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26日訊】重慶「八·一五」公墓，這個文革遺址成了全國唯一見證重慶大規模武鬥的墳墓，埋葬著超過400名文革武鬥死難者，也深藏著一代人的記憶和我們必須直面的歷史。
連石頭也會老！
四十年前的沙頁岩墓碑，寒暑一刀一刀割下去的，打眼看去，已經近乎一座座無字碑了。1992年出獄后，周家瑜每年清明都要來墓地的荒草和雜樹中坐一會。這裏埋著他的戰友。這些年，他親眼看到石制墓碑上的、撲克牌大小的姓名慢慢風化殆盡。而他自己，這個「文革」時期的重慶武鬥組織「8·15」派「政委」，也已經老了。
沙坪壩區在武鬥中是「八·一五」派的根據地。所以這個墓地埋葬的，幾乎全是「八·一五」派的死難者。
65歲的周家瑜，是當年武鬥「八·一五」派的政委。1976年，因「指揮、參与、槍殺、打死被俘的無辜群眾」，周家瑜入獄16年。「武鬥烈士墓被評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是一件好事，我希望歷史能給我當年的戰友一個名分。」周家瑜說。
現存的墓園地面建築，可以佐證周家瑜他們當年信仰的赤誠。多數合葬墓的主體設計是模仿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再略加變通改良。碑身、碑頂一般都飾有「八·一五」派的徽記，嵌著派別名號的火炬。墓碑主體題字多為模仿毛體狂草：「死難烈士萬歲。」「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能丟；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頭。」
鄭志勝是周家瑜當年的「戰友」，在「八·一五」派中，人稱「屍長」——他專門處理武鬥死難者屍體。
最初選中沙坪壩公園這裏作為墓地的，就是重慶大學的「8·15」派。因為屍體源源不斷地運來，重慶大學第二教學樓外沿江馬路坎下那塊平地已不夠埋了，前線仍然在每天製造著死亡，「八·一五」派的勤務員（即領導人）開始在市區尋找空地。
40年後，「屍長」仍然記得育才中學女生梁自巧送來的樣子。「生前我就認識，矮矮的，白白胖胖、齊耳的短髮用髮夾別到腦後，見了大學生老大哥總是微笑著，一對圓圓的酒窩。」鄭志勝說。
梁自巧年齡雖小，卻是二十中紅衛兵團中的活躍分子，時常來找鄭志勝他們，領了傳單去大街上散發。7月間，她去給守清水池的大哥哥們送飯時，在建設廠三八宿舍附近罹難。
最初產生的屍體，並沒有及時下葬，他們作為對方的「罪證」，要保留下來。但時值重慶最熱的時候，「大部分屍體已經變成深灰色，有些部位流出灰黑的液體彌散著令人窒息的腐氣，戰俘用手中的干樹枝驅散蒼蠅。」鄭志勝說。屍體防腐的方式，便是往體內注射甲醛，然後將屍體浸泡在福爾馬林溶液中。
梁自巧是鄭志勝親自輸甲醛的第一人。屍長劃開女孩的皮膚后，錯把神經當成了股動脈，打開夾膠管的鑷子，甲醛溶液沒有流進那「股動脈」，而是遇阻反濺到他的右眼裡。後半生里，這隻右眼都一直折磨著他。
但在處理第二具女屍的時候，他已經很熟練了。注射完甲醛，讓俘虜們給屍體裹上從沙坪壩百貨公司購來的一匹白布，然後穿好軍裝，戴了毛主席像章和紅衛兵袖章，把頭髮洗凈后晾乾，梳得很整齊，用一塊木板安放在防空洞里，放了十多天等親人來看了才入殮。然後有學校運去沙坪公園掩埋。
實際上在熱兵器捲入武鬥之前，重慶大學第二教學樓外沿江馬路坎下那塊平地已不夠埋了。鄭志勝想到沙坪公園藕塘西邊的小坡上那塊歷史遺留的墓地。鄭志勝和黃順義帶著「重大八·一五」的介紹信去沙區公園辦公室找到「園林八·一五」的勤務員何太福，後者很爽快地就答應了。
於是在「沙坪公園小烈士墓」進門第一平台左邊，包自成、李葉明、陳樂洲就順利落葬了。第二天又把周芳英等五口棺材啟出來，抬過去，埋在第一平台右邊。
從墓碑上的文字推斷，沙坪壩公園安埋「烈士」自1967年6月始。當時挖坑安埋屍體的，幾乎全是「反到底」的俘虜。「墓地里原來的安葬的死者，除了解放軍的五位烈士，其他的都被挖了出來，給『8·15』的屍體騰位置。」曾鍾說，他是最早收集墓群資料的研究者。
