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29日訊】3月14日，溫家寶在記者會上說：「多年來，重慶市歷屆政府和廣大人民群眾，為改革建設事業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但是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第二天，張德江就趕赴重慶，接替了薄熙來重慶市委書記的職務。按照慣例，在地方黨委一把手交接的時候，前後任的書記都應當到場，中央組織部領導人與後任應當對前任給予一番讚揚和感謝。但是，薄熙來沒有在重慶的幹部會上露面，中組部長李源潮和張德江也沒有讚揚和感謝薄熙來。消息人士透露：薄熙來被留在北京接受審查了，他的妻子谷開來也與夫君同樣待遇。
由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空降重慶兼任市委書記，接替薄熙來，很像1995年4月27日政治局委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尉健行空降北京兼任市委書記，接替陳希同。當時新華社的報導說：「陳希同同志是因他對北京市發生王寶森問題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引咎辭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職務的。」是辭職而不是免職，似乎比現在對薄熙來的處理保留了更多的面子，但是，僅僅兩個多月之後，「1995年7月4日，鑑於在調查王寶森違法犯罪活動的過程中，發現有些重大問題涉及陳希同同志，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陳希同同志的問題進行審查。」審查進行了三年，1998年7月31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陳希同貪污，玩忽職守案進行了公開宣判：以貪污罪判處陳希同有期徒刑13年；以玩忽職守罪判處陳希同有期徒刑4年；兩罪並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6年。前車可鑑，薄熙來危矣。他不僅進不了中共十八大政治局常委會，而且有可能進牢房。很多網上「先知」已經大聲疾呼，要防止心高氣盛的薄熙來走高崗之路。
同樣是在3月15日，曾經大肆吹捧薄熙來，創作《薄熙來之歌》，將薄熙來視為中共黨內健康力量，甚至直接呼籲薄熙來當總書記挽救中共、挽救中國的一批毛派網站被關閉。這說明，中共最高當局，不僅僅是因為薄熙來對於王立軍事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或者可能他本人有貪污腐敗問題而把他拿下去，而且是從政治上否定了以「唱紅打黑」為特色的薄熙來路線，或者說是回歸文革、回歸晚年毛澤東的「前三十年」路線。
溫家寶在記者會上兩次提及1981年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談到「要認真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建國以來……我們也走過彎路，有過教訓」，「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文革』的錯誤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現在看來，他這樣講，否定「前三十年」路線，肯定「後三十年」路線，不僅是自己的個人意見，而且是表達了中國最高當局剛剛達成的新共識。
為什麼刻意模仿毛澤東話語的薄熙來能夠在短短四年中崛起，成為擁有綱領和群眾的政治領袖？為什麼吹捧薄熙來的毛派網站能夠在嚴酷的網絡環境中為所欲為，不斷發展壯大？為什麼「文革路線」已經對「鄧三科」正統路線構成重大政治威脅？
第一個原因：薄熙來在重慶施政求新求變，與最高當局一味「維穩」、「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形成鮮明對照，為薄熙來贏得了人氣。在當今中國，沒有一種政治的博弈和碰撞，無法擺脫「勃列日涅夫停滯期」的困境。
第二個原因：中共宣傳部門和情治部門在關閉、打壓自由派網站的同時，縱容和暗中支持毛派網站，使一批對當局不滿的分子別無發言渠道，只能聚集到毛派網站來，使毛派網站的名聲越來越大。
