。
指責國民劣根性以及素質低下是魯迅以來知識分子的職業許可證。它既說出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心聲，又巧妙規避了政治上的風險，同時也有個優美的憤怒姿態。而把台灣人和素質和大陸人素質對比，則是一個更討巧的方式。
稱讚台灣人素質高可做多重延伸，「右派」可以聲稱是民主制度使台灣人素質高，溫和的民國愛好者們則說由於中華文化，使台灣人素質高。
最近幾年，大陸對台灣的溢美熱情得令人尷尬，連台灣人自己都忍不住問：「我們真有這麼好麼？」
晚上，在露天飯館的二層，我和兩個綠營的台灣人聊到這個話題。作為看慣了島內惡鬥的他們來說，都很不喜歡現在大陸對台灣的過度意淫——尤其是最近兩篇文章，一篇是韓寒的《太平洋的風》，另一篇是一個來台灣工讀的年輕人所寫的《台灣，就是我們中國本來該有的樣子！》。
他們說台灣人雖然看起來很和善親切，但是政治傾向的分化很大，一聊到黨派的問題，可能一瞬間怒目相向，暗湧激烈程度如西班牙內戰前夕。今天是太平洋的暖風，明天可能就是血流成河。
我忍不住想，大陸人對台灣的愛之深，有多少是源於對自己的恨之切？
台灣，經歷過辛亥革命，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它是一個「什麼也沒有發生」的平行宇宙，是一個本該有的中國，一個最好的中國，一個順理成章的中國。對台灣的嚮往，也是痛恨加諸自己政治遭遇的反彈。台灣人抱怨，我們便覺得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飢。
可對台灣人來說，前有原住民的族群認同，後有日本殖民統治，才構成如今的特殊文化與「台灣模式」，並不能簡單理解為中華民國的延續。
最近在大陸熱映的《賽德克。巴萊》，媒體宣傳為愛國抗日影片。其實，原住民的抗日，源於自身是土地的主人，保護自己的部落，而並不是遺民保衛大清帝國的土地，更不是中華民族抗日史的一部分。賽德克以及其他原住民部落，抗清也抗中，對抗一切針對本民族的殖民強權。看到影片在大陸宣傳為「向英勇抗日的台灣人民致敬」，覺得有些滑稽。他們的民族，卻成了我們的主義。
話說遠了，還說台灣。
在吃完晚飯到咖啡館的十幾分鐘步行裡，我的錢包丟了，不知道是掉在了路上還是被扒。打電話報警，兩位年輕的警察很快就過來。吃飯的餐廳已經打烊，警察打電話協調看監控錄像，說：「那麻煩開下門啦，他們是外國來的……」
我一下子意識到，自己的「外國人」身份對他們構成了壓力，一種要「弘揚國體」的壓力。在餐廳，我第一次在警察陪同下看監控錄像。一瞬間的興奮竟然蓋過了丟東西的沮喪。最後警察留下我的電話，說找到了錢包會通知我。
當然，我知道找到錢包的機會很渺茫。在回酒店的路上，司機知道我錢包丟了，說：「你千萬不要對台灣留下不好的印象。」
我說：「當然。應該是我自己掉在路上。退一萬步，哪個城市沒有小偷呢？」
台灣人的確很好，溫良恭儉讓，親切友善溫和有禮。其中有多少是源於大陸人對台灣所投射的期望呢？而他們，正如台灣錢永祥教授所說，「台灣人正在努力做到大陸人所投射的期望。」「換言之，大陸人乃是台灣人的『有意義的他者』」。
1945年，日本戰敗，國民政府統治台灣。
當時，島內人民莫不歡欣鼓舞，覺得終於迎來了「祖國」。因為，在抵抗日本人的壓迫時，日本人一句通用的恐嚇是：「你們若不願意做日本國民，返回支那好了。」因此，日本人的壓迫越大，台人就越是嚮往祖國。
然而，如「歡迎國府籌備會」總幹事葉榮種所說：「祖國只是觀念的產物而沒有經驗的實感。」當國民政府真正統治，島民卻發現問題多多，在某些層面上還不如日本殖民統治。當時興奮迎接國民政府的熱血青年，在幾個月後，就成了反抗國民政府統治的革命領袖。
國民政府，只是「觀念上的祖國」。同樣的，對大陸人來說，台灣大概也是一個「想像中的祖國」。就我看到的台灣，有原住民文化，有日本文化，而絕不僅僅是未死的民國，更不是未死的中華民族。
如現在還有相當部分的台灣人懷念日本統治一樣，大陸人對台灣的「某種鄉愁」，也是一意孤行、一廂情願。
下午，我去了「二。二八」國家紀念公園。
如今，這裡已經成了著名的同性戀聚集地。我瞭解「二。二八事件」，還是在《悲情城市》中。1947年，由台北一件私煙查緝血案而引爆衝突，市民請願、示威、罷工。後來遭遇戒嚴、鎮壓、屠殺，大量意見領袖和市民或傷亡，或失蹤，或流亡。
各方統計的死亡人數從800多人到3萬多人不等。
二二八事件，一直是台灣政治「敏感詞」。直到七十年代民主化運動之後，才解禁和平反。我在公園外的石碑上讀到解禁後立下的石碑碑文，結尾是：
「勒石鐫文，旨在告慰亡者之天靈，平撫受難者及其家屬悲憤之情，並警示國人，引為殷鑑。自今而後，無分你我，凝為一體，互助以愛，相待以誠，化仇恨於無形，肇和平於永遠。天祐寶島，萬古長青。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謹立。」
立下石碑的時候，距離二二八事件已經將近五十年。真相和正義遲來了一些，可仍然是正義。在這個六月初的下午，我在台灣，第一次感覺和中國大陸距離如此之近。
ps：離台之前，接到警局的電話，說我丟的錢包找到了。身份證、銀行卡和現金都在。台灣的警察叔叔還給我畫了一張美食的地圖，暴雨中幫我攔車……聽起來有點像某個橋段，不過我是真的丟錢包，也是真的找回來了。（淚）
文章來源：《新世紀》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