屍體一具具運過來，標準的程序是，挖坑，下葬，致悼詞，鳴槍。起初整個墳地並無規劃，俘虜們東挖一個坑，西埋一個人，倉皇之間，也並沒有墓碑，就立一個木牌子，上書死者的姓名，所屬單位，以及死亡時間。
根據研究者陳曉文提供的碑文資料，死亡者中年齡最小的僅14歲（2人），年齡最大的60歲。這裏共有113座墓碑，掩埋有531人，其中包括404名武鬥死難者。
墓碑的大小，顯示著一種獨特的等級制度：死者所屬的單位越大，則墓碑越高。「有錢就立，立的就大。」王佑群說。——向大金，一名從郊縣來到重慶參加武鬥的農民，就只擁有一個小小的土丘。
1967年9月1日雙方簽署停戰協議后，「八·一五派」開始有組織地重新規劃墓群。但脆弱的停火協議很快破裂，死亡生產線再次啟動，於是大規模的土木工程，從1968年開始，是年造墓38座。石條、混凝土、磚塊這些建築材料，幾乎都是強行從市區徵用的。
直到1968年中央通知撤銷兩派的總部，並收繳武器，大規模的武鬥才停止。但兩派的基層組織保留了下來，繼續運轉，所以，死亡生產線一直運作到1969年1月才結束。——原因是城市的知識青年都下鄉了。
在這塊不大的墓園裡，鄭志勝們一共埋葬了四百多具屍體，絕大多數都和梁自巧一樣年輕，一樣洋溢著「革命的熱情」。
周家瑜並不覺得當年的武鬥有什麼錯誤。「我們當年的戰鬥是遵照黨中央的決議，這些死去的烈士，和抗日戰爭以及解放戰爭中的烈士一樣，是為自己的信仰獻身的。」他是武鬥存活者中，「堅持自己信仰」的代表人物。
當年重慶大學的大學生周家瑜、鄭志勝兩人捲入血腥武鬥並成為一派的領導人，有很大的偶然性。
「文革剛開始的時候，我一點都不關心政治，他們到處貼大字報，又把中山路改成「反修路」，反右派，我都不理睬。」周家瑜說。但1966年7月19日中午，他看到重慶大學的老校長鄭思群被重慶市委派來的「四清」工作組綁走，那麼大年紀的老人光著腳在烈日下走在水泥地上。周家瑜便決定「造反動市委的反」。——此前鄭校長每年都給周家瑜發獎學金，周視之如父。
為一雙鞋子而參加武鬥
鄭志勝加入「八·一五」派的原因，和周家瑜一模一樣。鄭校長曾送給光腳上學的鄭志勝一雙鞋子。
「我是因為一雙鞋子參加武鬥的。」許多年後，鄭志勝感慨道。重慶當地何蜀等研究者以及周家瑜等親歷者提供的武鬥發展脈絡是：第一次武鬥發生於1966年12月4日。保皇派和造反派在大田灣體育場發生械鬥，但並無人員死亡，可是血腥卻被激活。此後的半年內，長矛、大刀等冷兵器投入使用。目前有記載的死亡，發生於1967年6月。死亡事件促使武器升級，7月7日，嘉陵江大橋的一次武鬥時，「反到底」派第一次使用小口徑運動步槍，擊傷數名「八·一五」成員。隨後，武鬥迅速過渡到熱兵器時代。
據周家瑜介紹，重慶武鬥中激戰的雙方「反到底」和「八·一五」兩派，原來屬於「八·一五戰鬥隊」。在衝擊政府機關奪權后，因為內部權力分配出現分歧，再加之對羅廣斌等關鍵人物的支持出現分歧，1967年2月，黃廉、鄧長春等人從「八·一五」出走，成立了「反到底」派。
但即使武鬥最血腥的時候，「八·一五」和「反到底」的高層也保持著良好的私人關係。一切看起來像是遊戲——周家瑜和「反到底」黃廉、鄧長春是好朋友。幾個人經常在一塊吃飯、聊天，有事還互相幫忙。
但他們領導的兩大組織，每天都在屠殺著對方。
抗戰時，國民政府將全國的主要兵工廠遷到了陪都重慶，解放后全部被新政府接管；經過建國后十多年的「三線建設」備戰，到1960年代中期，「重慶已經是亞洲最大的軍工生產基地」（重慶學者王康語）。7月7日「橋頭槍聲」后，雙方很快接管了包括生產坦克、高射機槍、自動步槍的各個兵工廠，於是，除了飛機、導彈之外的各式武器迅速武裝了雙方的戰鬥員。
「重慶武鬥激烈的另一個原因，便在於重慶是一個移民城市。所以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比其他地方突出。」王康說，「抗戰時，全國的知識精英和熟練工人，被國民政府有組織地遷徙到重慶，抗戰結束時，重慶的總人口翻了數番。」
作為武鬥中紅極一時的人物，周家瑜的經歷佐證了王康的分析：「並不是所有人都是為了保護毛主席來參加武鬥的，好多『小混混』、地痞流氓，也組成了自己的造反派，去造曾經打擊過自己的司法機關的反。」
