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5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4年8月16日
儘管報紙上或其他方面，反國民黨之聲甚囂塵上，大家還是害怕蔣介石。人們覺察到，在反對國民黨的運動中有種恐懼和不安之感。他們每日每時都擔心重慶會進行報復性的打擊，擔心國民黨軍隊以此為藉口，突然派軍隊全面進犯。中共領導決定派林伯渠再去進行談判。他們把這個消息通知了國民黨領導人，並且開動了官僚機器。我相信(首先是毛的行動使我確信)，如果前線形勢沒有發生這種突然變化，共產黨領導一定會作出讓步。
反對國民黨的宣傳，以及整風運動，在黨內造成了一種壓抑的令人窒息的氣氛。黨組織裡人人擔心著明天，他們喪失了主動精神，機械地死記硬背中共中央傳達下來的指示，死記硬背“二十二個文件”，以便來贖自己莫須有的罪孽，表現得更加忠心耿耿。可以明顯感覺到，大家都缺乏自信。他們高呼口號，信誓旦旦，向“黨和人民的富有戰鬥力的領袖”毛澤東表忠心，但是，在口號和誓言的背後，卻是混亂、同志情誼的喪失、恐懼，甚至灰心喪氣。
說到團結，在黨內沒有團結可言。據說，中共中央主席一直在為爭取團結而鬥爭，並且現在還在為之而鬥爭呢。毛同我談話時，喜歡三番五次地說，整風實際上是“為黨的團結而鬥爭”；當然，他是不會提這個運動的細節的。這裡，我也同意他的意見—整風是為團結而鬥爭，但這種團結是在服從毛澤東的基礎上的團結，是在承認他為領袖的基礎上的團結，是在全體黨員同意他的、而且只能同意他的意見的基礎上的團結。
這便是過去在黨內和領導層內部的情況（而且，從某種程度上來看，目前仍然是如此）。
大多數領導人—劉伯承、葉劍英、博古、周恩來、彭德懷以及其他一些領導同志—(當然是按毛的指示)，蓄意反對劉少奇、賀龍、彭真等少數人，當然還有康生。
起初，上述大多數領導人在不同程度上“檢討了自己的錯誤”，站到了康生等一小撮壞人一邊。這樣，他們在1943年經過思想上的“脫胎換骨”之後，都成了中共中央主席盲目的追隨者了。
可是，這兩部份領導人之間的關係是緊張的，他們互不信任，充滿猜疑，在有些情況下則公開敵對。雖然在表面上，他們觀點一致。
湘豫的大敗，外國記者的特區之行，觀察組的到來，蘇軍的勝利以及蘇聯的威望和力量的不斷增長，都強烈影響了延安的形勢和共產黨內的氣氛，排除了中央政府進攻的可能性，就暫時情況來說，至少是這樣。因而，人人都鬆了一口氣。其他根據地的形勢也相應地得到了改善。
就像是一陣清新的風，吹遍了黨組織。好像萬物在延安污濁的空氣中經過一場噩夢之後，蘇醒過來了。這對中共領導發生了直接影響。生活在慢慢地但是扎扎實實地改變著，從互相搞小動作，採取警察手段和心存疑懼，變為進行實際活動。人人早已渴望著的真正的工作，醫治著“洗腦筋”造成的創傷，並改造著人們。生活在恢復正常，當然，並不是沒有困難的。
但是，毛澤東卻妄稱這一切都按他的計劃在進行。總之，他正使黨和特區作好與蔣介石鬥爭的準備，並煽動反國民黨的情緒，就拿湘豫戰局來說難道他不是預料到了嗎？
毛澤東設法把所有這些事實解釋得對他有利，以證明他的政策是正確的。當然，唯唯諾諾和拍馬屁的人多的是。
1944年8月19日
今天，我在路上看見兩個戰士推著一輛車。車裡堆滿了一卷卷寫著標語的布橫幅，上面放著斯大林、丘吉爾、羅斯福和英王喬治六世的畫像。國王喬治的像比其他的像大得多。我不知道他們要把這些像送到哪裡去，也不知道送去幹什麼用。很可能是在為歡迎另一批外國記者作準備。按畫像的大小來看，英國記者可能要來。(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