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昭:西方對中共的三點重大誤判

【新唐人2012年5月8日訊】星期一(5月7日)在中共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對於陳光誠提出的要求,徹查他遭受迫害的真相,當局是否已經在做,發言人洪磊的答非所問讓人大跌眼鏡,他說:「我想指出的是,上禮拜的有關事件反映出了美方對中國內政的干涉。現在應該做的是,美方以負責任的態度,汲取有關事件的教訓,反思自己的政策和做法,採取必要措施防止這類事件再次發生,以實際行動來維護中美關係的大局。」

本來調查迫害陳光誠的真相、懲辦相關人員既是陳光誠向當局提出的要求,也是中共為了使陳光誠離開美國大使館給出的承諾,也是當局官員在醫院探視陳光誠時再次重複過的承諾。事隔幾日有記者詢問此事的進展原本是情理之中,就算這位發言人想虛以委蛇、敷衍了事,大可用「此事正在進行中,有進一步消息將通報」、或「暫時不予評論」之類的虛辭來搪塞,可這位發言人卻話鋒一轉,訓斥美國「干涉中國內政」,要美國「吸取教訓」。這一通強硬聲明有一個潛台詞,本來調查事件原委是中美達成的協議,可是一轉身就成了「中國內政」——要不要履行承諾全看它高不高興,漫說監督履行承諾,甚至別人問也不能問,否則就成了「干涉內政」。

陳光誠在朝陽醫院的遭遇印證了筆者在5月2日當天的一則電視新聞評論中的判斷:如果媒體不能自由地接觸陳光誠、他的友人也不能不受限制地探望他,對陳光誠來講不過是換了一個地方關押而已。這幾日的情況確實如此,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僅媒體和友人不能自由地接觸陳光誠,連美國大使館的官員都被攔阻,而且陳光誠的妻子袁偉靜也不能自由進出醫院。擺在眼前的事實和中方外交部發言人的接連強硬表態、官方喉舌媒體對美國的高調批判,無異於是給了美國政府一個巨大羞辱——奧巴馬政府非常能夠體諒中共當前的「苦衷」、而且給予諸多配合;而中共方面對於剛剛開始競選連任造勢,亟需外交成就以樹立公眾形象的奧巴馬總統,卻一點也不給面子,即不體會苦衷、也完全不配合。從上世紀70年代末中美建交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與中共當局已經互動了三十多年,其間也不乏經歷了「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炸館事件」、「中美撞機事件」等諸多危機時刻,但迄今西方政府對中共仍然有幾點一廂情願式的嚴重誤判。

誤判一:通過全球化的經濟活動,中國大陸會成為世界經濟的組成部分之一,中共當局隨著對國際事務參與的增多,會接受國際規則,成為「負責任」的一員。

就在北京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進行期間,中共的國訪部長梁光烈就踏上了美國的土地,美方還向其開放了一些敏感的軍事設施以供參觀,以彰顯美方不以中方為敵的誠意,增進軍事「互信」。美國政府先在陳光誠事件上給中共面子;又開放軍事基地給對方參觀,這一系列動作都表明本屆美國政府希望用開放式的互動向中共施加積極影響,使其自願接納現有的國際秩序,成為分享責任、維護世界秩序的一員。

這種誤判在於並不理解共產黨的基本世界觀,不理解其看待世界的方式。共產黨由於奉行唯物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它眼中這個世界是一個叢林,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好比叢林中的野獸為了領地和生存資源展開競爭,最終需要肌肉和爪牙來決出勝負,當然過程中也需要玩弄些智謀和狡黠。一切國際條約和協議不過是競爭過程中的權宜之計,它並無道義上的義務來遵守承諾,只要它認為現實條件許可,隨時都可以撕毀。

共產黨有一條基本信念,它認為只要它能達成最終目標,任何解釋,不管如何荒謬、如何強辭奪理,最後也都會被接受。也就是說,它從來不認為毀棄承諾、背盟是一件多麼可恥的事。只要它最後能成功,它就可以按自己的意願來書寫歷史、按自己的需要去解釋事件過程,即使是毀盟背誓,最終也可以被理解、被體諒,甚至被人們接受為合理的、是為了一個「偉大」的目標而必須做的。這種事它過去是這麼做的,也成功了多次,這是共產黨的又一個基本性格。

而西方民主國家看待世界的方式與此不同,他們認為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本質上是一種「社區」關係(因此「國際社會」在英文中寫作「international community」)。嚴格地講是一種「家族社區關係」,因為北美、歐洲、大洋洲的諸多國家都有民族血緣上的聯繫。國與國之間好比是大家族社區成員之間的關係,彼此之間既有利益上的聯繫,也有文化、價值觀、血緣和情感上的聯繫。社區成員之間的矛盾最終需要倫理和規範來解決,也就是建立國際規則、並且樹立權威來貫徹規則來解決。用一句簡單地話講,民主國家認為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是人與人關係的延伸,國際關際本質上就是人際關係。人際關係要靠倫理、法律來協調,因此國際關係也要靠國際規則和國際法來協調。而共產政權則恰恰相反,它認為國際關係是野獸與野獸之間的關係,而野獸間遵行的是另一套法則。在有智商的野獸眼裡,規則和法律是哄人的把戲,只有傻瓜才願意相信。

