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18日訊】四、懸崖勒馬猛回頭
胡溫走出山寨江湖，明說就是要讓政府籠子裡欺軟怕硬撕咬弱者、在紅旗江湖裡把中共維穩政治視為和諧社會的狼人，終止御用文人以小說影視宣揚的縱情食色的豬儒生活，在全國範圍清除毛澤東的暴亂奪權和鄧小平的分贓維權相結合的野獸思想，活得像個人：勇於維護人類的生活，以蝸居狗窩豬圈似的家庭牢房為恥，堂堂正正做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中共把中國人當獸類，害死的人數達8千萬，更有7、8億人被引領走上不正當的生活道路：輕蔑善良、敵視仁慈。中共統治大陸63年，所有運動都是欺詐煽動的智慧刑事犯罪，與儒家修禮儀的父道師道與道家煉清淨無為的師徒傳承背道而馳，將古代權臣亂政、道士興妖等邪惡招術推廣到全社會：開批鬥會打罵、折磨耕讀鄉紳、起義將士、說真話的文人等。中國人就這樣被挾持到戰天鬥地、整人害民的邪道上，所以才會容讓法輪功被迫害13年。
亞里斯多德研究政治學，說：君主制、貴族制、共和制是好政府的正道，君主制最好；僭主制、寡頭制、民主制是壞政府的邪道，僭主制最壞，民主制是壞制度中最好的。孟德斯鳩在其《論法的精神》中特別指出，在看重家庭的中國，強權傳播基督教反禮教忠孝就是邪道，勢必破壞丈夫、父親、帝王等剛強一方的仁愛柔情，以平等名義爭權奪利而害人害己。今日美國參眾兩院的中央聯邦制共和憲政，就是實踐孟德斯鳩以權力制衡權力的典範。
中共一直訴求絕對權力，為此掌權後還搞地下鬥爭，將全民當敵人對待，當特務培養，摧殘親情、友情、夫妻情等，好話說盡壞事做絕。人被變成鬥魚：相遇即鬥，直到咬死對方。
中華禮教是中國家人庶民的正道，不可人為毀壞。中國現代社會的災難就是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中的所謂新文化運動，更具體地說，始於魯迅《狂人日記》裡「禮教吃人」的吶喊。對此我在論及新文化和五四運動時已多次認證過了。概括地說，新不等於好，舊不等於壞，中共用文化宣傳方式，以科學、民主的新名詞反道德反文明，意圖改造中國人。達爾文進化論推導的猿人只是假設。中共在毛澤東時代把人變得如狼似虎。毛死了，狼成了圖騰。
中國歷史上不乏走邪道的人和組織，所以才有「邪道」一詞說人說事。但中國還有改邪歸正的說法，也不乏曾經走過邪道的人後來改走正道了。中共卻例外，走邪道一直到現在。中國人安分守己就是正道。中共卻要改造中國人的這種善良本性，為此掌權慣用邪道做法。
最能看出中共邪道的是中國大陸的碟戰電視劇。中共的碟戰片大肆宣揚跟國民黨、日本還有世界其他國家和勢力的情報戰。如果這是正常的電視，臺灣、日本、美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也該有碟戰電視劇才合情理。可是查奇藝網站，59部碟戰連續劇，除了韓國有兩部（其實是歸類錯誤），57部都是中宣部審批的，港臺美泰等其他國家和地區居然一部也沒有。
這說明各國各地都知道，特務搞情報這類事情只能做，不能張揚，這是正常的思維和做法。而中共大張旗鼓宣揚這些人類不以為榮的勾當：挑撥離間、無惡不作，並不以為恥，這就是邪道。其他特務如果是壞人，對比起來看，中共特務更是壞人中的極品。中共有部《敵營18年》的碟戰劇，聽名字就邪乎。《三國演義》最早講了特務蔣幹盜竊情報的故事，可羅貫忠絕對想不到要安排他在東吳做18年間諜。偏偏中共能想到而且敢宣揚。這就是邪道。中共早已沒信仰多年了，可還借碟戰片宣揚被西方視為洪水猛獸的共產主義。把邪道吹成正道、正道貶成邪道，很好回應了《掩護》的一句話：共產黨一日不滅，中國就一日不得安寧。
中共行事怪異，顛倒乾坤、善惡、正邪，自稱正義，卻戰天地反人類。共產黨自稱魔鬼。邪魔在《聖經》中叫撒旦，與上帝和耶穌為敵，在人世間以邪道干擾人類行正道。崇拜撒旦的人組成了撒旦教，教徒魏薩普在1776年組建光照幫，謀奪權力走的就是撒旦邪道：顛倒黑白，以黑暗充當光明，將光明說成黑暗，利用人的自私弱點激發人類以獸性的兇殘去爭鬥，光天化日之下人不像人，自毀毀人。光照幫被取締後變身活動，後來成了共產黨，走到中國。
中共統治下，很多很多人現在都沒有信仰，唯有對美色的鍾情、性生活的迷戀。由於黨文化的洗腦，中國人在大陸普遍輕蔑禮教傳統，長幼、男女爭鬥不休，淫亂、自私、惡毒、瘋狂、殺生、偷搶、離間、誹謗、嫉妒、懶惰等邪念與日俱增，沉淪墮落，不怕惡有惡報。
