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6日訊】聽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橫河。今天和大家討論一下，「從薄熙來的困局看政改不可為和中共不可救」，這裡我說的薄熙來的困局，並不是指薄熙來本人陷入困局，因為這已經是個定論了。而是指的由薄熙來引起的中共政局的困局。從短期看的話，周永康作為政治局常委當中，唯一一個反對處理薄熙來的人，會利用一切機會進行反撲。最近幾天發生的查處網絡謠言，有人認為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因為中共自己宣稱，從2月中旬以來說是北京公安局刪除了20多萬條有害網絡信息，逮捕了1,065名相關人士，警告了3千多家網站，關閉了70多家網絡公司。
一方面是網絡空間的收緊，這個本來就是中共的本性，因為中共一直是對媒體網絡控制的很嚴，所以現在很難說這是哪一個派系所為；那也可能是各派為了保住中共的統治，而達成的一致，就是不允許再讓民間觀看和評論高層的權力鬥爭。但是從另外一方面看，最近海外對溫家寶本人和胡、溫的攻擊明顯加強，顯然這一點就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周永康以及整個江派的所為，或者江派殘餘剩下的一些人的所為。從長期來看的話，中共內部權力的再分配、派系的重組，意識形態和理論體系的漏洞百出不堪一擊，以及統治合法性危機等等，只會通過這一次重慶事件加重而不可能減輕。不僅僅是針對民眾的所謂「維穩」成了大問題，它自己內部的大規模的動盪也會愈演愈烈，這個趨勢基本上可以是肯定的。而未來中國政局的走向，又和這次重慶危機的解決方案緊密相關。因為重慶危機現在並沒有解決，就是最最起碼的連王立軍的解決方案都沒有出來，不要說薄熙來了，更不要說跟他這個系統往上牽涉到的周永康。
我們今天就把目前的形勢進行一次分析，這個分析只做客觀的分析，就是現在事實做一些分析，我認為至少有三種可能的走向。
不動體制能做什麼
第一個走向是，不動現有的體制能夠做什麼，這個走向是最具有可行性的，而且它的效果立刻就可以看到。它的問題是沒有解決這件事情的根本，可以說它是一種權宜之計。當然，即使是權宜之計的話，要實行起來還是有一定難度的。
這件事情上，我們以前談過，它是從王立軍、薄熙來、周永康到江澤民整個這一條線的。在這個系統當中，江本人在這一場撼動中國政壇的大地震當中，到現在都一聲不吭，也沒有露面，這個非常不符合他的性格。最後還要搞一個什麼黃麗滿出來給他編一個謊，說在他家裡寫大字。如果說他還能在家裡寫大字的話，至少會給他拍張照片登出來，用某種方式露出來。只讓一個黃麗滿出來這麼說的話，足以證明，要就是說他已經完全喪失權力了，沒有資格再出面或者是拿一張照片出面；或者說他無論是體力還是腦力，都處於喪失功能的狀態，除了他是一個符號以外什麼都不是了。也就是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不考慮他的存在。
薄熙來在這個派系當中，他主要起的是一個門面和形象的作用。就是說由於他在重慶的所作所為，他對某一部分人，包括中央高層和普通民眾中間，都有一定的影響力，這是他起的作用。但是他在中央並沒有實際的權力，就是說如果當時他和周永康的計劃得逞的話，會有中間派和騎牆派倒向他，就和當初一些權貴紛紛跑到重慶去參觀學習捧場一樣。但是現在他一旦倒下，立刻就樹倒猢猻散。就是連他涉嫌資助的司馬南都嚇得不敢出頭了。
這一派真正有實力的是在周永康的政法委的這個系統。第一個走向比較實際的，就是選擇政法委系統的要害出手。這個不需要改變理論，不需要改變制度，就是用現有的法律去執行就可以了。
這裡有很多選項，我就舉一個例子。第一個你可以選一些具有象徵意義的事件，比如說高智晟律師，因為對高智晟律師的迫害是周永康一手製造的。高智晟律師被迫害的起因是給最高當局包括給胡溫寫信，他的啟動因素就超出了他後來在被迫害的這個北京市的範圍。儘管由於他在北京一直是由北京的國保出面充當打手。但是判刑並不是北京國保的權力範圍，而判三緩五到了緩刑最後時刻，又再次收監的話，更是超過了北京市中院的想像力。五年了，他怎麼可能想到還有這麼一個案子在？所以即使是高智晟律師在北京整個期間，對他的迫害至少是北京市政法委所為。實際上我們知道的更高，因為判刑執行到了新疆沙雅以後，不讓親人會見，那就不是北京市政法委的力量可以達到的，也不是公安部的力量或者最高法院的權力可以達到的，因為監獄是歸司法部管的，只有周永康和他的中央政法委有這個權力和這個動機，把手伸到新疆去。
