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19日訊】在毛澤東五大秘書中，田家英是最年輕的一個，也是中南海內最早死於「文革」的高級幹部。長期以來，人們所知道的是「含冤自盡」這樣一個死因。但近年境內外媒體卻出現了新的說法，認為田家英死於他殺，並言之鑿鑿地拿出了「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檔案局」等權威部門的檔案文件為證。一時真偽莫辨，議論紛紛。
那麼，田家英到底是自殺還是他殺？這一事件的歷史真相究竟為何？
有關當事人和知情者提供的重要細節，揭開了田家英之死的驚人內幕。
中南海內何以響起「槍聲」
較早提出田家英被人槍殺這一說法的，是香港《爭鳴》雜誌的資深記者羅冰，此人以「大陸報道權威」出名。他在該雜誌2002年2月號上發表了《毛澤東涉暗殺田家英案》的奇文，竟也有許多人信以為真，所以不可忽視。
首先是「檔案」的真偽。羅氏用以佐證「他殺」的根據是來自「中央檔案」，並煞有介事地列出了這幾份「檔案」：中共中央組織部外調1978.7-006612號；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1980.4-00174號；中共中央檔案局1980.4-009014號；中共中央辦公廳1980.9-00797號，皆為「頂級」。且不說有關「文革」的絕密檔案當時並沒有解密，即便「開禁」，國內研究者非經批准恐怕也難以看到，更何況一個香港的普通記者，而且一下子得到4份之多！值得注意的是，羅氏並未說明獲取這些文件的渠道,也沒有檔案原件的圖影為證，不免令人生疑。據一位曾長期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並親自編製過檔案的人士說，中央機關的檔案，除了正式的中央紅頭文件是按時間用中發（年）字排號外,其他的中央文件特別是中央直屬機關的文件，其編號中均應有部門類別（如中辦、中紀、中組、中宣等）與體裁等標記。而羅冰文中所列的中央文件沒有依照特定的格式和編號，顯得不倫不類，這是不合規範的。
其次是涉及的內容。任何真實的檔案，其內容必然與當時的歷史環境、人物、制度等情節切合，情節的真實是檢驗檔案真偽的重要標準。情節不真實的檔案，無論它編造得如何生動，都是沒有歷史價值的偽品。
那麼，羅冰在「密檔」中編織了多少駭人聽聞的情節呢？
所謂「中共中央檔案局檔案」聲稱是汪東興的筆錄，其中寫道：「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談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5月23日上午10時，我和內衛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傳達了主席的關懷，問他有什麼想法……當時氣氛激烈，內衛朱國華失控，朝田家英開了一槍。我即招呼警衛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隨即向主席、總理作了報告……」
所謂「中共中央組織部檔案」稱：「田家英接到中央要來人和他作最後一次挽救性談話的電話后，約一小時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槍開槍自殺的。槍聲驚動了警衛。汪東興接獲警衛報告后，和內衛朱國華趕到現場，證實田家英已死。」
所謂「中辦檔案」的記載更離奇：「華國鋒就有關檔案失落事件，在1978年7月，曾二次追問過汪東興。汪東興說：田家英當時從身上拔出手槍時，我暗示內衛下手的，否則我可能早已死了，今天你恐怕也不會在主席的位子上。（毛）主席是知道整個過程的……」