作為中共高層首腦，胡溫對此要負一定的領導責任。但作為個人，胡溫也不是生來就懂鬥爭哲學的，而是在黨性改造人性的大環境中偏離正道，從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一步一步誤入懸崖絕路的，儘管如此也還是能回頭的。周薄謀反是上天借此警示胡溫覺醒以猛然回頭。胡溫被迫成為挾人民做人質的「山大王」，有責任率人民「下山」，一齊回歸人間正道。
五、避免文革災禍
中共一直不正當地奪權和維權，亂政邪術無所不用，訴求絕對權力到現在，好話說盡壞事做絕，逼中國人在邪道上淪落，宣揚被西方視為洪水猛獸的共產主義。中共一條邪道奔懸崖。胡溫卻可以猛然勒馬，背離邪道自救救人，有責任學習宋江率人民走正道「下山」。
中國網3月14日訊：上午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閉幕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人民大會堂三樓金色大廳與採訪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的中外記者見面並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溫家寶說，這些年他多次談到政治體制改革，應該說已經比較全面和具體了。如果問他為什麼關注這件事情，因為他出於責任感。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共雖然作出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行了改革開放。但是「文革」的錯誤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
溫家寶這段講話，所說政治體制改革並沒有亞里斯多德、孟德斯鳩的明確清晰的定義，也就是說，還是模糊不清的，以免上綱上線的爭論。所謂「四人幫」是個模糊詞語，掩藏了「毛家幫」的本質。所謂「文革錯誤」用詞太輕，掩飾了文革浩劫的政治和刑事罪惡。所謂「封建」是根政治棍棒，並非特指中國西周時期的禮儀分封制、歐洲中世紀的領地分封制。
正因為溫家寶還只把文革視為「極左」性質的錯誤，還用本義是貴族權力世襲的「封建」一詞說周薄的事，回答中外記者問題時，就不能像美國國務卿或英國首相那樣，用數理化似的語言，明說大陸分配不公、誠信缺失、貪污腐敗等社會道德問題是中共壟斷權力導致的。因而他只能含糊其詞地告訴記者：他深知解決這些問題，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
溫家寶所說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都還是官腔，潛藏「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紅帽子。在西方現代社會，共產黨說的「社會主義」就是它的極權專制政府，說白了，就是它「領導」一切就是社會主義，不讓它領導就是資本主義或者封建主義復辟。在共產黨的話語裡，社會主義跟共產主義都是用來反文明的，反對財物有餘、智力增進時期的政治自由、個人權利、機會均等、私有制等文明事物。溫家寶說的「黨和國家」跟奧巴馬的不一樣，是特指共產黨及其「領導一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奧巴馬說的黨是泛指，民主黨執政時期共和黨不是花瓶擺設；美利堅合眾國無論哪個黨執政，總統都依國法行事不照顧某黨的利益。
正因為跟奧巴馬面對的「黨和國家」不同，所以溫家寶特別表示，他深知改革的難度，必須有人民的覺醒和支持，循序漸進地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停滯不行，退路也沒有了。瞧，溫家寶說民主政治，前面必須戴「社會主義」紅帽子，這樣他就無法用「中華民國」這個國名跟臺灣談統一，無法用「五色旗」跟藏、回、蒙等少數族談自治。「社會主義」這個用來挑撥是非的意識形態攪糞棍，才是毛澤東這具殭屍至今陰魂不散，政改遲滯的根本原因。事實上從2003年到2012年十年間，不僅溫家寶，還有胡錦濤，總體上都是因循守舊的，默許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血債延續了十年。這當然有患得患失的私利考慮，卻因此苦了民眾。