如果這時候能夠做一個舉動，就是釋放高智晟，因為對他的判刑本身是非法的，所以只要重新審理就可以釋放高智晟。這一做就可以既打擊了周永康，又擺脫在迫害高智晟律師當中，胡、溫涉嫌因為高給自己寫信而報復的這種干係。而且它對整個國內的維權人士、人權活動人士和國際社會都有一個交代，所以他至少是一石二鳥或者甚至一石三鳥。這是一種選擇，選象徵意義的。
另外就是選民憤最大的來動手，比如說勞教制度，可以採取強制性的行政措施，取消勞教制度關閉勞教所。勞教制度在中國的爭議是最大的，無論是在法律界、學術界和社會各個階層，都是長期呼籲要取消它，而得不到結果。為什麼它可以去實行呢，就是為什麼可以去做這件事情？因為勞教制度在中國的現行法律和現行憲法當中，它是沒有位置的，它只是國務院轉發的國務院下屬的公安部制定的一個叫做「勞動教養試行辦法」。按照中國的法律就是新的取代舊的。它實際上實行的是1982年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它只是國務院的一紙轉發通知，連國務院的行政命令都不是。因此動它，從法律上看的話它不需要召開人大，不需要改變現行的法律，它完全是國務院行政命令的權限。
如果能夠取消勞教制度，既爭取到民心，又重重的打擊中央政法委和周永康。這是舉兩個例子。這方面可能的選項，其實相當的多。只要找到現行的跟政法委和周永康有關的事件當中，在法律方面最容易實施的就可以去做。當然執行的過程當中會有很多阻力，但是它的難度要遠遠小於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
能否徹底清除薄周江勢力
第二個走向就是，徹底清除薄、周、江的勢力。這裡我們不來討論技術問題，就是如何去做，因為中共內部有的是這種權力鬥爭的高手，在鬥爭手段上和鬥爭的方式上面，包括對外迫害民眾的所謂政治運動，和內部的所謂路線鬥爭，中共在這方面是無出其右者，所以我們不可能去討論技術問題。主要的困難是在什麼地方？實際上就是說要師出有名。就是說去清除它的勢力，要拿出一個理由來，在這個理由當中，第一步所要做的就是對薄熙來的定性。
這有幾種定性方式，第一種方式就是，僅僅涉及到它的家人的腐敗案處理不當和王立軍翻臉發生衝突。這個就是根據上一次我們談到的內部傳達文件的這種試探。按照《紐約時報》張彥的文章，張彥就是Ian Johnson，原來是《華爾街日報》的記者，現在是《紐約時報》的記者，他就談到這個「內部所謂傳達的文件」是一種試探，採用的就是這種處理方式。
網上各種放風也有這種處理的不同版本，包括最近傳說現在證明是薄熙來家密友的英國人海伍德。這個把王立軍和薄熙來的衝突，解釋成是由於調查海伍德的死因的時候發生的。這種說法實際上就把所有的問題限制在薄熙來，到薄熙來為止了。但這種說法很難以服眾，就說它實際上用的是反腐敗的名義進行權力鬥爭的一個老套路，也就是說沿用對陳希同、陳良宇的處理方法。
這種方法它也沒有辦法向薄熙來濫權的受害者進行交代。這裡包括在重慶打黑的時候，被指控為黑社會，但是沒有通過正常的司法程序而被判有罪以致於判死刑的、而且執行了的那些民營企業家、律師、媒體人。這裡有很多例子，比如說李莊，有重慶的原來新聞記者高應樸，他的妻子在星期五向中國維權網證實說，高應樸確實是在2010年7月份被重慶警方抓走的，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判刑3年。他實際上是因為在自己的QQ空間寫過幾篇日記，對重慶的打黑提出批評，結果就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罪判了3年。現在已經服刑一年半了。
另外還有重慶著名的《一坨屎》勞教案的方洪，他的網名叫方竹筍，被勞教；他的兒子方迪被失蹤了。還有就是民營企業家李俊，財產被侵吞，家人二、三十個人被判刑。還有樊奇航被刑訊逼供，最後被處決。這一系列案子，如果說把薄熙來的案子局限在處理家人的腐敗不當的話，這些案子都沒有辦法交代，而這些案子隨時都是可以引爆的定時炸彈。這是用這種方法的第一個難處。
第二個難處，是後患無窮。因為薄熙來和陳希同、陳良宇不一樣，二陳從來就沒有成為某種勢力的象徵。而這個被薄熙來唱紅打黑聚集起來的毛派勢力，黨內外的左派力量，還有一部分人認為可以通過毛式的強勢人物的政治運動的方式，來解決社會不公的弱勢民眾。對於他們來說的話，用腐敗的指控所起到的效果是很小的。如果是僅僅指控在腐敗的話，甚至本身都無法阻止薄熙來的捲土重來。因為一旦政治氣候合適，最高層有人支持的話，是很可能發生的。
