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25日訊】今年我寫的《力挺溫家寶，左派要殺人》，登在今年香港《開放》第四期，公開發表還不到十天。所以文革當中林彪出逃，跟這次王立軍到美領館，我覺得會產生巨大的社會效應和政治反應。還不知道會有什麼變化，我相信這個變化會是好事。去年我寫了一個《可喜的2011年》，主要講三點，第一點黨內矛盾公開化，這是推動社會進步、推動黨內民主的一個必要條件。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毛澤東的語錄都提倡黨內一定要團結。不團結是沒有黨性的表現，是想分裂黨的表現，不能使黨內矛盾公開化。歷次黨代表大會，哪怕吵得再厲害，拍桌子罵娘，會議公告也一定這麼說，這是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無一例外。去年不一樣了，去年溫家寶跟吳邦國明顯不一樣，溫家寶和李長春就完全不一樣。一個大國總理在外面的發言，在外面的報告竟然敢刪，竟然敢屏蔽。溫/家/寶這麼說，吳邦國那麼說，其實這是矛盾的，公開化，還不是半公開化，我說這是好事，可喜之事。
第二個「烏坎事件」，也是我把他捧得很快。這是非法組織啊，共產黨最忌諱有組織行為。你怎麼在一個村子裡面，在一群政權組織當中沒有共產黨。汪洋和廣東方面居然承認合法，這對中國的影響非常大。
第三個就是獨立候選人，我看得也很重。獨立候選人什麼意思？就是我要掌權，這怎麼可能呢。而且去年的獨立候選人是超過歷屆，歷屆的人代會都有搞獨立候選人，但人數並不多。去年有多少？一千多，這還是很保守的，遍佈於全國。所以講百姓、知識分子，包括幹部，這種意識比往年都加強了。我說這個三點可以改變中國面貌。而且我預測今年還有好戲可看，沒想到二月份就開始了。我是搞戲的，最注重戲劇性，萬萬沒有想到我們的政治戲劇如此之強，你不知道高潮在哪裡，不知道陡轉是在什麼地方，你也不知道尾潮在哪兒。但是這樣說並不是好事，因為我們的新聞不公開，而且還是在黑箱裡面進行作業，民主還沒到應該到的那個程度。但是我認為已經了不起了。
本人是共產黨員，中國很少有我這樣的共產黨員，為什麼？因為胡耀邦親自批准的，御批黨員。1985年佐臨先生要退休了，他很看重我人老實，另外又很用功，我真的是很用功，無一日不看書。說，沙這人很好，就要提拔我做院長。而做院長不是黨員不行啊，這麼大的權怎麼可以落在非黨員手裡，不可能。就勸導我入黨，可就是通不過。為什麼通不過，因為我在改革初期寫了《假如我是真的》，認為我給黨臉上摸黑，這是一條罪狀，第二條你這個戲既然台灣演了，敵人擁護的我們要反對。因為那時候兩岸關係還不像現在，你看你這個戲是反動吧，台灣都拍成電影了，是譚詠麟主演。譚詠麟對這個戲，和我們中國共產黨對這個戲完全兩種態度。
譚詠麟大歌星，第一次到上海，一下飛機，就碰見個記者，說，我要見沙葉新。正好那個記者說，沙葉新，我知道。就安排在錦江飯店，一定要請我吃飯。他說，我非常感謝你，是你給我帶來好運。譚詠麟在演《假如我是真的》之前並不出名，演了《假如我是真的》之後，連連得獎。他們很迷信，說是我給他帶來的，我對這個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他這個人真是有情有義。他現在那麼紅，還記得這個事，我就感到自己很慚愧。在這之前我跟譚詠麟的關係很奇怪的。香港的肥肥，胖胖的後來死掉的那個，她是上海人，市三女中的，她希望我能見見譚詠麟。