幾件檔案，幾種說法：田家英死於用手槍自殺、內衛失控誤殺、汪東興下令射殺，唯在田家英因槍擊而死這一點上都是一致的，而且「槍聲驚動了警衛」。有知情者描述，乾隆御筆「永福堂」，地處中南海的核心部位，幾十步外就是西樓辦公區，永福堂的西門就斜對著西樓辦公區東入口的高台階，這裏就有一個哨位；而且，與永福堂相鄰不遠就是陸定一、胡喬木、董必武等人居住的院子。如果永福堂內真有一聲槍響，必然驚動這些地方，那麼田家英之死馬上就將不是秘密，而且所有對這一事件的處理結果將完全是另外一種樣子。據當時到達現場的目擊者後來證實，田家英身上既無槍傷，也沒有發現任何血跡，中辦更不存在一個叫朱國華的內衛。因此可以肯定，那天上午，中南海永福堂內沒有「槍聲」。
「檔案」都指向一個關鍵人物汪東興。如果是汪東興「暗示內衛下手」，則汪無疑成為殺人兇犯主謀，可至今尚未聽說追究他的刑事責任；況且以汪東興的政治閱歷，他能做出這樣的事嗎？而事實上，汪東興那天上午並沒有到過出事現場。據查，1966年5月23日上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決定：（一）停止彭真同志、羅瑞卿同志、陸定一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楊尚昆同志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職務，以後提請中央全會追認和決定。（二）撤消彭真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陸定一中央宣傳部部長職務，決定成立審查組，審查問題。（三）決定葉劍英同志任中央軍委秘書長。出席此次會議的有在京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和直屬機關、各部委負責人。當時在人民大會堂的警衛和服務人員證實：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一早就在中央開會的現場，一上午都沒有離開。汪東興難道有分身術，可以在同一個時間里出現在兩個距離七八公里的空間？「秘密檔案」製造者的傑作，只需「沒有作案時間」這一條簡單的偵查法則，就可以完全否定。
可是，後來情況表明，那時的確有人到過中南海永福堂，且不止一人……
田家英一案之所以顯得撲朔迷離，首先在於境外別有用心的人妖言惑眾，造出一個另類版本，掩蓋了事實真相；其次是關涉部門和個人，沒有對這種杜撰行為作出任何回應，這就難免不讓人相信，以致謬種流傳；還有一個原因–據當年曾親自參与處理這一案件的戚本禹分析：國內有幾個亦應為此案負歷史責任的人，卻為掩飾與其個人品質有關的某些東西，不斷在胡編亂造。他們出於個人目的，一會兒把田家英描繪成「魔鬼」，一會兒又將他說成「聖人」。其實「田家英不是魔鬼，也不是聖人，他是個實實在在的人」。
「篡改主席指示」
田家英本名曾正昌，1922年1月4日出生於四川成都。他3歲喪父，12歲喪母，以「走遍天下路，讀盡世上書」為座右銘刻苦學習，很早就向報刊投稿，發表詩歌、散文和評論，「田家英」成了他的筆名。他在報紙上曾與一姓劉的教授論戰並大獲全勝，令川中人刮目相看，被稱為有「過目不忘」之才的「神童」。1937年，田家英因參加抗日活動被學校開除，在地下黨安排下奔赴延安，進陝北公學學習，第二年畢業留校成為最年輕的近代史教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田家英最初引起毛澤東注意，是他在1942年1月8日《解放日報》上發表的雜文《從侯方域說起》，談的是明末清初文人侯方域抨擊閹黨、針砭時弊的鬥爭精神。毛澤東從這篇文風老辣的文章中，看出作者深厚的文史功底和敏銳的思想，就向人了解田家英的情況。1946年，毛岸英從蘇聯回國時，中文基礎較差，毛澤東便讓與自己長子同歲的田家英，在工作之餘來當兒子的文史教員。
1948年，老秘書胡喬木推薦田家英做新秘書。自此，田家英來到毛澤東身邊，擔任政治秘書18年之久。田家英為人忠厚老實，細緻幹練，深得毛澤東的倚重。他的存摺、稿費、印章等都交給田家英管理。在處理群眾來信時，重要信件送毛澤東批閱，並將毛澤東的親筆回信重抄一遍再寄出去，使許多珍貴資料得以保存。
