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22日訊】1976年9月9日，主宰中華大地九億多中國人命運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逝世了。連續數天，到處設毛澤東靈堂，進行悼念活動。9月18日，北京安排了百萬人匯聚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極其隆重的追悼會。天安門廣場下半旗誌哀，橫貫天安門城樓的橫幅上寫著：「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下午3時整，追悼大會開始。全體肅立，百萬人默哀3分鐘。由500人組成的龐大軍樂團奏起哀樂。與此同時，除了港澳台地區外，中國所有工廠、礦山、列車、貨輪和軍艦，汽笛長鳴。更有甚者，除了港澳台地區外，中華人民共和國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到處同步舉行毛澤東追悼會。在不崇拜毛澤東就難以生存的中國大陸，除了年紀特別老的人和特別小的人，都必須參加毛澤東追悼會。當天，大陸人排成縱橫整齊的方陣，莊嚴肅穆地收聽大喇叭實時轉播的電台廣播；當時天氣尚熱，有的農民不堪緊張氣氛和太陽曬烤，加上身體虛弱，中暑倒地，抬到場邊即時受到嚴陣以待的赤腳醫生的搶救。規模達到幾億人同時參加的追悼會，這在人類歷史上無疑是空前的，估計也是絕後的。
從表面現象上看，描述為「八億神州共悲鳴，舉國上下同哀悼」，說得過去。但是，人們內心實際感受如何，各人心事各人知。就很多人而言，對於毛澤東的死亡，卻絕對沒有任何悲傷之感。不少人一出生就跟隨六億多中國人一起挨餓（因為毛澤東人禍——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大煉鋼鐵運動、深翻土地運動等等，造成空前大饑荒，餓死數千萬人）；文革中人們經常餓著肚子也必須在課堂上唱《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爹親娘親不如毛澤東親》等等頌歌，……；要人們對製造浩劫社會的禍首毛澤東之死感到悲傷，是不可能的。對於被毛澤東迫害死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劉少奇的親屬而言，對於被毛澤東迫害死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彭德懷的親屬而言，對於不久前剛剛被毛澤東吹出的批鄧狂風吹翻在地的中國共產黨人鄧小平及其親屬而言，要他們對毛澤東之死感到悲傷，也是很難的。只是，在沒有言論自由也不准許有思想自由的時代，人們絕對不敢交流不崇拜毛澤東的非主流意識，否則極可能招來無妄之災。
文革中造反起家，因為毛澤東的賞識而在1973年8月中共十大會議上當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主持追悼大會。毛澤東死之前安排的過渡性臨時接班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在毛澤東追悼大會上致悼詞。節錄兩段悼詞如下：「今天，首都黨政軍機關、工農兵以及各界群眾的代表，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極其沉痛地悼念我們敬愛的偉大領袖、國際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偉大導師毛澤東主席。……毛澤東主席是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謀利益的光輝典範。毛澤東把自己畢生的精力，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全部貢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貢獻給了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解放事業，貢獻給了共產主義的事業。象毛澤東這樣經歷過種種革命風暴，戰勝了種種艱難險阻，始終和工農勞動群眾心連心，站在革命運動的前列，指導革命運動前進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在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歷史上，是罕見的。毛澤東在革命理論和革命實踐上立下的豐功偉績，是永存的。」