我當時想我是作家，知識分子，清高，一個唱歌的，好像沒有共同語言，就沒見。我到新加坡，他剛走，我到澳大利亞，他又來了，好想冥冥之中非要我們見面不可，結果在上海見了面。我萬萬沒有想到譚詠麟影響那麼大，我兒子聽說了，爸爸，誰請你吃飯？我說，譚詠麟。你再說一遍。我說，譚詠麟啊。這等於鄧小平請你吃飯啊。他就這麼崇拜啊，譚詠麟穿什麼衣服，鞋子有多大號碼等等非常清楚，我才知道好的歌星在歌迷心中的影響，你是想像不到的。譚詠麟住在錦江飯店時，歌迷從天津、北京跑到錦江飯店來，徹夜地唱譚詠麟的歌，實在是擾民，沒有辦法了，譚詠麟親自下來，租了20輛公共汽車，跟大家見面，給大家簽名，然後把這些歌迷送回去，影響這麼大。
再說回來，佐臨先生很快就要退休了，得趕快有人填這個位置。他當時在廣州的從化休養，就寫了一封信給我。我拿著這封信像面對一團火一樣，佐臨先生留學英國，一看就是那種紳士風度，但他絕不是假情假意的人。他叫我小沙，說小沙你應該考慮入黨問題了。假如我投機，我第二天會寫入黨申請書，佐臨肯定就保駕我。我想這是慎重的事，想了兩個多月想通了，我要寫入黨申請書。為什麼？理由很簡單，在上我能跟鄧小平、胡耀邦在一個隊伍裡，我感到光榮。在下我跟佐臨、呂復，跟當時參加抗日戰爭演劇隊的那些黨員和地下黨員在一個組織裡，我感到光榮。所以我很慎重地寫了一封入黨申請書。支部不用說，一致通過。文化局有通過，就市裡通不過。於是，部分老黨員就寫了一封信，反映我這麼多年自到人藝以來的種種表現以及總支都批准了，按照黨章總支批准就可以，等於掛了號，就把這原因列了。沒想到耀邦同志的一個秘書，好像叫大老李，在統戰部的知識分子處調查情況。我們劇院這些黨員的信呢，都在知識分子處，正好有封信是給胡耀邦的，反映沙葉新的問題。大老李當然不知道沙葉新是誰了，但是他很慎重，到了北京之後，好像交給胡德平了，這樣就轉到耀邦同志的手裡。這也讓我很感動，這一生我雖然有很多坎坷，總能遇到這麼多的好人。耀邦看了之後，有個總批，該同志夠入黨條件就應該讓他入黨，傾向性就很明顯了。這裡還有一個關鍵的理由，就是我反不反對黨中央、反不反對胡耀邦。這又是怎麼個事呢？
《假如我是真的》，在北京中央戲劇學院演出之後，上海人藝是主動演的，全國各地都在演這個戲，可以說轟動一時，幾乎很少有城市不演《假如我是真的》。觀點分裂，幹部都坐在前台，紋絲不動，後面群眾拚命鼓掌，是每個劇場演《假如我是真的》特殊的一種景象。幹部的心裡也很複雜，他不敢表態，他沒看過這種戲，怎麼可以批評幹部呢。因此，1980年，還是1979年，對不起我數字是低能，在北京其實主要是因為《假如我是真的》開了一次全國劇本討論會，這是六十年以來，或者是共產黨掌權以來惟一的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為了一個劇本驚動了鄧小平，也讓耀邦同志親自主持這個事。討論的結果，耀邦同志在京西賓館開會的一個地方，對我極為愛護，耀邦同志是搞宣傳的，說話容易誇張，首先是鼓勵，沙葉新是有才華的，是當代的曹禺，當代的莎士比亞，當代的什麼。這是他的原話。當然我不會聽進去了，我知道這是搞宣傳。我說當代這個不行，我差遠了，我真的不是謙虛。最後他希望這個戲能夠改一改再上演，我不服，堅決不讓改。我至今還是這個脾氣，因為我寫初稿的時候是用盡全力，一絲不苟。