毛澤東寫完詩詞后，有時覺得寫得不好就會隨手揉成一團扔進廢紙簍。田家英總是把這些「廢紙」撿起來，時間一長就積累了不少。1963年，在為毛主席編輯《毛澤東詩詞》一書時，田家英拿出從字紙簍里撿回的一首詩給毛澤東看，毛澤東看到這件十幾年前的舊作，哈哈大笑：「嗬，我還寫過這麼一首詩！現在看寫得還可以，收進去吧。」這首詩便是後來家喻戶曉的《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田家英對於古詩詞的鑒賞力讓毛澤東視為知音，他們常常切磋；有時毛澤東忘記某個作者或某句話的出處，也寫信請田家英幫助查找。毛澤東致田家英的親筆書信多達25封。
熟悉毛澤東著作的田家英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並擔任1-4卷987條註釋的主編。從選定文章到撰寫註釋，直至校對、印刷，他都不分巨細，一絲不苟。這樣，四卷雄文終於在1960年9月全部出齊。1964年，田家英建議出版適合農村幹部、一般幹部和解放軍戰士閱讀的普及本，中央採納了他的建議，並由田家英主持編輯出版了《毛澤東著作選讀》3種版本。田家英為毛澤東思想的宣傳普及作出了重要貢獻。
田家英更多的是起草電文和講話稿，從上世紀50年代后，毛澤東的大小文稿，大多出自田家英之手，曾有毛澤東「筆魂」之譽。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要致開幕詞。陳伯達給毛澤東準備了一個講稿，毛澤東嫌其文字太長離題太遠，沒有採用。開會日期很近了，毛澤東要田家英重新起草一個講話稿，「寫得短些，有力些」。田家英用了一個通宵寫了出來。開會那天，毛澤東總共才有兩千來字的開幕詞，竟被34次熱烈掌聲打斷。其中的華彩段落成為警句：「即使我們的工作得到了極其偉大的成績，也沒有任何驕傲自大的理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我們應當永遠記住這個真理。」會議休息的時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澤東面前，稱讚這個開幕詞簡短有力，鼓舞人心，寫得好。毛澤東很坦誠地說：「這不是我寫的，是一個少壯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書。」
田家英是自學成才的一個典範。他因在文史和理論方面的極深造詣，擔任了《紅旗》雜誌常務編委、中共黨史編委會委員、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同時兼任國家主席辦公廳、中央辦公廳、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副主任等要職。
毛澤東十分關心田家英的讀書學習，曾經叮囑他「如有時間，可一閱班固的《賈誼傳》」。毛澤東佩服這位英年早逝的西漢大儒，說賈誼「年少崢嶸屈賈才」，也希望自己年輕的秘書能夠像賈誼那樣發揮自己的才華，做一個有骨氣、有創見的人。田家英牢記主席的教誨，曾作一首詩曰：「十年京兆一書生，愛書愛字不愛名。一飯膏粱頗不薄，慚愧萬家百姓心。」然而書生的道德觀念，使他選擇了一種充滿危險的行為方式–犯顏直諫，從不迷信盲從。由此也為他的悲劇人生埋下了伏筆。
1959年春，田家英到成都郊區蹲點，發現幹部謊報「畝產3萬斤」，他頂住壓力，要求不能按吹牛的指標徵購，為此還和西南局書記李井泉發生衝突，后經毛澤東的說和才緩和了矛盾。田家英曾說：「如果可能從頭再來，我會嘗試另外一種社會主義。」這在當時可謂石破天驚。
在當年的廬山會議上，田家英同情彭德懷，曾給張聞天打電話，婉轉地透露了「上面」對彭德懷意見書的不同看法，勸張聞天發言時要注意，「有些問題就別講了」。田家英並對人說，他離開中南海的時候，準備向「主公」提3條意見：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後有人來議論；三是聽不得批評，別人很難進言。這些事惹怒毛澤東，曾被立案審查。1962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點名批評田家英，說他不去修改《農業六十條》，反而贊成包產到戶。這是田家英政治生涯中的又一次重大挫折，從此很少再起草文件。