從上述追悼會的空前規模和少量節錄下來的所謂蓋棺論定的悼詞，不難看見官方對毛澤東的崇拜——長期公開的、億萬中國人必須崇拜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無產階級領袖。
28年後，真相逐漸浮上表面。原來毛澤東是中國大陸最大最神秘的億萬富豪。廣州日報報業集團主辦的《老人報》在2004年11月18日第6版一篇文章《關於毛澤東稿酬的爭議》，人們得知毛澤東生前有天文數字的存款，是革命家不錯，但絕對不是所謂「無產階級」。這是2003年7月才解密的。
通過大量資料，比如在北京的國家圖書館收藏的《黨史博采》雜誌（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河北省中共黨史學會主辦）2004年第9期《毛澤東億萬稿酬處置內幕》、《黨史文苑》雜誌（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主辦）2004年第5期《毛澤東億萬稿酬的爭議》，人們終於確信：毛澤東在1976年的時候有大量私人存款，並且存款量超過了足以令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窮困的十億以上中國人目瞪口呆的7600萬元，其中7582萬餘元，是毛澤東瞞天過海以「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黨小組」名義開戶存放的，以「毛澤東」之名開戶存放的8、90萬元，不足毛澤東全部私人存款的1.2%。
毛澤東在1976年就有超過7600多萬元私人存款，是非常驚人的，比2006年、2007年的7600多億元私人財富，還要驚人得多。因為2006年、2007年有十億元以上財富的人家多了去了，據2006年10月發佈的胡潤百富榜顯示，原在大陸出生成長的中國大陸第一富人張茵有財富270億元；有財富10億元的陳忠孝、朱永興等44人，僅得並列第325位。2007年10月發佈的胡潤百富榜顯示，有10億元財富的陳零越、朱永興等68人，只能並列排在第654位。而1976年的時候，毛澤東統治下的9億多中國人中，有10萬元以上存款的人家恐怕只有毛澤東一家。在非常貧窮而又仇視私人財富的中國大陸地區，毛澤東居然擁有那麼多私人存款，實在令人不可思議，也實在太驚人。
比如在廣東興寧，歷史上並不是閉塞窮困之地，而是富有經商傳統的文化之鄉，也是華僑巨富輩出的僑鄉。清朝末年，現代共和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同盟會時，參加該會的興寧籍留學日本學生多達14人。中華民國政府時期，興寧被譽為「小南京」，外地則有「無興不成市」之說。但在1976年終，興寧縣有838322人，個人儲蓄存款餘額622.4萬元，全縣個人存款不到毛澤東個人存款的9%；人均7.42元，不到毛澤東個人存款的一千萬分之一。1976年興寧全縣農村信用社社員儲蓄154.9萬元，農村人口778114人，人均1.99元，不到毛澤東個人存款的三千八百萬分之一。而在明朝皇帝朱元璋的故鄉、毛澤東死後中國農村改革開放的發源地安徽省鳳陽縣，1976年人口492764，個人儲蓄存款餘額124.9萬元，全縣個人存款不到毛澤東個人存款的1.7%，人均2.53元，約等於毛澤東個人存款的三千萬分之一。1976年鳳陽全縣農村儲蓄存款餘額22.9萬元，農村人口448515人，每人平均存款0.51元，不到毛澤東個人存款的一億四千八百八十萬分之一。
為了避免以偏概全，更公正地說明毛澤東存款量的驚，擴大範圍比一比。
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十大將（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粟裕、徐海東、黃克誠、陳賡、譚政、蕭勁光、張雲逸、羅瑞卿、王樹聲、許光達），以及不在將帥之列的中共最高級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25人出生成長的家鄉，分屬現在的7個省2個直轄市22個縣（四川儀隴、樂至、南充、廣安，湖南湘潭、桑植、衡東、會同、永興、湘鄉、長沙、寧鄉，湖北黃岡、黃陂、麻城，山西五台，廣東梅縣，海南文昌，江蘇淮安，重慶開縣、江津，上海青浦）。
