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檔案】重慶文革罹難者墓背後的故事

【新唐人2012年4月26日訊】重慶「八·一五」公墓,這個文革遺址成了全國唯一見證重慶大規模武鬥的墳墓,埋葬著超過400名文革武鬥死難者,也深藏著一代人的記憶和我們必須直面的歷史。

連石頭也會老!

四十年前的沙頁岩墓碑,寒暑一刀一刀割下去的,打眼看去,已經近乎一座座無字碑了。1992年出獄后,周家瑜每年清明都要來墓地的荒草和雜樹中坐一會。這裏埋著他的戰友。這些年,他親眼看到石制墓碑上的、撲克牌大小的姓名慢慢風化殆盡。而他自己,這個「文革」時期的重慶武鬥組織「8·15」派「政委」,也已經老了。

沙坪壩區在武鬥中是「八·一五」派的根據地。所以這個墓地埋葬的,幾乎全是「八·一五」派的死難者。

65歲的周家瑜,是當年武鬥「八·一五」派的政委。1976年,因「指揮、參与、槍殺、打死被俘的無辜群眾」,周家瑜入獄16年。「武鬥烈士墓被評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是一件好事,我希望歷史能給我當年的戰友一個名分。」周家瑜說。

現存的墓園地面建築,可以佐證周家瑜他們當年信仰的赤誠。多數合葬墓的主體設計是模仿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再略加變通改良。碑身、碑頂一般都飾有「八·一五」派的徽記,嵌著派別名號的火炬。墓碑主體題字多為模仿毛體狂草:「死難烈士萬歲。」「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能丟;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頭。」

鄭志勝是周家瑜當年的「戰友」,在「八·一五」派中,人稱「屍長」——他專門處理武鬥死難者屍體。

最初選中沙坪壩公園這裏作為墓地的,就是重慶大學的「8·15」派。因為屍體源源不斷地運來,重慶大學第二教學樓外沿江馬路坎下那塊平地已不夠埋了,前線仍然在每天製造著死亡,「八·一五」派的勤務員(即領導人)開始在市區尋找空地。

40年後,「屍長」仍然記得育才中學女生梁自巧送來的樣子。「生前我就認識,矮矮的,白白胖胖、齊耳的短髮用髮夾別到腦後,見了大學生老大哥總是微笑著,一對圓圓的酒窩。」鄭志勝說。

梁自巧年齡雖小,卻是二十中紅衛兵團中的活躍分子,時常來找鄭志勝他們,領了傳單去大街上散發。7月間,她去給守清水池的大哥哥們送飯時,在建設廠三八宿舍附近罹難。

最初產生的屍體,並沒有及時下葬,他們作為對方的「罪證」,要保留下來。但時值重慶最熱的時候,「大部分屍體已經變成深灰色,有些部位流出灰黑的液體彌散著令人窒息的腐氣,戰俘用手中的干樹枝驅散蒼蠅。」鄭志勝說。屍體防腐的方式,便是往體內注射甲醛,然後將屍體浸泡在福爾馬林溶液中。

梁自巧是鄭志勝親自輸甲醛的第一人。屍長劃開女孩的皮膚后,錯把神經當成了股動脈,打開夾膠管的鑷子,甲醛溶液沒有流進那「股動脈」,而是遇阻反濺到他的右眼裡。後半生里,這隻右眼都一直折磨著他。

但在處理第二具女屍的時候,他已經很熟練了。注射完甲醛,讓俘虜們給屍體裹上從沙坪壩百貨公司購來的一匹白布,然後穿好軍裝,戴了毛主席像章和紅衛兵袖章,把頭髮洗凈后晾乾,梳得很整齊,用一塊木板安放在防空洞里,放了十多天等親人來看了才入殮。然後有學校運去沙坪公園掩埋。

實際上在熱兵器捲入武鬥之前,重慶大學第二教學樓外沿江馬路坎下那塊平地已不夠埋了。鄭志勝想到沙坪公園藕塘西邊的小坡上那塊歷史遺留的墓地。鄭志勝和黃順義帶著「重大八·一五」的介紹信去沙區公園辦公室找到「園林八·一五」的勤務員何太福,後者很爽快地就答應了。

於是在「沙坪公園小烈士墓」進門第一平台左邊,包自成、李葉明、陳樂洲就順利落葬了。第二天又把周芳英等五口棺材啟出來,抬過去,埋在第一平台右邊。

從墓碑上的文字推斷,沙坪壩公園安埋「烈士」自1967年6月始。當時挖坑安埋屍體的,幾乎全是「反到底」的俘虜。「墓地里原來的安葬的死者,除了解放軍的五位烈士,其他的都被挖了出來,給『8·15』的屍體騰位置。」曾鍾說,他是最早收集墓群資料的研究者。

屍體一具具運過來,標準的程序是,挖坑,下葬,致悼詞,鳴槍。起初整個墳地並無規劃,俘虜們東挖一個坑,西埋一個人,倉皇之間,也並沒有墓碑,就立一個木牌子,上書死者的姓名,所屬單位,以及死亡時間。

