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3日訊】（轉自《自由亞洲電台》）薄熙來3月9日對記者說：“打黑絕不是公安一家，是公（安）、檢（察）、法（院）、司（法）、（國家）安全，再加上紀委，是多家共同努力的結果，是由政法委協調的，並不是王立軍一個人的事情。”
薄熙來這番話指明了“政法委協調”這種有中國特色的司法制度，這是一條大線索，不可以輕輕放過。他也許在爲王立軍開脫，也許在爲他自己辯護，那都是法律允許的。只要他說得完全對，就完全有效；部分對，則部分有效。我主張，對薄熙來提供的這條大線索，以及由此牽引出來的一系列具體內容，認真進行審查，鄭重作出結論。
薄說到“政法委協調”。 “協調”的內容是“打黑”。打黑是辦案，辦案是司法行爲，包括偵查，取證，核實，逮捕，審訊，起訴，辯護，判決，直到最後定罪或不定罪，判刑或不判刑，都是司法行爲。各種不同的司法行爲，必須由職權不同的法定機關，分別承擔各自的法律責任，怎麼“協調”得了？誰有本事“協調”？“協調”的權力是誰冊封的？
這種冊封有沒有法律根據？重慶政法委（或中央政法委）協調過哪些案件的哪些具體內容？協調後産生了什麼後果？是起了好作用還是壞作用？都應該一一審查。比方說，如果把無罪“協調”成了有罪，或者反過來，把有罪“協調”成了無罪，如果把僞證“協調”成鐵證，或者反過來，把鐵證“協調”成僞證，如果出現了諸如此類的情況之一，不管是重慶的政法委，還是中央的政法委，都是犯罪行爲，都不應該捂蓋子。
“政法”大概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別名。我對 “政法”是外行。只因受命探討政治體制改革，曾經邀請中央“政法”各部門座談過。當時我請教一個問題：公檢法有時聯合起來協同作戰，有時各自獨立行使職權，冤假錯案什麽時候多，什麽時候少？此話一出口，大家——包括公（安）、檢（察）、法（院）、司（法）、（國家）安全，哄堂大笑，異口同聲說：當然是聯合作戰冤案多，互相制約出錯少。
的確，叫它“聯合作戰”也罷，叫它“協調辦案”也罷，大家穿一條褲子，上下其手，沆瀣一氣，同心協力，還有什麽領導意圖不能貫徹，還有什麽欲加之罪編不出來！
解放後的新中國，以盛産冤假錯案聞名於世。胡耀邦領導平反的幾百萬起冤假錯案，當初是怎麽被黨和國家製造出來的？其實毛澤東只用了兩手：一手領導群衆運動，一手協調專門機關。不管是延安整風，還是鎮反、肅反、反右派，毛澤東身體力行，“領導挂帥，首長動手”，下達指標，限期完成，必要時找個“副帥”，當個幫手，無不心想事成，把你打成永世不得翻身的鐵案。毛死後，情況有變化，兩屆總書記對製造冤假錯案毫無興趣。不僅毫無興趣，而且胡耀邦的注意力，集中在要求大家，努力平反過去幾十年間的全部冤假錯案；趙紫陽的注意力，集中在要求大家，認真依法辦案，從今以後再也不要出新的冤假錯案。趙紫陽任總書記時，黨中央還作出決定，撤銷了政法委，改設以調查研究爲職能的政法小組，主管法制建設和法制教育。六四天安門鎮壓以後，由鄧小平任命江澤民爲“第三代核心”之後，情況也許逆轉了？
“協調辦案”的政法委也許又應運而生捲土重來了？我是階下囚，不得而知。如果發生了這種情況，惡果不可能限於重慶一地，流毒肯定遍於全國。說不定，數不盡的劉曉波冤案，陳光誠冤案，高智晟冤案，鄭恩寵冤案，吳英冤案……乃至余傑遭毒打的慘案，都是“政法委協調”這種制度的産物。
現在中央要求反思。重慶作爲高效打黑的開創者和實驗區，正在反思。中央政法委及其書記周永康，恐怕有責任總結“政法委”的領導工作，反思“協調辦案”這種制度 的合法性或非法性，合法作用或非法作用。我贊成以法律爲指南，順應公民的要求，仔仔細細徹底查。查外國人的被害案，也查中國同胞自己的被害案，查個案，也 查群體事件中的冤假錯案，查含冤的知名案件，也要查不知其數的默默無聞的無名冤案。明知是冤假錯案，明知是長時期大批量製造冤假錯案的罪惡制度，居然得過 且過，將錯就錯，恐怕不僅是庸人，簡直是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