第三個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薄熙來與毛派網站能夠迅速崛起，「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其禍根正是溫家寶一再申說的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從1976年四五運動到1979年民主牆運動，民間「非毛化」的大環境已經具備；從1979年理論務虛會到1980年「四千高幹大討論」，黨內「非毛化」的條件也已經成熟。在「四千高幹大討論」時，許多人反對把「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的錯誤思想」分開論述，反對說文革前17年沒有路線錯誤，反對把毛澤東「同林彪、四人幫區別開來」，強調「建國後存在一條『左』傾路線，毛澤東就是『左』傾路線的總代表，不能迴避」，「可以寫出一個《論毛澤東同志的左傾修正主義》小冊子。」「毛主席的錯誤太大、太多。很難把毛的錯誤思想排除在毛澤東思想之外。」李維漢列舉了毛澤東錯誤的十大方面：不熟悉科學社會主義；不熟悉產業工人和資本家；不熟悉工業；不懂政治經濟學；不研究經濟規律；對知識分子按世界觀劃階級，主張「外行領導內行」，批「臭老九」；搞農民平均主義，1958年搞「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在需要「外為中用」時，大批國際修正主義，把「自力更生」變成「閉關自守」；1964年提出四個現代化，1966年又開始搞四個大破壞；鑽進線裝書，搞他的「古為今用」。夏衍用16個字概括毛的錯誤：「拒諫愛諂，多疑善變，言而無信，綿裡藏針。」胡克實說，毛「出爾反爾」。李銳說，毛「翻雲覆雨」。張愛萍說，毛是「言必稱秦始皇」。孫冶方說，毛「熟讀的不是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線裝書看得太多，把封建社會帝王將相的權謀用到黨內鬥爭上來了」。宋敏之說，毛是「封建主義打底，馬列主義罩面」。方毅說，「歷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數他」。然而，鄧小平和陳雲扼殺了黨內外的「非毛化」運動，在《決議》中繼續把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共的指導思想。
由於在過去三十年（尤其是後二十年）堅持進行「黨化教育」，刻意隱瞞「大躍進—大饑荒」、隱瞞「文革」大災難，造成了今天這樣一種局面：大多數五十歲以上的中國人，親身經歷過並「懂得」「歷史的經驗教訓」，因而本能地反感「唱紅打黑」；而許多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卻把毛式「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把薄熙來的「唱紅打黑」當成了爭取公平正義的武器。
所謂「打黑」的邏輯是這樣的：只要實行市場化，財富和資源散落到民間，就必然會出現兩極分化，形成一批土豪、劣紳、黑社會；只有通過類似「土改」、「鎮反」、「五反」這樣的「打黑」運動，把財富和資源重新集中到政府手裡，才能保證公平分配。
所謂「唱紅」的邏輯是這樣的：必須不斷地推行「唱紅歌」、「學雷鋒」之類的道德運動，才能防止掌握國家權力和財富的各級幹部「變修」；只有通過高唱《東方紅》、《薄熙來之歌》捧出人民的「大救星」，並把最高權力集中在毛澤東或者薄熙來手中，才能以鐵腕治黨，管束和修理官員。
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通過「打黑」把財富集中到政府手裡並不難，而讓一個不受輿論和選舉約束的政府公平地對待城裡人和鄉下人、幹部和群眾卻很難。通過「唱紅」用輿論一律和個人崇拜的方法製造昔日「大救星」和近日「平西王」也不難，難的是如何保證他能夠成為「明君」和「聖君」。當毛澤東把一切權力集中於一身，躊躇滿志地「第一書記掛帥」搞經濟的時候，一手造成了幾千萬人餓死的空前慘案與二十年的中國城市化倒退和停滯。當晚年毛澤東讓老婆和侄子掌握大權，無所顧忌地為身邊年輕女子「開後門」上大學的時候，他又何「聖」之有？薄熙來連自己的老婆孩子都管不了，又豈能管好手下的官員？他的得力幹將王立軍不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嗎？
一些年輕人希望通過「唱紅打黑」來實現公平正義，這是一種錯誤的選擇。但是，他們爭取公平正義的願望並沒有錯。解除了薄熙來的職務，關閉了幾個毛派網站，並不意味著在爭取公平正義的道路上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如果人民不覺悟，專政右派對於專政左派的打擊，或許對於憲政民主事業並沒有任何幫助。
爭取公平正義，不能靠毛澤東或者薄熙來這樣的專政頭子，而要靠人民自己的覺醒、自己的奮起。只有通過公民的維權運動，才能實現司法公正和法治。只有爭取公民的結社自由，成立工會、農會、教授會、律師會，才能維護公民的群體利益。只有爭取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保障新聞媒體的獨立性，才能對政府的分配實行有效監督。梁啟超在九十多年前就說過，只有通過對內的不定期的國民運動和定期的國民運動（即選舉運動），中國人才能真正當家作主，進而對世界文明作出較大的貢獻。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