我說黃佐臨這樣的大導演都不改我的劇本，還對別的導演說，你們不要改沙葉新的劇本，他對每個戲都是一往情深、一絲不苟的。《假如我是真的》，你叫誰改？叫宣傳部改？然後組織一些班子來攙沙子，我說我本身就是沙子，我姓沙，我不要你們攙，我就不改。不改就不改吧，我還寫了文章。這個文章的題目很糟糕，叫《扯「淡」》，這是犯了大忌了，這個淡我打了一個引號，就是鹹淡的淡，濃淡的淡。我說，你這個會一開啊，八十年代的那個戲劇的大好形勢，這盛況啊，就要逐漸變淡了，那叫「扯淡」。
我說你們要禁演《假如我是真的》，以後類似這樣的劇本，批判社會黑暗的，批判官僚主義的就再也不出現了。這我說對了吧，好多年都沒有嘛，戲劇界得轉向新的表現形式，轉向小劇場。但是這種戲沒有，那叫扯淡。他們就上綱上線，你說胡耀邦扯淡，你說黨中央扯淡，你是攻擊胡耀邦。我不夠入黨條件的最重要之一就是這個。耀邦同志在部分黨員信的旁邊，批覆說不要把他和這件事聯繫起來。話說到這份上是不容易的，他等於給我定性了。有人說沙葉新很狂妄，你看耀邦同志在大會上那麼誇獎他，當代魯迅，當代那個。他怎麼還敢寫《扯淡》的文章，辜負耀邦同志的信任，違背耀邦同志的指示。我說，你們不要忘了耀邦同志前面還有段話呢。耀邦同志在這個報告上講，我這不是指示，指示是要執行的，我這是意見，意見可以討論的，歡迎大家有不同意見。我說我遵守了耀邦同志的指示，我有不同意見嘛，所以我發表我的文章嘛。耀邦同志的批示發到上海市委，第二天，還是第三天，我就是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了。不但如此，新華社發全國通稿。題目很光輝，聽起來也嚇人，黨的作家、黨的人沙葉新。你看以前不是黨員，好不容易入黨，才沒幾天就是黨的作家，黨的人。
所以要搞喜劇就該在中國搞，政治喜劇太多了，這就非常荒誕。當時的選舉還是比較民主的，背靠背開黨員會議跟群眾會議，我的得票真的是很高，所以很快就入選了。現在我愧對於黨，為什麼呢？我二十多年不參加黨組織生活，總支也知道我，特地寫信，說你身體要是不好，可以請假啊。但是有一點，我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黨費我照交。黨費不交，你給別人，給總支帶來麻煩了，對吧。所以我一交不是一個月、兩個月，一交交一年、兩年。我還附了一封調皮的信，假如不到兩年就開除黨籍了，你得把黨費退給我。這是我的入黨。
溫總理大概看了我兩篇文章。網上有一個《評溫文集》，大概有十幾篇文章，我的兩篇文章一篇叫《我在香港學習溫家寶同志講話》，他在前面加了一個按語，說非常幽默。我自己也非常滿意這篇文章。
第二篇就是我在《開放》發的，十天之前的那篇《力挺溫家寶，左/派要殺人》。這不都讓我講對了嘛。他不是殺人了嘛，以後還要殺。中央民族大學有一個叫張宏良的，氣勢囂張，殺氣騰騰啊，準備犧牲50萬哪。我為什麼說左派要殺人，六十年來殺人的都是左派，你說哪次是右派殺的？其他政治運動且不說了，政治運動還有個藉口。文革不是左派嘛，那些殺老師的，殺鄰居的，殺同學的，哪個不是左派當中的極左派。「六三」、「六/四」鄧小平不也是殺人了嘛，重慶這麼個大左派，他不是殺人了嘛，他還要殺人。昨天宣佈了谷開來和一個人命案件有關係，不只一個嘛。
那天第一頓飯，這些老同志他們也認為自己是兩頭真，年輕的時候滿懷熱情，真誠地參加抗日，追求進步，痛恨國民黨的腐敗，追隨共產黨。沒想到這麼大一段時間，中年、壯年受騙，到晚年他們卻又回來。就講到谷開來，這個應該還沒有被證實，儘管谷開來現在受審，但是對她也應該按照法律程序，一定像溫家寶同志講的要實事求是。不過作為一個新聞說，谷開來的孩子發燒，坐車要趕到醫院，結果在北京路上塞車了，根本不管紅燈。是開槍打死的人嘛，打死對方來搭車子的司機。這是那個老同志講的，就講谷開來，不把人命當人命，在他們的心目中，人連螞蟻都不如，真的是這樣，更別說尊重人了。