這10年，以土地財政拉動GDP越來越勉為其難，圈地引資引來的資金由海外深入內地，逐漸內蒙古草原極度沙漠化，淮河水面的油漬能燃起連綿大火，洪湖居然幹得見了底。為了保障房地產開發商的利益，中共中央默許各地政府由省而市縣、鎮鄉地廉價收買土地、高價出售房屋，拿低工資高價購買50年、70年的房屋租借權，房屋下的土地租借權到期又要被中共收回再賣，甚至可以提前收回，低價補償遭到抵制就以刁民滋事為由懲罰，由公安、法院為房產開發商強拆民房開道，將大陸人變成了腳無立錐之地的無產者，永無真正的私產。
從1992年到2012年，中共極權專制下工人和農民為主導的社會基礎，逐漸演變成為以工廠老闆、商場富豪為主導。周薄謀反政變，說白了，就是要利用胡溫10年維持迫害血債的不作為所致怨聲載道的民意，以「打黑」方式非法作亂，重複1950年代剝奪鄉紳和資本家的財產的做法；以「唱紅」方式再犯文革的劫財罪惡，用謊言粉飾。結果是：民主自由訴求者的茉莉花革命沒戲，暴烈的「文化大革命」在謀反者的控制下進行。這對胡溫很危險。
為避免文革悲劇殃及自身，胡錦濤讓中央辦公廳和黨校把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的口號與時俱進地演變成為權為民所用、所謀、所繫的「新三民主義」，以及頭戴「社會主義」紅帽子的「和諧社會」和「八榮八恥」，企望用「軟道理」軟化反抗的民心和反叛的官意。溫家寶為避險，則通過倡議模糊的「政治體制改革」表達與貪官污吏劃清界線的心意。他知道政改很難，說：人們不僅要看他說的理想和信念，更要看他通過自己的努力能夠實現什麼樣的目標。他最後對記者講，為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只要還有一口氣，他就奮鬥一天。
相比之下，溫比胡更接受資本主義，卻一樣被社會主義宣傳弄成跛腳。溫敢談政改，在中共充斥假話、空話、大話的官場著實難能可貴。中國大陸跟臺灣、香港不同，社會不僅沒有法治，人心也敗壞難治，倫常理性成了二奶，丫環似的不登大雅之堂，同性戀居然成同志了。世風日下，中共黨爭你死我活，轉向議會制度的路被堵死，失敗者林彪似的難以善終。
在毛澤東思想沒被清除、江澤民血債沒被清算的背景下，胡溫隨時面臨被「根紅苗正」的左派們政變「打倒」以祭旗、替罪的危險，主動解體中共以釜底抽薪求善報是最好的抉擇。
六、審判江澤民
綜上所述，胡溫不回頭就是絕路，欲避免江周薄血債派以文革方式禍亂社會和自己，必須解體中共以求善報。此文接續解體中共的話題：逮捕薄熙來、周永康，最終要審判江澤民。
主動解體中共和被動解散蘇共是不同的。蘇共是蘇聯共產黨的簡稱，蘇聯是「蘇維埃」和「社會主義聯盟」兩個合成詞組的簡稱，在沙俄帝國解體後，在東歐、中亞、北亞，強行實踐布爾什維克黨（俄國共產黨）列寧國際主義歪理的政府形式，是「一戰」、「二戰」後（1918年至1989年）72年間，共產黨在歐洲和亞洲得勢，並跟共和民主憲政抗衡的歷史安排：共產黨先後跟訴求自由民主的競選黨和訴求極權專制的德國納粹黨、義大利法西斯黨以及日本軍部等政治勢力抗衡，牽制歐美共濟會推廣的共和主義憲政運動，推廣光照幫的反憲政運動，保障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和壯大以及發動「文化大革命」在全國無遠弗屆地毀壞中華禮教傳統。
當中共通過紅衛兵運動把中國人變成大大小小、男女老少的魯迅和李敖（謾駡一切卻眷戀享樂）時，共產黨在東歐和中亞的宿命就到了終點，於是就有了中國大陸1980年代的10年「經濟特區」圈地引資的所謂改革開放，以及太子黨倒賣紅頭文件暴發致富的「官倒」。中國大陸重新出現了地主和資本家，卻全然不受儒道佛三教心法的約束，短時間通過敗家（不計後果的毀壞包括五嶽及長江、黃河的所有山川的自然資源）使大陸充斥廉價的血汗工廠。暴發戶富有卻失德，默許中共維持對六四學生運動23年的鎮壓和對法輪功學員13年的迫害。