所以這種處理方法，他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他的實質還是抱著炸彈擊鼓傳花。更糟糕的是，高層權力鬥爭的惡鬥已經開始了，而且已經全面曝光在國內和國際上，卻不去處理不去面對，它的後果要比事情沒有曝光之前的擊鼓傳花嚴重的多。這等於就是說，公開的表示自己不作為，造成前功盡棄。所以這個定性實際上並不在我們討論的三種不同的走向之內，因為這個連策略都不是。
這裡就牽涉到第二種定性：陰謀篡權。這個定性，它比單純腐敗的指控要進了一步。因為單純腐敗是一個人，而定性陰謀的話，就不只一個人。薄熙來的家屬不在政界混，不可能說家裡兩個人來策劃一個陰謀。要陰謀的話，就不止一個人。而做為一個地方勢力，地方謀反起兵的可能性極小，它必須要和中央高層的某個人聯合策劃，才有陰謀篡權這一說。因此如果要這樣定性的話，牽涉到的至少就有周永康。
如果這樣的定性的話，就可以一舉把周永康拿下來，對於胡、溫和其它主張積極處理薄熙來的常委，就免除了後顧之憂，也就有了比較合理的理由，因為畢竟這個陰謀是確實存在的，而且它既針對了現任的胡、溫，也針對了將在十八大的接任的習、李。
這個定性有它自己的問題，這是由中共內在的矛盾決定的，在中共的系統裡面很難解決，因為中共自己本身就至少存在兩個有關合法性的問題。一個是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問題，中共奪取政權，它是屬於勝王敗寇，在中國的歷史上這還勉強說得過去，但是歷代王朝一旦建立以後，它立刻就要承認它的君權神授，就是屬於天意，另外它還要休生養息，鼓勵人民生產，減輕人民負擔。而現代社會它就把自己的合法性交給選民的選票。中共它既不承認君權神授，還要不停的折騰，到現在為止也沒有表現出來要通過選票建立合法性的意願。因此它從來就沒有建立過統治的合法性，這中共自己的合法性。
第二個是中共領導人接班制度的合法性問題，這個問題中共沒有解決過，每一次政權移交，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戰爭，到現在為止都沒有一個可以遵循的模式。到現在至少有這麼幾種模式曾經存在過，一種是指定，就是毛澤東指定華國峰，鄧小平指定江澤民。還有一個隔代指定，就是鄧小平指定胡錦濤。還有一種就是政變，或者是類似政變的方法。比如說，華國峰的下台，胡耀邦的下台，趙紫陽的下台。還有一種就是黑箱內的妥協產物，就是現在將要在十八大的習、李配，實際上是這種內部的妥協產物。當然現在十八大還沒有開還沒有最後實現。在這種情況下它自己有兩個合法性的問題，如果用陰謀篡權的罪名它可能引起麻煩可能也會很大，當然這裡所說的這幾種走向，它都有自己的麻煩。
第三種指控可能可以使用的，就是說薄熙來企圖復辟文革，也就是說去公開批判唱紅打黑的重慶模式。這一點其實中共到現在還沒有做，只是說限制薄的勢力，而沒有觸及到它的本質。這個本身就是中共理論體系存在的內在的問題，文革研究到現在都是禁區，因為它涉及到毛澤東本人和中共的問題，文革它只是毛澤東思想的具體實踐，只要不去徹底否定毛澤東的思想，文革思維當然不是文革運動本身，文革思維在黨的理論體系當中就是合法的。
文革也沒有辦法跟文革前的17年分開來，因為文革它本身並沒有創造出新的理論和新的思想，它只是中共的理論和中共的思想在一個時期的極端表現而己，這也是江系組織反擊的基礎。像3月29日，重慶組織600多名政法幹警參加的「政法幹警核心價值觀專題報告會」，就去學習「紅巖魂」，傳承「紅巖精神」，這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如果用這種指控的話，當然它是打到了薄熙來的要害，而且打黑的模式就必然指向政法委。在這幾個不同的指控當中，這個指控是最有效的，也是容易一舉清除大部分的禍根。這一種定性它的影響會很深遠，要遠遠超過薄熙來、周永康甚至超出所謂江、胡鬥。
剛才我們講的是第二種走向，它必須解決的是對薄熙來的定性，這個本身就是個大難題，剛才說了把定性限制在王立軍和薄熙來，這個連策略都算不上，至少要把它定性成陰謀篡權，就像《華盛頓自由燈塔》披露的王立軍提供給美國領館的材料裡面所說，薄熙來和周永康聯手阻止習近平在十八大順利接班，只有這樣定性才可能把薄熙來的後台周永康曝光，以致於定罪。