田家英的書生氣和正直秉性，在關於《海瑞罷官》的評價上表現得淋漓盡致。當時江青向毛澤東提出，吳晗的《海瑞罷官》有問題，要進行批判。毛澤東要田家英讀一下《海瑞罷官》劇本，並且提出自己的意見。田家英看過劇本以後，沒有附和江青的說法，而是向毛澤東報告說，吳晗寫了一個敢於犯顏直諫的賢臣，他看不出《海瑞罷官》有什麼陰謀。
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章發表后，田家英對這樣的批判不以為然，而毛澤東卻很讚賞。田家英忍不住對毛澤東說：「主席，希望您能多聽一些不同意見，親賢臣，遠小人……」毛澤東笑容頓斂：「噢，這麼說我已經聽不得反對意見了？」田說：「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提醒主席。」毛澤東道：「聽你口氣，賢臣起碼算你一個，還有彭德懷、楊尚昆、羅瑞卿，吳晗算不算？」田家英聽了，低頭不語，獨自吞下「主公」盛怒帶給他的苦果。
同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陳伯達、艾思奇、胡繩、關鋒、田家英五「秀才」開會，討論全黨學習6本馬列經典著作問題。其間毛澤東談到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和戚本禹的《為革命而研究歷史》這兩篇文章，「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3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歷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陳伯達當即給江青打電話報告了這一喜訊。但當關鋒將整理好的紀要交給田家英再次修整時，田認為這段話與討論的議題關係不大，就刪去了。關鋒將此事向江青告了密。江青罵田家英「老右傾」，於是給他安了一個足以置之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指示！」她和陳伯達還專門呈交毛澤東一份報告，要求處理田家英。
風暴前的中國政治舞台上，已是雷聲滾滾。田家英的悲劇命運，不可避免地到來了。
「三人小組」來到永福堂
1966年3月，田家英列席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后，本想向毛澤東彙報工作，毛揮揮手說：「我都知道了，我問你，彭真同志批發我的同陳伯達、艾思奇五同志的談話是不是你整理的？」田說是的，毛冷笑道：「整理得很好，就是漏掉了關鍵一句。楊尚昆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即所謂中南海「秘密錄音」事件)你知道嗎？」田回答不知，毛沉下臉說：「我料定你會這麼回答，好了，你回北京去吧，今後我不找你，你也不要來見我。」從此田家英坐了「冷板凳」。
《五一六通知》經中央政治局通過後，決定成立由周恩來任組長的專門工作組，負責審查彭真、陸定一、楊尚昆3人的問題，羅瑞卿的問題則歸軍委審查，由林彪負責。此時，由陳伯達、江青呈送毛澤東的「田家英刪掉主席批判《海瑞罷官》指示」的信件和公安部關於田家英「一個特殊問題」（據傳是「斂藏文物」）的報告。已由毛澤東批交中央政治局各同志處理。由於田家英作為毛澤東秘書的特殊地位，中央政治局決定，在彭、羅、陸、楊審查組之外，再設一個審查小組，專門審查田家英的問題，組長由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擔任，組員有新任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王力（原中共中央聯絡部副部長）和戚本禹（原《紅旗》雜誌歷史組組長）。
1966年5月22日，星期天，上午。安子文在中組部對應召前來的王力和戚本禹說，總理交代馬上要找田家英談話，要他停職反省。經毛主席同意，由戚本禹同志接替田家英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主任。他的工作，特別是毛主席的手稿，整理交接不要出差錯。