據國家圖書館上述22個縣的縣誌，發現其中9部縣誌既有1976年的個人儲蓄數又有人口數，9縣合計7224608人，個人儲蓄存款餘額3751.1萬元。9個縣個人存款總量不到毛澤東個人存款的一半，人均5.19元，不到毛澤東個人存款的一千四百萬分之一。
下面是這9個縣1976年的人口、個人儲蓄餘額數據：
彭德懷、毛澤東家鄉湖南湘潭，人口937600，儲蓄餘額624萬元；
劉伯承家鄉重慶開縣，人口1252080，儲蓄餘額239.3萬元；
陳毅家鄉四川樂至，人口795401，儲蓄餘額382.3萬元；
徐向前家鄉山西五台，人口287256，儲蓄餘額499萬元；
粟裕家鄉湖南會同，人口277162，儲蓄餘額100萬元；
徐海東家鄉湖北黃陂，人口885686，儲蓄餘額610.5萬元；
羅瑞卿家鄉四川南充，人口1268101，儲蓄餘額234萬元；
劉少奇家鄉湖南寧鄉，人口1113555，儲蓄餘額538萬元；
陳云家鄉上海青浦，人口407767，儲蓄餘額524萬元。
朱德、周恩來、鄧小平家鄉的史志，沒有1976年的儲蓄餘額數據，3縣人不能參加上述與毛澤東比金錢的集體。但三縣相近年份的數據為：朱德家鄉四川儀隴，1975年人口740171，儲蓄餘額161萬元；周恩來家鄉江蘇淮安，1978年人口1093589，儲蓄餘額453.8萬元；鄧小平家鄉四川廣安，1977年人口1215781，1975年儲蓄餘額421.63萬元。從上述數據，可以估算出三縣1976年人均儲蓄存款不足3.5元，不到毛澤東個人存款的二千一百萬分之一。（人口按每年增加1%估算，1976年人口3023358；四川儀隴、廣安1976年儲蓄量，按1975年上升10%估算；江蘇淮安1976年儲蓄量，當作1976-1978兩年時間才上升10%進行估算。這樣估算的儲蓄量1053.44萬，只多不少。）
在1927年湖南秋收暴動之後，1949年進駐北京之前，毛澤東曾經長期住宿過的地方有三個：江西瑞金、陝西延安、河北平山。由於在延安、平山史志上找不到1976年的儲蓄餘額數據，想讓三塊中共革命聖地人民聯合起來與毛澤東直接比金錢，就比不成了。不過可以告訴讀者的是：1976年，江西瑞金有408619人，個人儲蓄餘額292萬元，全縣個人存款不到毛澤東個人存款的百分之四，人均7.15元。延安農民人均年度純收入，公社化至文革前45元，「文化大革命」時期52元；平山農民集體化以後1956年至1976年人均年度收入，最高68元，最低29元。延安農民的純收入，其實未必都是錢，也許是難以兌現的賬。
現在中國大陸各地都已經編纂、出版了現代版縣誌，有心瞭解1976年前後當地人口數及個人儲蓄餘額的人，到當地圖書館去查閱本地史志即可。
「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寧要一個沒文化的勞動者，而不要一個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就是當時最精闢、最形象的政治語言，高度概括地說明了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如果想逃出奴在身的集體經濟制度和奴在心的社會思想環境，那是不允許也是不可能的。農民逃出毛澤東創造的人民公社體制管束下的奴隸地位，可以種植、養殖致富自己，是毛澤東死了若干年後的事情。在毛澤東時代，越窮越光榮、越窮越革命。在窮困至極的畸形社會主義社會，以大公無私著稱的無產領袖毛澤東，實際上卻是絕密地擁有高出一千多萬人的私人存款聯合起來的超級特大富翁。即毛澤東就是中國大陸地區裡如同大型食蟻獸站在億萬小小螞蟻中的驚人超級特大富翁，體型差別實在太大。
1957年11月，毛澤東在莫斯科公開發表演講反對改善人民生活：「有人說窮是壞事，我看窮是好事。越窮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時代是不堪設想的……熱卡太多了，人就要長兩個腦袋四條腿了。」說窮是好事，是政治表演，也是毛澤東思想的精華所在——越窮越要革命。