順便說一句，我就不相信，一個能把自己的父親踹得肋骨都斷了，父親坐了十年牢，母親在監牢裡自殺的人，他那麼熱愛毛主席？怎麼可能，違背常識嘛。所以說，只有恢覆文革，只有極權，只有個人迷信，他才能真正掌握權力，他的目的就是這個，他的權益就是這個。對於溫家寶我就不說了，就看別的。
劇作家哈維爾先生對你有什麼影響？我很榮幸跟哈維爾同行，他也是劇作家，他也寫小說。我也在寫小說，我的小說不成功，寫了三稿。也看過崔衛平贈送給我的《哈維爾文集》，我不認識崔衛平，崔衛平說，這本書一定要送給沙老師。我不具體談哈維爾，我只說他一句話，活在真實中。太有針對性了，這個太針對中國國情了，我們多少人活在虛偽中，你想想真的可怕。我可以說一句，中國人從來沒有這麼虛偽過。所以這句話我一直警醒自己，一定要活得真實，哪怕我說錯了，那也是真實地錯，而不是虛假地錯。在車上我聽音樂，我聽音樂會哭的，看戲也會留眼淚的，愛看畫，愛自然。但是我最鍾愛的還是戲劇，前年我到歐洲去，我到貝多芬的故居，看著他的原稿，就感覺他的原稿中有他的氣息，有他停留下的目光。這當然我是文人，會誇張，會描寫，當時的心情是這樣的。到歌德的故居，我就想一個人假設沒有這麼亂七八糟的事，沒有爭權奪利，沒有政治上的你死我活，我們的日常生活能在這樣的藝術氛圍中有多好。當然我是理想主義者，要達到那個境界，還要我們做些犧牲，我們精力上的犧牲，興趣上的丟棄，我們儘量去做這個。
我不是個政治家，也不是時評家，假如我能回到我的舞台，我看到舞台會眼睛發亮，本來今天晚上我想到北京人藝去看戲的，《推銷員之死》。從這點來說我也是吃飽撐的，你幹嘛寫那些雜文，幹嘛寫那麼多的時評，幹嘛寫那麼多的微博。蘇聯有個作家寫了一本書，一天24小時，他把一天24小時設計得很好，我讀什麼書，要做什麼事，我的工作程序怎麼樣，我也是這樣。早晨我要燒早飯，什麼時候拿雞蛋，什麼時候拿勺，什麼時候燒水，什麼時候打開電腦，然後再過幾分鐘趕快看天氣預報，什麼時候吃，我在家裡走路都是小跑，非常愛惜時間。可是我這麼愛惜時間的人幹嘛就做那些事？大概一個社會要真正走向進步，走向理想，真的需要一些吃飽撐著的人去走，是這樣的。
去年《新民晚報》就批評《江青和她的丈夫們》，什麼江青和她丈夫就行了，還「們」。我說毛/澤/東也和他的女人們呀，門當戶對啊，是吧，都是「們」。為什麼男人可以「們」，女人就不可以「們」呢。《新民晚報》公開批判我這個，安全部也找來勸我，不要給香港演，投鼠忌器。因為江青她不會翻案，前年演了，這個導演我非常佩服。香港這一點比較好，畢竟是一國兩制，不會送本子到新華社，不可能送本子到地下工委，也不可能送本子到中聯辦，但是他會幹涉你，他控制三個報紙啊，《文匯報》、《大公報》、《商報》，他會限制你。
可是這個導演會說話。當局問，聽說你們要拍沙葉新的《江青和她的丈夫們》呢，這個導演說，是啊，是啊。你們什麼時候有空來看看戲。當局說，好啊，來看看戲。結果一個沒來，怎麼說服他們的？《江青和她的丈夫們》在香港的演出，極大地證實了一國兩制的勝利。他這個話中聽啊，就演了，就沒有干涉，也不敢來看戲。來看戲本身就認為是個態度，中國的官員真是活得累啊，戲都不敢看，還怎麼評價，結果臨時打電話說要開會，還算禮貌。