下午3時左右。三人小組來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的寓所兼辦公室。當時田家英不在家，只有夫人董邊在。董邊時任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中國婦女》雜誌社編輯室主任，曾是安子文的老部下，兩人很熟。但由於事先沒有打任何招呼，她似乎對突然造訪有些緊張，說：「家英同逄秘書出去了，一會兒就回來。」倒了茶水招待。
約半個小時田家英和逄先知回來了，一看到3個人，他臉上顯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招呼田家英坐下，又叫董邊和逄先知也坐下，然後說：「家英，你犯了錯誤，中央收到反映，現決定即日起停止工作，進行檢討。你的工作、文件，特別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給本禹，等一會兒就辦交接手續。」安子文說，「你的問題多大，怎樣處理，要根據調查結果和你的態度決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這幾天就在家裡反省，不要出去了。」田家英問安子文，他從那些方面開始檢查？安子文說：「你自己先想想，從廬山會議到現在，自己有哪些錯誤。」
戚本禹曾回憶，在整個談話中，安子文的態度都是平和的，他只談田家英有錯誤，但未談到《海瑞罷官》的問題，也未談公安部的報告，更沒有說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的話，「田家英當時流露出的表情是無奈和委屈」。
戚本禹當時在田家英的家裡與汪東興通了話，告知安子文與田家英談話情況，要他派機要人員來協助清點文件。汪東興遂派中辦機要室機要員王妙瓊到場，還指派中央警衛團政治部辦公室主任張純協助戚本禹工作。
王妙瓊是在下午4點鐘左右到永福堂的。安子文、王力先離開了，戚本禹隨後去了汪東興的辦公室。五六點鐘，戚本禹接到王妙瓊電話，說田家英處的文件已清點完畢，還說文件早就整理過，很清楚。戚叫她與逄先知辦好交接手續，等星期一上班，把中央文件交機要室，來信來訪文件交給他，《毛選》第五卷排印稿存放甲樓。
董邊回憶，來人都走後，田家英和她仍在清理有關的文稿。田家英從抽屜里拿出一個紙質粗糙的小本子，內容是胡喬木在延安記錄的周恩來在整風時期的講話。建國初田家英曾從胡喬木那裡借來筆記，並讓董邊謄錄了一份。他對董邊說：「這個交不交？交了是不是會連累你？」董邊說：「交，我不怕。」田家英特意在董邊眼前舉了舉，才放進要上交的文件堆中。
田家英還打開了一個從未打開過的藍布面盒子，裏面裝的是毛澤東的墨跡。一張張一頁頁，都裝裱得非常仔細、整整齊齊。這是他做毛澤東秘書後，一點點收集的。有的是毛澤東寫給他的，有的是毛澤東當他面寫下又準備棄置不要的，但他都沒有丟掉而是收了起來。因為田家英酷愛毛澤東的書法，同時他認為這些文字說不定什麼時候會派上用場，例如毛澤東《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就是保存在這隻盒子里的，沒有田家英的收集，世間將不會流傳下毛澤東這首氣勢如虹的佳作。以往，田家英時常撫摸著精製的盒子對董邊說：「這是咱們的傳家寶，也是國寶。」此刻，他獃獃地盯著盒子，思緒異常複雜，是否也要把盒子交出去呢？猶豫之後，他把盒子放回原處。或許，他認為這不屬於「文件」；或許，他太珍愛它們了，不忍交出。在難熬的夜晚，田家英問董邊：「中央把我當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我看是當成敵我矛盾了。」
在戚本禹回憶中，這天深夜11時許，田家英給戚本禹打來電話，說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記的遺留文件。戚說，那麼我派人來登記。田說，不，要親自給你交代一下。戚說那好，我馬上帶王妙瓊到你那裡。