但讀者必須記住，窮別人是好事，可不能窮毛澤東及其身邊的人、家裡的人。如果從「越窮越要革命」反推回來，富翁毛澤東早就不要革命了，他只是盡力維護自己的權力地位而已。舉例而言，1959年毛澤東人禍大饑荒已經顯現，但是毛澤東不但打到了憂慮民間疾苦、反映民間疾苦的彭德懷等人，還開展了無中生有、禍國殃民的反右傾運動，就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地位。結果使毛澤東人禍進一步惡化，造成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饑荒。
1973年6月9日，周恩來視察延安，曾任中共延安地委副書記的土金璋大膽對他說：「總理，延安地區14個縣，130多萬人口，南邊7個縣群眾生活還可以，北邊7個縣群眾生活很貧困。最近我到子長縣李家岔村去看了一下，那裡的群眾連苞穀麵都吃不飽，其中有一家五口人合蓋一床被子。」
「戰爭年代都沒有這麼苦！這是為什麼？」周恩來很震驚。
「這可能和政策有關係。老百姓在院子裡種幾顆南瓜、苞穀，也都被鏟掉。」
周恩來說：「延安人民用小米哺育了我們，全國解放24年了，延安人民的生活還這麼苦，我們對不起延安人民。」
毛澤東要求「全國農業學大寨」，自家院子裡種東西，絕對不是社會主義大寨模式的東西，那是資本主義的尾巴，屬於鏟掉之列，周恩來也不能逆毛澤東之意而行。
陝北老鄉真苦，一家六七口人，只有一兩床棉被，孩子們就靠著燒熱了的炕席過夜。除了年節，一年四季炕桌上的菜總是老三樣：一碟鹽，一碟辣子，一碟酸菜，客人來了，把那碟酸菜添得上了尖，就算招待客人了。為了省燈油，燈盞裡常常是半截子油半截子水，水沉到底下，油浮在上頭，有水的冷卻作用，燈火不至於太旺。糧是隊裡種的，布是自己織的，現錢是很難分到手的。到年底分紅的時候，有的隊裡把分錢戶跟欠錢戶一一相抵，就算平賬了，因為欠錢戶永遠拿不出錢來，所以分錢戶也就永遠拿不到現錢，大家都習慣了。
毛澤東既然是超級特大富翁，花起錢來自然有超級特大富翁的派頭。從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澤東先後9次提取了38萬元人民幣和2萬美元給了江青；從1967年至1976年5月，毛澤東先後5次提取15萬元給張玉鳳，給護士吳某2.5萬元。毛澤東還曾先後兩次送給汪東興4萬元。江青、張玉鳳、護士吳某都是女人，汪東興則是負責毛澤東安全保衛的總頭目。貼身女人與保鏢頭，無疑是要特殊打賞的。
1975年，毛澤東還讓手下人給賀子珍送去2萬元。對於這位1928年取代「人間知己」楊開慧妻子位置、然而到了1937年還是被自己拋棄的老情人，女兒李敏的母親，超級富翁毛澤東賞點錢安慰安慰她，倒是不費什麼勁。
雖然毛澤東揮金如土，但是他說自己討厭錢。請看《毛澤東人生紀實》的一段描述：「毛澤東經常在生活上關心身邊的工作人員，在警衛人員為他開列的經濟支出表中，專門有一項就是幫助生活困難的同志。有一次，毛澤東正在看文件，見李銀橋遞來牛皮紙袋，就像接公文一樣接過去，準備掏出來看。「給老張的錢，主席過過目吧。」話音未落，毛澤東神色有變，就像無意中抓了一隻癩蛤蟆那麼糟糕，一下子就把牛皮紙袋扔開了。「拿開！交代了你就辦，誰叫你拿來的？」毛澤東皺起眉頭搓手，好像指頭髒污了，「我不摸錢，以後你要注意呢！」
李銀橋離開毛澤東到天津工作後，也時常回北京看望毛澤東。一次交談中，毛澤東聽說李銀橋家鄉遭了災，便吩咐秘書從他的稿費中支出1000元幫助他。當秘書將裝有錢的牛皮袋放到毛澤東的桌子上時，毛澤東遠遠地比劃手勢，說：「你拿去，可以解決一些困難。」「不行，主席，我不要，我不缺錢，我不能要。」李銀橋連連搖頭。毛澤東多次幫助過他，他實在不好意思。「怎麼，你是要讓我摸錢嗎？」毛澤東做出抓那隻牛皮紙袋的樣子。「不，不，我要，我自己拿。」李銀橋趕緊拿起了那裝有1000元的牛皮紙袋。毛澤東說：「這就對了。你還記得，我不摸錢，我就討厭錢。」]
粵、贛、湘、鄂、川、渝、晉、皖、蘇、滬10省市15個縣到1976年底為止的人均儲蓄存款餘額，最高不到18元，最低2元以下，一千多萬人平均不到5元，與之相比，超級富翁毛澤東給江青、張玉鳳、護士吳某、汪東興、賀子珍，以及給老張、李銀橋等身邊工作人員的賞錢，都是驚人的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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