當然也可以從重慶的黑打入手，因為一方面薄熙來說了，重慶的打黑是在政法委協調下進行的。另外一方面政法委也要對全國各地司法系統全面的違法負大部分責任。從重慶入手的話，就是按照中國的現行法律去追究周永康及其政法委的違法行為。當然這兩者都會觸動中共，但是中共統治的危機很重要的一部分其實就是來自於司法部不公和維穩機制的這些利益集團，就是政法委的這個維穩機制不斷製造出來新的矛盾，以便讓政法委能夠得到更大的權力和利益的後果，所以要想解決問題，就不能夠不可能避開政法委這個系統。
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之路
第三個可能的走向就是走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路。我們剛才談到上面的走向一和走向二，都會碰到一個無法逾越的障礙，就是中共自身，在談到走向三的時候，我們就不能不討論一下關於政改的問題。在2010年的時候政改很熱鬧的討論過一陣子，結果是雷聲大雨點小，最後無疾而終。那時候我做過兩次節目討論，因為今年兩會政改再次成為話題，所以有必要我們再回顧一下。
對於外界來說，尤其國外他們所說的中共內部的改革派和保守派，這個有沒有？就是按照常規劃分的話，改革應該是分成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這兩大類。如果我們談到經濟體制改革的話，其實關鍵問題並不在誰是改革派，因為今天所有的權力集團，就包括薄熙來在內，都是所謂的改革派，他們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因為經濟改革嘛，無非就是摸著石頭過河和鬆綁，到後來就變成了發展是硬道理，再具體化就具體化成了GDP是硬道理。即使是唱紅，在重慶，薄熙來也是要以GDP的發展速度超過全國來證明他唱紅的正確性的，所以他從來就沒有否定過經濟體制改革的最基本的要素，實際上他也在用這些東西。我的觀點是，至少在中共的權力集團裡面，就經濟體制改革而言，沒有人不是改革派的。
那麼就要談到政治體制改革。什麼是政治體制改革？按照官方的說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說是一直伴隨著經濟改革在進行的，然而中共從來就沒有給政治體制改革下過清晰的定義，很多屬於機構調整的都算作政治體制改革，而且也沒有指導性的文件。因為沒有這些定論，所以只好由一些御用文人到領導講話裡面、到文件的字裡行間去找，拼湊起來說這就是中國的政改的實踐。
就像中央黨校王懷超，他在2003年寫過一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24年〉，他就把政改分成了四個階段，叫作初步探索階段，全面部署階段，總結經驗調整思路階段和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時期，歸納起來四個階段一句話，就是什麼事情都沒做。
中共所說的政改它的基本原則就是在中共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制度不變的情況下做出一些調整，最終的目的是加強而不是削弱黨的領導，這就是真正的政改的實質。
在世界上各種政治體制最終都可以歸入兩大類，一類是民主政體，一類是獨裁政體。而獨裁政體又以共產黨的獨裁是最為極端的，包括北朝鮮和中國大陸。這裡沒有一個中間形式可以長期存在的，如果有一個中間形式的話，它也只是短暫的過渡。
中共的政改它就是一個幻象，就是讓人家覺得可能建立一個長期的中間狀態，就是不改變中共的統治，不改變獨裁統治，而又有一定程度的空間可以讓大家覺得政治體制已經不是獨裁狀態。
中間狀態其實是一種不穩定狀態，它很快的不是回到獨裁，就是真正過渡到民主。所以政治體制要動的話，真正要動的話，我們不把它叫作改革，它要動一動，真正的動，就必然牽涉到開放黨禁、報禁，牽涉到集社自由、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其中的任何一個都會動搖中共的統治。而中共是一個連行政官員都不是的村長和村委會的選舉搞了幾十年，還不能夠自由進行，中共還是要不停的去操控，怎麼可能在其它的領域指望它改什麼呢？
所以我們說，政改是不可為的，中共是不可救的，救黨和救國是矛盾的，絕對不可能兼得。政改的不可為，不是去政改的人的錯，而是政改本身的矛盾和中共的性質決定的。因此與其談政改，不如做點實際的事情，就像上述分析當中所說可以選擇的三個走向。好，謝謝大家。
2012年4月1日 星期日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