因為文件交接要經過田家英的秘書，戚本禹便到永福堂東廂去找逄先知一起來。田家英見此機會，馬上跟過來，在衛生間拐角處緊張地問戚本禹：究竟出了什麼事，是誰在害我？這是一種違反紀律的違規操作，田家英所以敢這樣做，是因為他們兩人有多年的交往這層關係。戚本禹從1950年進中南海起，就是田家英的部下。但幾天前戚本禹剛為田家英的問題挨了批評，說戚是「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所以當此次深夜田家英打問消息時，戚也不敢說什麼話。不過，戚本禹分析，「按他對毛澤東的了解，他知道，沒有毛澤東的同意，是誰也不能讓他停職檢查的」。
但據田家英的夫人董邊和當時的秘書逄先知後來說，他們都沒有當夜和戚本禹接觸的記憶；而是戚主動打來電話，要田家英去秘書室簽字，田很生氣，掛斷了電話。中辦機要員王妙瓊亦在田家親屬就此事詢問時說，她也沒有在那天夜裡和戚一起去到永福堂的印象。這也許永遠是一個謎。
最後遺言「士可殺而不可辱」
1966年5月23日凌晨，董邊到田家英的卧室，見他斜倚在床上，似乎徹夜未眠，陷入難以自拔的思忖。便勸慰他說：「你的情況主席都了解。有什麼事慢慢總會搞清楚的。」妻子的撫慰，使田家英的內心更添一重凄楚，他欲言又止。
幾十年相濡以沫，田家英很了解自己的妻子。雖說她也是延安時期就參加革命的老幹部，但自己的工作性質，決定了在一些問題上，無法求得最親近的人的理解與溝通；此時此刻，更難用幾句話給妻子解說明白。這使他內心分外痛苦。
董邊當時並沒有把田家英面臨的問題看得有多麼嚴重複雜。因為他遭受的挫折不止一次了；同時感覺丈夫心境似乎比昨晚平靜了一些，見上班時間到了。便匆匆走了。戚本禹後來對這個疏忽檢討了自己。「我應對這件未了的歷史要案承擔應負的責任。至少，我當時應向安子文建議，讓董邊留在家中照顧田家英。我忽略了這一點，是嚴重失職。」
在董邊離開后，田家英是如何度過棄世前的那個上午的？
葉永烈在《毛澤東的秘書們·秘書田家英》中，曾作了如是描述：「就在這一片安靜之中，田家英在『永福堂’小院里，獨自度過了人生的最後一個上午……安安靜靜，電話鈴聲未曾響過，也未曾有過一個來訪者。」可真實情況並非如此。
據曾經採訪過董邊和何均的王凡撰文說，「那天上午，卻的的確確有人來過永福堂的田家英寓所，他就是田家英在延安時就共過事、解放后仍關係密切的老友何均。」
王文稱，在延安中共中央宣傳部時，何均就和田家英在一起工作。幾乎在田家英任毛澤東秘書的同時，何均擔任了朱德的秘書。新中國成立后，他們都工作在中南海。
5月23日上午8時許，何均上班路過永福堂。因前一天晚上他聽汪東興宣布了田家英停職反省的決定，便急切地想去看看田家英。就在前不久，田家英還同何均出中南海東門，沿故宮河沿至王府井舊書店，一路談了許多。江青、陳伯達的日趨活躍，使他們感到形勢將有變化，心頭有些壓抑。此次永福堂會面，何均的本意是想安慰安慰老朋友，可兩人心頭都被山雨欲來的濃霧所籠罩，而且又無法預料這場風暴會波及誰：以往見面便滔滔不絕的他倆，竟久久相對無語。偶爾交換一兩句，更添凄愴氣氛。
何均在田家英處坐了好一會兒，才起身欲走。可田家英非要他再坐會兒。但坐下后，兩人依舊話語不多。過了片刻，何均又要走，田家英再度挽留，「如是者有三四次」。最後，何均見上班時間已經過了很久，就告辭了。田家英送何均出了永福堂院子，幾乎快要到他的辦公室才回去。
何均只追憶出田家英當時說的最後一句話：「士可殺而不可辱。」
那天上午，田家英的秘書逄先知有事外出。在永福堂院內的只有田家英的專職公務員陳義國。陳打好開水，拾掇好房間后，一般就待在自己的耳房聽候田家英有事的招呼。
平日的永福堂，只要沒有客人一向都是很安靜的。田家英的兩個女兒都上學。且平時也不住在永福堂。在何均離開后，田家英又做了些什麼。誰也不曾看到。
吃午飯的時候。公務員陳義國從小灶給田家英打好了飯菜，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見田家英來吃。田家英沒有外出的事先安排，也沒有任何交代就不見人了，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他隨即找到秘書室副主任陳秉忱的辦公室，報告「主任不見了」！
