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9日訊】（美國之音報導）發生在1959到1961年的大饑荒，雖然在中國教科書中有所記載，但往往語焉不詳、敘述簡單，更沒有細節的呈現。北京草場地工作站的「民間記憶計劃」正在用攝像機打撈歷史，以免「不被記錄的記憶」被永遠深埋。
紀錄片播映開始了。銀幕上，導演羅兵從地上拾起一本年少時讀過的教科書，並翻到書中有關「三年自然災害」的描述。對於一個造成數千萬人死亡的大饑荒，上面只有寥寥數語。
正是這種現象促使吳文光在2010年啟動了「民間記憶計劃」。56歲的吳文光被稱為「中國獨立紀錄片之父」，曾多次在國際上獲獎。而參加「民間記憶計劃」的則是20多名「85後」年輕人。他們返回父輩生活的村莊，用攝像機記錄了親歷者的回憶。
在剛剛過去周末，他們的成果–六部紀錄片，在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進行了展映。吳文光說，如果不做這項工作，老人們的挨餓記憶將被掩埋在塵土裏。
他說：「他們大部分沒有文化，他們更是遠離報紙、電視廣播或者一切的媒體。他們幾乎白白的在三年裏邊經受了挨餓，之後又面臨著一個被遺忘、被掩埋的過程。所以‘民間記憶’以這個歷史的記憶作為一個切口，開始回到村子裏邊。」
親歷者講述饑荒年代
鄒雪平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新媒體專業。她拍了兩個堪稱「姊妹片」的作品：《饑餓的村子》和《吃飽的村子》。前一部記錄了大饑荒時期她山東老家的故事。
鄒雪平說：「比如說宋秋英，今年85歲。她說，她兒子最後餓死的時候躺在炕上，產生幻覺了，覺得他的邊上有一碗飯。兒子拍了幾下炕說，娘你怎麽不給我吃的呢？她就說，我有吃的不就給你吃了麽，還讓你餓著麽？然後兒子就說，娘我死了你別哭啊！」
當時的淒慘景象是現在年輕人無法想像的。有人說，只知道過去村裏日子比較苦，但沒想到這麽慘。
在鄒雪平的片子裏，老人們有這樣的回憶：「有些老人說，家裏爹死了然後他也跑不了墳上去送他，(餓得)走到半路就跌倒了。有的餓得都不能哭，沒力氣哭。村裏面死人的時候沒人擡，把人放在拖子上，村子裏只有一頭牛，用牛拖到墳上去。沒有棺材，什麽都沒有。」
據鄒雪平的不完全統計，當時山東省陽信縣鄒家村有41戶，165口人，共餓死37人。
50年前生理饑餓 如今心靈饑餓
鄒雪平這次參映的片子是《吃飽的村子》，講的是村民們在看過《饑餓的村子》一片後的反應。有意思的是，雖然在《饑餓的村子》裏接受采訪的老人都認為拍得不錯，但他們對該片是否應該在國外放映卻意見分歧。
有人認為，把醜事拿到國外去說對中國不好，會讓人嘲笑。有的甚至說，這是對毛主席的背叛。這樣的評論引起鄒雪平的進一步思考。
她說：「老人是50年前肚子挨餓，但是現在是肚子往上是挨餓的，包括我的家人也是一樣，他們也反對。我覺得好像人都吃飽了但是還是依然在挨餓當中。」
她認為，這段歷史應該讓更多的人知道，以避免悲劇重演。
到目前為止，這項計劃已經在10多個省份裏采訪了600多位老人。用吳文光的話說，這只是「歷史冰山的一小塊兒麟爪而已」。
他說：「記憶這個東西，很多人習慣性遺忘，不想驚動它。但是有人還是等待你過去問，他才講。所有這些老人都是第一次有人坐在他面前，打開攝像機，傾聽(他們)。」
拒絕遺忘的老人
羅兵在采訪中遇到了一個拒絕遺忘的人–任定其。任定其用10年時間寫下20多萬字的《天地無情回憶錄》。任定其告訴羅兵，他看過一些教科書，覺得那樣記錄歷史「不對頭」。
任定其的回憶錄，用工整的藍色圓珠筆密密麻麻地寫在作業本上，記錄了當年饑餓的殘酷故事。一開始，他並不想把回憶錄公諸於世，怕又跟文革一樣，被打成反革命。
在羅兵的紀錄片《羅家屋：我和任定其》裏，任定其最後才把回憶錄拿出來讓羅兵拍攝。
絕大多數片子都是對現實的真實描述，但也有例外。吳文光排演了一個關於記憶和饑餓的舞臺劇，而參加演出的章夢奇也參與了紀錄片拍攝。這位舞蹈演員在她拍的片子《自畫像：47公裏》中，就穿插了一些舞臺劇畫面。
為死者建墓碑
「民間回憶計劃」已經超出了單純的紀錄片拍攝和制作。鄒雪平和章夢奇還通過募捐和自費，在村裏為大饑荒死難者修建了墓碑。
這項計劃還在繼續。參與者說，他們在采訪、制作和播放過程中沒有受到來自官方的阻力。但是他們表示，要想讓這些紀錄片在官方電視臺播映，至少目前還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