「很多人都是被裹挾進來，然後稀里糊塗就犧牲掉的。」周家瑜說，他認識的一個低年級同學，因為喜歡把子彈殼做成鑰匙鏈，掛在屁股後面叮叮噹噹的響，為了撿彈殼，被打死了。
市政服務沒有了，渝中半島變成了垃圾堆；糧食、蔬菜的供應都斷了，我的父親是「8·15」派的幹部，但是家裡也沒有吃的。 57歲的席慶生回憶道：母親帶著我和弟弟準備去到重鋼李子林投奔親戚，走到毛線溝屠宰場對面時，一個「八·一五」的人剛擦完槍試槍，把我母親打死了。
但在那個火紅的年代，沒有人懷疑過戰鬥的意義，或者思考過局勢的複雜。王佑群，2000年後墓地最重要的看守者和研究者之一——當時還是一個小姑娘：「看到鄰居的大姐姐們穿著軍裝，系著武裝帶，我一下想起毛主席所說的『颯爽英姿』，很羡慕，盼望著長大后成為她們中的一員。」
中山大學教授、學者劉小楓當年也還是少年。在他的回憶里，連兒童也組成了「戰鬥隊」相互廝殺：
「我家門前的小巷已經封鎖了，三四個女高中生戒守在這裏。時值7月，天氣悶熱，繃緊的武裝帶使她們青春的胸脯更顯豐實，草綠色的鋼盔下有一張張白皙、嬌嫩的臉，眼睛大而亮麗。重慶姑娘很美……她們手中的五六式衝鋒槍令我生羡。」
但很快，這些美麗的年輕人便成了屍體，送到了「屍長」鄭志勝所在的防空洞里。
更多的親歷者開始反思那一場劫難。「屍長」鄭志勝說：「1967年的8月，重慶武鬥最激烈的日子，是我最苦最累的日子，也是我失足跌進深淵的日子。別人的血、汗和淚；我的血、汗和淚交融在一起，流進了深淵。我在噩夢中掉了進去，苦苦掙扎。」
必須直面父輩的歷史
對於那些親歷過武鬥的人們，不管是「死硬派」還是「反思者」，都希望歷史能以此為契機，給40年前那群熱情洋溢的青年一個中肯的評價。
「紅衛兵曾將自己的全部赤誠獻給了當時的主流話語，後來卻被歷史作為黑暗、暴戾、愚昧的象徵」，曾經的「八·一五」一員，如今的史料搜集研究者之一李中華說。
伴隨墓園的衰敗破碎，當年那段歷史也在時間流逝與人們的集體遺忘之中逐漸模糊。當年經歷過武鬥的當地知識分子，成了史料收集研究僅有的中堅力量。
重慶出版社的陳曉文是研究者之一，1991年，他意外發現墓碑風化嚴重，開始和劉凱娟、賀洪志等8人抄錄墓地碑文。
1995年8月，陳曉文在中學同學劉小楓的慫恿下，于香港中文大學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發表了《重慶紅衛兵墓地素描》一文。此文第一次將這處墓群定名為「紅衛兵墓地」併流傳至今。——但這被後來的研究者視為一大缺憾。調查結果顯示墓群中安葬的人員身份大多不是學生（紅衛兵），而是工人或其他市民。
2005年，鑒於陳曉文他們抄錄的墓碑因為風化有大面積殘缺，沙坪壩區教師進修學校退休教師曾鍾開始在墓地蹲守，進行窮盡式調查。「這是最笨的辦法，但也最有效，就是在墓地等著，有人來上墳，就和他聊，然後這些死者家屬就會一個傳一個，幫我收集資料。」曾鍾說。
「每一座墓碑後面都有一個慘絕人寰的故事。」曾鍾說。而對於這些墓碑后的故事，現有的研究卻難如人意。
研究者們希望至少將墓園中埋葬的所有死難者生平經歷整理成集，但這個工作至今只完成了一半不到。
曾鍾舉例說，113座墓碑中有兩座無字碑——建成就一直沒刻字，他通過多次走訪終於弄明白了其中一座「無字」的原因：一對建設廠的夫妻，丈夫是「8·15」的高級幹部，妻子是總部話務員，后因懷疑妻子是「反到底」間諜，兩人分別被秘密處死。入葬時因為「間諜」一說並無實質證據，又不能按「烈士」的名分立碑，碑文就空了下來。
「另一座無字碑的成因，我一直沒有調查清楚，當事人在世的越來越少，以後調查清楚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小。」曾鍾說。
這是一個與時間賽跑的工作。「時間太久遠了，很多人記憶模糊。另一方面，當事人紛紛老去，有時約好了見面，要見面時卻發現人死了，或者中風了，這樣的情況發生過十幾次。」除了時間，研究者們的障礙還包括幾乎是群體性的冷漠和不理解。
文章來源：《南方周末》（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