誤判二:開放與示好的行動能換取共產政權的跟進,當共產黨感受到自己被國際社會所接納,而不是被孤立和敵對時,也會以同樣的行動回報國際社會。

在這一點上一直保持清醒頭腦的是里根總統,他在與蘇聯打交道的過程中非常明白,共產黨政權有時示強、有時示弱,不管它的說辭和面貌怎樣變化,它都沒有任何道義和理念上的考慮,它唯一判斷的準則就是對方的實力與決心。共產黨政權在行動前,從來不考慮對方「誠意」有多大,只看對方的意志有多堅決。認為懷柔與溫情能使共產黨投桃報李的想法確實可以用「幼稚」二字來形容。筆者自己有個說法,聽起來像罵人,但自認為確實是反映了實際——共產黨把自己當成動物界的一員,因為不把自己當人看,所以它也認為全世界都不是人。

也就是說共產黨只有「強者支配」的邏輯,它從不相信世界上有正義、公正一類的東西存在。簡單講,所謂規則就是講理,你即使比別人肌肉發達也講理。而這在共產黨眼中就是一件最不可思議的事——我比你肌肉發達還和你講理,我傻了嗎?所以它從不相信國際規則中存在著正義和公平這回事,在現有的國際秩序中它也不會覺得安全。它唯一追尋的就是力量,對國內支配全體人民,在國際上謀求支配別的國家,只有它感到自己能夠支配整個世界的時候,它才會覺得安全。這是共產黨政權的又基本一性格,過去一直如此,未來也將如此。

你只有面對具備精神素養的人才能解釋何為法律、何為倫理,為何在這些規則之中個人是安全的。你無法對一頭動物解釋,像法律這種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何以居然能保障它的安全。野獸都是唯物主義的忠誠實踐者,它認為這世界是靠暴力來維持的,自然的法則就是暴力的法則,它也固執地認為所有生物也都是從心底裡這樣認為的。如果你和它講倫理、法律之種精神層面的「玄虛」的東西,它會認為要麼你是傻瓜、要麼你帶有不可告人的目地。

誤判三:堅持人權理念,同跟中國(大陸)發展經濟關係是矛盾的。如果堅持在人權上批判中共,會在經濟上遭到中共的報復。

這個顧慮對西方政府來說普遍存在。民主制度和其他任何世間的事物一樣,不會完美無缺。其中最主要的缺陷之一就是,由於有競選換屆的壓力,政治人物總是關注於眼下的迫切議題,而忽略了對國家和民族有長遠利益的事。也就是說對一位政治人物來講,他可能會想:我堅持了人權的理念固然贏得了好名聲,但是如果我不能盡快恢復經濟的景氣、把失業率降下去,選民們仍然不會投我的票。所以與中國(中共)發展經濟關係還是更實在一些;人權議題儘管事關立國的根本,至少等我連任以後才說吧!

之所以說這種想法是誤判,是因為這個問題其實並沒有真實存在過。中共總是批 評西方把經濟和人權等政治議題聯繫在一起;西方的政治人物也擔心中共會以同樣的手段來報復。事實上,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倒是不折不扣地說了句「實話」,它的官員在做重大的經濟決策時倒真是不在乎對方的人權立場有多強。加拿大和德國在西方國家中相對來講,是抨擊中共人權劣跡調門兒比較高的,但相反這兩個國家並沒有因此在經濟方面受到損失。以加拿大為例:不管哈珀總理是否在人權上批評中共,中國都需要加拿大的石油——中東時局的不穩使北京對原油供給的穩定性產生憂慮;俄羅斯也是一個蠻橫的主,有諸多不放心之處,說要翻臉、撕毀合同也是完全有可能發生的事。加拿大作為一個法制國家,顯然會遵守合同,而且政治環境穩定,適合做一個長期的經濟合作夥伴。因此,即使哈珀總理把人權的調門兒再提高20個分貝,北京也照樣不誤,會把從加拿大進口石油的合同送到哈珀總理的辦公桌上來。

中共的官員做經濟決策時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何在,不管《環球時報》怎樣反美,中共的大部分對外投資(還不包括貪官轉移財產)都是流往西方國家。因為他們知道,在民主和法制環境中,他們的投資最安全、最有保障、對自己最有利。要是投資給北朝鮮,哪天金正恩見財起意,隨便找個理由把所有中資企業宣佈沒收,也不過是一夕之間的事。還是法制國家最安全哪!試問,中共的巨量外匯存底絕大部分以何種形式存在?就是美元資產嘛。早在2011年,美聯儲的消息是中方購買了超過55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而法新社則說中國央行購買了1.3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請問,中共總是袒護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為何不為朋友兩脅插刀,去買敘利亞的國債?和俄羅斯的關係這麼好,為何不買俄羅斯的國債?美國政府在和中共打交道時將人權調門兒提高一點,難道中共就會改變它經濟決策的方向了?顯然不會的。

當年里根總統在和蘇聯領導人會談時,總是會先準備一份要求釋放的政治犯名單。面對里根總統對蘇聯人權的猛烈抨擊,蘇聯的將軍們在《真理報》上寫文章,威脅要打核戰爭來恐嚇美國民眾,通過在民眾中製造恐懼向美國政府傳遞壓力,企圖迫使美國政府軟化態度。今天中共頂多利用一些訂單和投資機會來要脅美國的商界,奧巴馬總統再不濟,今天所面臨的環境也比里根總統要寬鬆得多、安全得多。美國政府實在是更有理由堅持人權外交的理念、實踐國家的承諾、擔負起自己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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