根據研究者陳曉文提供的碑文資料,死亡者中年齡最小的僅14歲(2人),年齡最大的60歲。這裏共有113座墓碑,掩埋有531人,其中包括404名武鬥死難者。

墓碑的大小,顯示著一種獨特的等級制度:死者所屬的單位越大,則墓碑越高。「有錢就立,立的就大。」王佑群說。——向大金,一名從郊縣來到重慶參加武鬥的農民,就只擁有一個小小的土丘。

1967年9月1日雙方簽署停戰協議后,「八·一五派」開始有組織地重新規劃墓群。但脆弱的停火協議很快破裂,死亡生產線再次啟動,於是大規模的土木工程,從1968年開始,是年造墓38座。石條、混凝土、磚塊這些建築材料,幾乎都是強行從市區徵用的。

直到1968年中央通知撤銷兩派的總部,並收繳武器,大規模的武鬥才停止。但兩派的基層組織保留了下來,繼續運轉,所以,死亡生產線一直運作到1969年1月才結束。——原因是城市的知識青年都下鄉了。

在這塊不大的墓園裡,鄭志勝們一共埋葬了四百多具屍體,絕大多數都和梁自巧一樣年輕,一樣洋溢著「革命的熱情」。

周家瑜並不覺得當年的武鬥有什麼錯誤。「我們當年的戰鬥是遵照黨中央的決議,這些死去的烈士,和抗日戰爭以及解放戰爭中的烈士一樣,是為自己的信仰獻身的。」他是武鬥存活者中,「堅持自己信仰」的代表人物。

當年重慶大學的大學生周家瑜、鄭志勝兩人捲入血腥武鬥並成為一派的領導人,有很大的偶然性。

「文革剛開始的時候,我一點都不關心政治,他們到處貼大字報,又把中山路改成「反修路」,反右派,我都不理睬。」周家瑜說。但1966年7月19日中午,他看到重慶大學的老校長鄭思群被重慶市委派來的「四清」工作組綁走,那麼大年紀的老人光著腳在烈日下走在水泥地上。周家瑜便決定「造反動市委的反」。——此前鄭校長每年都給周家瑜發獎學金,周視之如父。

為一雙鞋子而參加武鬥

鄭志勝加入「八·一五」派的原因,和周家瑜一模一樣。鄭校長曾送給光腳上學的鄭志勝一雙鞋子。

「我是因為一雙鞋子參加武鬥的。」許多年後,鄭志勝感慨道。重慶當地何蜀等研究者以及周家瑜等親歷者提供的武鬥發展脈絡是:第一次武鬥發生於1966年12月4日。保皇派和造反派在大田灣體育場發生械鬥,但並無人員死亡,可是血腥卻被激活。此後的半年內,長矛、大刀等冷兵器投入使用。目前有記載的死亡,發生於1967年6月。死亡事件促使武器升級,7月7日,嘉陵江大橋的一次武鬥時,「反到底」派第一次使用小口徑運動步槍,擊傷數名「八·一五」成員。隨後,武鬥迅速過渡到熱兵器時代。

據周家瑜介紹,重慶武鬥中激戰的雙方「反到底」和「八·一五」兩派,原來屬於「八·一五戰鬥隊」。在衝擊政府機關奪權后,因為內部權力分配出現分歧,再加之對羅廣斌等關鍵人物的支持出現分歧,1967年2月,黃廉、鄧長春等人從「八·一五」出走,成立了「反到底」派。

但即使武鬥最血腥的時候,「八·一五」和「反到底」的高層也保持著良好的私人關係。一切看起來像是遊戲——周家瑜和「反到底」黃廉、鄧長春是好朋友。幾個人經常在一塊吃飯、聊天,有事還互相幫忙。

但他們領導的兩大組織,每天都在屠殺著對方。

抗戰時,國民政府將全國的主要兵工廠遷到了陪都重慶,解放后全部被新政府接管;經過建國后十多年的「三線建設」備戰,到1960年代中期,「重慶已經是亞洲最大的軍工生產基地」(重慶學者王康語)。7月7日「橋頭槍聲」后,雙方很快接管了包括生產坦克、高射機槍、自動步槍的各個兵工廠,於是,除了飛機、導彈之外的各式武器迅速武裝了雙方的戰鬥員。

「重慶武鬥激烈的另一個原因,便在於重慶是一個移民城市。所以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比其他地方突出。」王康說,「抗戰時,全國的知識精英和熟練工人,被國民政府有組織地遷徙到重慶,抗戰結束時,重慶的總人口翻了數番。」

作為武鬥中紅極一時的人物,周家瑜的經歷佐證了王康的分析:「並不是所有人都是為了保護毛主席來參加武鬥的,好多『小混混』、地痞流氓,也組成了自己的造反派,去造曾經打擊過自己的司法機關的反。」