這個戲在香港用廣東話演的，加了一點歌舞，為了適宜給香港的青年看，因為現在的香港青年不一定都瞭解江青。明年呢，美國的百老匯演英語版的，英語不是我翻譯的，現在已經開始造勢，我也去導這個戲，聯合導，他一定要把我名字放前面，一定要寫導演沙葉新，編劇沙葉新。我說這不好的，一看導演是我，編劇也是我，不好。我說，做個副導演，我名字在你後面，那是另外一回事。這個導演十天前，我來北京之前，一下飛機就到我這兒來，首先告訴我好消息，已經開始簽約了，這個戲黃不了了。
外國人做事是非常嚴謹，明年是肯定的，檔期沒定。但他們有點顧慮，怕造勢太大會影響我在這兒的安全。我說不用怕造勢，這個本子絕對不是根據中央文件來寫江青，不是寫從頭爛到尾的，她到延安去就是想扮演赫魯曉夫睡在毛澤東身邊的，不是的。她在上海市，也不能說她是三流的演員。還有人說江青是禿子，是假頭髮，那都是我們的政治語言，是中共的語言。應該來說年輕的女人一般來說都很漂亮，因為高挑嘛，山東人。我說她年輕的時候是一個貧寒的子女，到上海來追求進步，不敢說追求革命。她喜歡的這些男人，無一不是社會精英，一時之選啊。包括俞正/聲的爸爸，黃敬還做過部長呢。還有章敏，很多人，包括唐納，他是寫進步影評的，當時沒有做二奶嘛，這就應該肯定嘛。
她即使跟一些男人同屋而居，文藝界這個是小事，都很窮，住在筒子間，筒子間是一樓到二樓樓梯拐角的一個小房子，一般都是傭人住的。文藝家們窮，就把這個房子租下來。據說魏鶴齡，魏鶴齡可能在座的一般人不知道，歲數大的人知道，《祥林嫂》的男主角就是魏鶴齡，打地鋪睡就是很正常的事嘛。在上海是這樣，你至少說她是追求進步。到延安，你說她三流也好，她畢竟是個明星，吃穿不愁，至少是安定嘛，她能跑到延安去，那個山溝溝裡，不能不說她有革命的願望吧，至少不怕吃苦，不那麼脆弱吧。她去了，這都應該肯定她嘛。那我是這樣寫的，只是到文革期間權力失控，她才開始變嘛，才變得那麼醜陋嘛。所以我跟導演說，你別怕，經得起審查的。
還有一個新戲，已經寫好了，為了保護那個劇團，我就沒涉及「六四」。但是鄧麗君在「六四」的表現上流淚，大陸都沒報告這個。我為什麼寫鄧麗君，到日本，到香港，到台灣，到法國，都採訪過。我認為我掌握的材料比較全面、比較真實。也到鄧麗君的墓前拜祭她，跟鄧麗君說，鄧小姐你放心，這事交給我，我會像我所有的作品一樣一往情深，全力以赴。而且跟她說，我一定要寫六/四，不寫六/四就不是你。我也跟她的弟弟鄧長禧說，不寫六/四就不是鄧麗君，你就歪曲鄧麗君了。明年的一月份是鄧麗君的六十大壽，本來這個戲是在六十大壽的時候演，可是現在改成五月份，是她的忌日，她死在五月份。而且五月在香港也是一個演出旺季，劇場已經定好了，但是我劇本沒寫，戲曲都寫好了。鄧麗君我就光說六三、六/四，她的歌就不用說了，都知道，一直充滿了戲劇性。另外我說她這人很好，沒有什麼緋聞，很單純，很有禮貌，接受過傳統教育的一個女孩子。
幾乎在採訪過程中沒有一個人說她壞話，連傭人都說她好。給小費都比別人多，只有她最後在法國那個男朋友，說，你給太多了。她呀給十塊，她男朋友會把五塊拿走，她是這樣的人，人很好。中聯部、統戰部為了把鄧麗君統戰過來。只有她來大陸能舉行一次演唱會，那影響巨大。凡是有華人的地方都有鄧麗君的歌聲，為了統戰，她不遺餘力，已經到家，是真正到家了。可以到鄧麗君的家裡去，可以和鄧媽媽在一塊吃飯。鄧麗君是非常非常想回大陸，她是河北人，離北京不遠。她爸爸媽媽一個是山東人，一個是河北人。越到晚年越想家，故土之念嘛，人之常情，就是回不了，因為有軍職在身，那時候國民黨還有限制。她說我在大陸，一方面我是歌手，我唱遍全世界，沒到過祖國來唱，我覺得是個極大的缺陷。第二，我假設能到大陸看看，能到河北去看看，把我的父母照片帶給我的親友看，再給親友拍一些錄像帶帶回給爸爸媽媽看，也了了他們的故國之思，盡了我的一份孝心。