當時秘書室行政科長路輝也在陳秉忱的辦公室，他們一面讓陳義國繼續尋找，同時分頭往田家英可能去的地方打電話詢問。然而，最後彙集的情況仍是田家英下落不明。他們有點慌神了，因為前一天晚上他們都參加了汪東興召集的通風會。都知道田主任出問題了。但誰也沒往更壞處想。
又過了一段時間，陳義國來報告說：永福堂院內毛主席書房裡好像有人。但因為書房內很暗，白天進去都要開燈，所以看不清楚。陳秉忱和路輝帶了一位行政幹事隨陳義國來到書房前，發現門從裏面鎖上了。他們砸開窗口跳進藏書室，屏風后的情景頓時令他們都驚呆了……
顯然，田家英吊在那裡已經較長時間了。當時，他們急忙把田家英解下來，鬆開外衣，用人工呼吸和口對口吹氣進行搶救，但終因死亡時間過長，無法起死回生。於是，他們打電話到人民大會堂向正在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汪東興等人報告。此時是下午兩點左右。汪東興、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等坐車趕回中南海永福堂。戚本禹在《田家英被暗殺？自殺？–一宗至今未了歷史要案》中披露：「田家英在解下時，舌頭外伸，脖子上有印痕，明顯屬於自縊。當時到現場的人，無論是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還是中央領導人，誰都沒有發現他身上有槍傷，也沒有在毛澤東的藏書室或田家英的辦公室發現任何血跡。當時所有到場的人都感到田家英不該這樣，沒有人幸災樂禍的。」在現場發現了一個喝過的茅台酒瓶，田家英襯衫口袋裡有一份用紅色鉛筆寫的遺書。其中一句是：「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沉海底。」
田家英自殺的事。隨後報告了周恩來等在京中央領導以及尚在外地的毛澤東、江青。據說毛澤東在得知田家英的死訊后曾說：人死了，不能復生。他在我身邊18年了。從五六年以來，歷次政治大事件中，他都有主見。後來，他和彭（德懷）、彭（真）、楊尚昆搞在一起……
董邊回憶，當天下午3時左右，她在班上不放心田家英，正準備回家時，接到中組部長安子文的電話，要她立即到中南海西樓會客廳去。「西樓會客廳是少奇同志接待客人的地方，為什麼要我到那裡去？」董邊猜測可能是與田家英的事有關，心裏怦怦直跳。
走進西樓會客廳，只見安子文、汪東興等人已在室內。安子文向董邊直言宣布：田家英畏罪自殺。這難以置信的消息，如五雷轟頂，使董邊一下墜入萬丈深淵。
他們一定要董邊去看一下屍體，並且不斷發問：「田家英死之前說了什麼沒有？」「要不要到醫院去驗屍？」董邊此時腦子裡已是一片空白，只是機械地回答說：「一切由組織決定。我服從組織。」
在平日存放毛澤東圖書的西房內，田家英遺體蓋著那條鋪用了多年的藍色床單。有人拉著董邊的胳膊往前拽。非要讓她看清楚一點不可，認可自殺的事實。
床單被揭開，董邊看到了田家英那僵滯鐵青的面孔，一向充滿生氣的臉，堆滿毫不掩飾的無盡痛楚和悲憤。年僅44歲的丈夫，一縷英魂已隨風飄逝。她再也無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失聲痛哭……
田家英的遺體隨即被送去火化。董邊一家當晚搬出了中南海。
多年後，毛澤東曾懷念起這位跟隨了自己18年的秘書。嘆息著說了句：「田家英其實也沒有什麼問題。」
1980年3月28日，中共中央為田家英平反昭雪，並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隆重追悼大會。鄧力群代表中央致悼詞說：「田家英同志是一位經過長期革命鍛煉，忠於黨、忠於人民，有才學的優秀共產黨員。他為共產主義奮鬥做了大量工作。幾十年的實際行動證明，家英同志確實是一個誠實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氣的人。」
文章来源：摘自《文史精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