「很多人都是被裹挾進來,然後稀里糊塗就犧牲掉的。」周家瑜說,他認識的一個低年級同學,因為喜歡把子彈殼做成鑰匙鏈,掛在屁股後面叮叮噹噹的響,為了撿彈殼,被打死了。

市政服務沒有了,渝中半島變成了垃圾堆;糧食、蔬菜的供應都斷了,我的父親是「8·15」派的幹部,但是家裡也沒有吃的。 57歲的席慶生回憶道:母親帶著我和弟弟準備去到重鋼李子林投奔親戚,走到毛線溝屠宰場對面時,一個「八·一五」的人剛擦完槍試槍,把我母親打死了。

但在那個火紅的年代,沒有人懷疑過戰鬥的意義,或者思考過局勢的複雜。王佑群,2000年後墓地最重要的看守者和研究者之一——當時還是一個小姑娘:「看到鄰居的大姐姐們穿著軍裝,系著武裝帶,我一下想起毛主席所說的『颯爽英姿』,很羡慕,盼望著長大后成為她們中的一員。」

中山大學教授、學者劉小楓當年也還是少年。在他的回憶里,連兒童也組成了「戰鬥隊」相互廝殺:

「我家門前的小巷已經封鎖了,三四個女高中生戒守在這裏。時值7月,天氣悶熱,繃緊的武裝帶使她們青春的胸脯更顯豐實,草綠色的鋼盔下有一張張白皙、嬌嫩的臉,眼睛大而亮麗。重慶姑娘很美……她們手中的五六式衝鋒槍令我生羡。」

但很快,這些美麗的年輕人便成了屍體,送到了「屍長」鄭志勝所在的防空洞里。

更多的親歷者開始反思那一場劫難。「屍長」鄭志勝說:「1967年的8月,重慶武鬥最激烈的日子,是我最苦最累的日子,也是我失足跌進深淵的日子。別人的血、汗和淚;我的血、汗和淚交融在一起,流進了深淵。我在噩夢中掉了進去,苦苦掙扎。」

必須直面父輩的歷史

對於那些親歷過武鬥的人們,不管是「死硬派」還是「反思者」,都希望歷史能以此為契機,給40年前那群熱情洋溢的青年一個中肯的評價。

「紅衛兵曾將自己的全部赤誠獻給了當時的主流話語,後來卻被歷史作為黑暗、暴戾、愚昧的象徵」,曾經的「八·一五」一員,如今的史料搜集研究者之一李中華說。

伴隨墓園的衰敗破碎,當年那段歷史也在時間流逝與人們的集體遺忘之中逐漸模糊。當年經歷過武鬥的當地知識分子,成了史料收集研究僅有的中堅力量。

重慶出版社的陳曉文是研究者之一,1991年,他意外發現墓碑風化嚴重,開始和劉凱娟、賀洪志等8人抄錄墓地碑文。

1995年8月,陳曉文在中學同學劉小楓的慫恿下,于香港中文大學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發表了《重慶紅衛兵墓地素描》一文。此文第一次將這處墓群定名為「紅衛兵墓地」併流傳至今。——但這被後來的研究者視為一大缺憾。調查結果顯示墓群中安葬的人員身份大多不是學生(紅衛兵),而是工人或其他市民。

2005年,鑒於陳曉文他們抄錄的墓碑因為風化有大面積殘缺,沙坪壩區教師進修學校退休教師曾鍾開始在墓地蹲守,進行窮盡式調查。「這是最笨的辦法,但也最有效,就是在墓地等著,有人來上墳,就和他聊,然後這些死者家屬就會一個傳一個,幫我收集資料。」曾鍾說。

「每一座墓碑後面都有一個慘絕人寰的故事。」曾鍾說。而對於這些墓碑后的故事,現有的研究卻難如人意。

研究者們希望至少將墓園中埋葬的所有死難者生平經歷整理成集,但這個工作至今只完成了一半不到。

曾鍾舉例說,113座墓碑中有兩座無字碑——建成就一直沒刻字,他通過多次走訪終於弄明白了其中一座「無字」的原因:一對建設廠的夫妻,丈夫是「8·15」的高級幹部,妻子是總部話務員,后因懷疑妻子是「反到底」間諜,兩人分別被秘密處死。入葬時因為「間諜」一說並無實質證據,又不能按「烈士」的名分立碑,碑文就空了下來。

「另一座無字碑的成因,我一直沒有調查清楚,當事人在世的越來越少,以後調查清楚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小。」曾鍾說。

這是一個與時間賽跑的工作。「時間太久遠了,很多人記憶模糊。另一方面,當事人紛紛老去,有時約好了見面,要見面時卻發現人死了,或者中風了,這樣的情況發生過十幾次。」除了時間,研究者們的障礙還包括幾乎是群體性的冷漠和不理解。

文章來源:《南方周末》(有刪節)

相關文章
評論
新版即將上線。評論功能暫時關閉。請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