就在中共1989年製造六四血案這一年，蘇共和東歐各國共產黨（波共、捷共、羅共、保共等）突然放棄了列寧主義的「蘇維埃」（委員會）和「社會主義」（官僚經營的工廠和公司），蘇聯軍隊刺刀強行建立的波蘭、拉脫維亞等10幾個國家或者宣佈放棄社會主義的經營模式，或者脫離跟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聯盟而獨立，蘇聯自然就不復存在了。蘇共也因為沒有政府供養而如同機器沒有油料無法運轉似的無法生存了，這才有了戈巴契夫宣佈解散蘇共的事。蘇聯解體和蘇共解散看似突然，其實在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主義時就播下了種子。
史達林主義的根就是列寧主義，清算了史達林主義，列寧主義就只靠紅場的列寧墓來像徵。也就是說，解散蘇共和東歐各國共產黨（有的還沒用「共產黨」這個名字）是清算史達林主義的歷史必然，是鑑於中共鎮壓六四學運後審時度勢的理性選擇，進行政改的共黨領袖都因此避免了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被政變逮捕和槍決的悲劇。中共堵死了胡溫這樣的路。
中國大陸沒有對毛澤東思想的清算，毛澤東思想除了天安門廣場毛澤東的水晶棺來像徵，還存活在千千萬萬的男女老少的毛左的觀念裡，他們抱殘守缺地堅守毛的暴亂奪權、為人民服務等激烈的思想和說的好聽的謊言宣傳。這樣的一個龐大的人群，由於被下崗、被低薪等惡劣的生存處境，每日處於歇斯底里的爭辯狀態，以口水戰打內戰，這使蘇聯和東歐那種黨的高層理性抉擇在中國大陸完全不可能。胡溫如果要倣傚赫魯雪夫或者戈巴契夫，就會被謀反者利用毛左的爭辯激情，以「背叛毛澤東思想」和「顛覆紅色政權」的政治罪名，煽動群眾支持反右和文革似的發動政變而逮捕和處決。胡溫沒有戈葉水到渠成的選擇，唯有主動解體中共的英勇抉擇：這是條絕處逢生的路，通過先審判江澤民後清算毛思想鎮住毛左們。
審判江澤民早已不只是一個口號，而是實在的一件事，一個已成現實的歷史進程。2005年9月10日，《悉尼國際法庭》大法官袁紅冰簽發對江澤民、羅幹、周永康、劉京等四被告的1號逮捕令。此令責成山寨國主席職位的胡錦濤執行本逮捕令，責令胡錦濤敦促中國的檢察權和員警權，立即對江澤民、羅幹、周永康、劉京等刑事罪行的被告實施逮捕，並押送至《悉尼國際法庭》。此逮捕令通過送交聯合國，媒體發佈，寄送胡錦濤辦公室這三個方式發佈。2005年9月10日。對江澤民等人刑事犯罪指控的傳票和逮捕令都是第一次下達。我曾經撰文指出：這是個重要的日子和偉大的歷史性時刻，中共專政長城的缺口已經打開。
四年後，2009年11月，西班牙國家法庭做出了該國一項史無前例的裁定，決定以群體滅絕罪及酷刑罪，起訴江澤民、羅幹、薄熙來、賈慶林、吳官正，五名被告有四至六週抗辯期，若無抗辯，罪名成立，至少20年徒刑，法庭將對其發出國際逮捕令，啟動引渡條約。這個案件還未作最終宣判，2009年12月17日，阿根廷法庭對江澤民發出了國際逮捕令。
經過四年零五天法庭調查，阿根廷聯邦刑事及懲治庭第九法庭法官拉瑪瑞德正式裁決江澤民、羅干犯有"群體滅絕罪"和"酷刑罪"，頒全面逮捕令，在世界範圍通緝中共山寨國兩位山大王江澤民和羅幹。此案在2005年12月12日受理，起初被告只是中共山寨國「610辦公室」總頭目羅幹。2006年，拉瑪瑞德法官接案後經過對羅幹的調查，認定江澤民是對法輪功迫害的發動者，羅幹是執行頭目，進而把江澤民以同樣的罪名加入案件中一併審理。2009年12月17日，江澤民、羅幹被阿根廷法庭判有罪，遭全面逮捕令全球通緝。對江澤民和羅幹的全面逮捕令，是一份合乎情理和法律的146頁的審判書，是人類正義和良知的一個體現。
阿根廷發佈對江羅的逮捕令，意味著依照聯合國憲章胡溫政府理應交出江羅。在目前對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血債遭學員堅決追訴的情勢下，胡溫可以順水推舟地把江澤民交給阿根廷或西班牙的法庭，也可以公審四人幫似的審判江澤民。當然還可以繼續姑息養奸。這卻很危險，空談創建和諧社會和進行政改必將丟失還政於民的機會，最終會被周薄等高層假左派政變或下層真左派暴動，以及得到歐美政府支持的右派革命，跟江澤民血債派一樣對待。
蘇聯曾經清算史達林計畫主義，為東歐各國理智地終止獨裁和1991年解散蘇共鋪路。中共卻因為沒有及時清算毛澤東思想，導致六四血案發生，胡溫唯有審判江澤民以脫罪。
文章來源：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