已經開始做組織工作了，樂隊是日本的。曲目都已經選好了，鄧麗君提出來第一場在天安門，一定要在天安門演唱。那個時候你談什麼條件都可以，你只要能來就行。來了之後的變化是另外一回事。第二，天安門廣場這一次，她在城樓上唱的，不賣票。為什麼不賣票？我要報答那些八十年代聽我的歌，用那個機子聽我的歌，唱我的歌，因此受到開除團籍、受到批評等等的歌迷們，我要謝謝他們，為我走了第一步。假如我進行商業演出的話，估計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買不起票。因為已經跟我們說好了，賣票隨便你，你要多少錢是多少錢。大家知道我們根本就不在乎錢的，能把她搞到北京來演出一下，你說那個影響有多大。那比張惠妹到大陸來的影響大多了。這個時候北京學生開始絕食，天天看電視。我跟你講，其實在台灣，在香港，他們的人民吧，群眾吧，對國內政情的關注大大超過我們，或者超過現在我們的一些人，我們麻木了，冷漠了。很多人都不知道薄熙來是誰，真是這樣。
鄧麗君當然也很關心，天天看電視。她估計不會開槍，不可能啊。台灣「二八」就是個教訓，朝鮮的「光州事件」也是個教訓，鬧得全國沸沸揚揚的，怎麼可能開槍呢，不可能啊。那時候絕食已經戒嚴。但是他們知道什麼叫戒嚴，我們對戒嚴的概念跟他們不好比的。你違反了「戒嚴令」就是要開槍的，就是很明顯的嘛。她當然不，看電視，看這些實在是同情。五月二十幾號我忘了，在「六四」之前，在香港的跑馬地舉行一次支持北京學生民主運動的演唱會，連續12小時。其中有成龍，有曾志偉，我還有一次拿曾志偉開了玩笑，志寫成了痔瘡的痔。因為我寫了一本幽默小說，壯痔凌雲，那個痔也是痔瘡的痔。我寫的一國兩痔，那個痔也是痔瘡的痔。她臨時借了一部鋼琴，練了一練，唱的那個《在山那邊》。這個歌是原來東北抗日的歌，我的家住在東北松花江上，基本旋律是那個的，歌詞改了改就唱這個。還是能反映台灣人的家國之思，我的家在山那邊，她唱了這個。其實她的心是在大陸這邊，非常關注我們這場六四運動的發展，唱完沒幾天開槍了。她怕，她躲，怕中共會下毒手，就跑到屯門，跑到西貢。
合同還沒結束，怎麼辦？她就發表聲明，中共當局不向學生道歉，不撫卹受難家屬，我就一天不回大陸。這種驚險來講，把成噸成噸的銀子往外推啊。然後她怕迫害，就跑到巴黎。與此同時，那些著名的歌星們，不到半年紛紛跑向北京，名字我就不說了。表示歉意，表示我們不瞭解情況，我們受了民運分子的挑撥怎麼樣。一個女人，一個歌唱家，我不是看不起女人，能像她這樣，她在我心目中馬上就升得很高。在巴黎，每一次六/四她都參加祭悼。在巴黎有一個牆，叫什麼牆，在那兒祭悼。前幾天都哭，我想她的內心一定是非常複雜的。那麼好的機會失去了，我可以回大陸的。我話已經說出口了，你不平反這件事我就是不回去。我覺得這樣一個女藝人，這樣一個藝術家，像她這樣的人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所以我抱著一種不敢說神聖，極為虔誠，極為尊重的心情，去寫她，這個本子冬天可以完成。好，我就講到這兒，謝謝大家聽我這麼多廢話，真是不好意思。
文章來源：《律師文摘》
（全文完，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沙葉新先生審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