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重慶事件的成因和走向

【新唐人2012年3月25日訊】兩個月前,誰也難以預料,高舉毛主義旗幟,唱紅打黑的重慶,其核心人物王立軍會突然走進成都的美國領事館,一呆就是24小時。王立軍出事之後,在兩會重慶團開放日上還信誓旦旦無意辭職,高調堅持唱紅打黑,認為自己做的都是按總書記指示辦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幾乎是話音未落就被免去職務。新老書記交班,薄熙來甚至沒有到場,留在北京的他,從此銷聲匿跡,而重慶的各個單位,則紛紛表態支持中央調整領導班子的決定,那架勢,很像當年粉碎四人幫時的表態政治。這一切,給人們留下了豐富的想像空間。只是,重慶這番戲劇性眼花繚亂的變化,讓外人很難看得明白。

毋庸諱言,中國的政治,迄今為止還是黑箱。頂多某些部位,偶爾會露了一絲亮光,連灰箱的程度都達不到。重慶發生了什麼,我們大概只能憑猜測。其實,在王立軍出事之前,一度聲勢浩大,甚囂塵上的重慶,已經有蛛絲馬跡表明,他們在開始收斂了。他們開始講民主與法制了,開始找全國的意見領袖到重慶看一看,找各方面的學者到重慶開會,尤其熱衷於把全國法學的會議拉到重慶來開,甚至宣稱要在重慶實行鄉鎮直選的試點。這個唱紅打黑的「紅都」,明顯是想在自己的身上加上一點別的色彩。這個過程,大概從李莊案的第二期審理,重慶方面被迫撤訴之後,就開始了。按道理,能讓強項的薄熙來做這樣的收縮,應該不僅有來自輿論對於他們運動式的黑打和運動式的唱紅的非議,更可能有來自某些比較有權勢的勢力的壓力。

正如人們想像的那樣,重慶模式之所以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薄熙來在權力爭奪中,感覺到了自己的某種失落,利用所控制的重慶搞出點名堂,希圖上位的結果。像很多人說的那樣,他是在攪局。這樣的攪局,對於一個後威權時代的國家,在權威不再,接班人不能再靠權威指定,而由元老家族協商的情況下,是非常正常的。有資格爭大位的人互不服氣,接班紛爭的加劇,有人為了爭位而有非常之舉,一點都不奇怪。但是,薄熙來採取了一種特別的方式,他豎起了毛主義的旗幟,高調宣稱要走毛的道路。也真的祭起毛式的運動整肅和意識形態灌輸的法寶,從整肅官員隊伍入手,唱紅打黑。同時也在堅持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擴張政府勢力,推行民生工程,惠民措施,改善了重慶的社會治安,同時,也把重慶的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率,降到了相當低的水平。

重慶模式一出台,不僅令全國的左派歡欣鼓舞,而且也給中共的當權者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選擇。儘管有些人不喜歡薄熙來這個人,但他們卻不能不喜歡重慶模式。中國近十年改革停滯,經濟發展迅速,積累下來非常多的社會問題:官民結構嚴重失衡,官民矛盾激化。高速經濟發展帶來的環境問題,能源問題,跟原有的城鄉二元結構下的城鄉矛盾,社會流動停滯,社會保障缺失,醫療問題,教育問題扭結在一起,使得上訪成潮,群體性事件每年以成萬起的規模增長。政府不肯改革,只能以抹漿糊的方式維穩來應付,導致維穩成本成了天文數字,而且急速增長。如果能有一種辦法,不改變政體,不開計劃經濟的倒車,卻可以把事情擺平,這是多麼令人鼓舞的事情。這就是為什麼一時間舉國上下都在學重慶,不惟唱紅處處,而且打黑,尤其是像重慶這樣運動嚴打式的打黑,也相當盛行的緣故。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開倒車,向左轉的趨向,已經相當明顯。

但是,毛主義的模式,包括重慶這種複製的毛主義模式,有兩個最大的軟肋。一是經濟上難以為繼。市場經濟與殺富濟貧無論如何都難以協調,重慶不計成本的各種工程,單靠打黑充公的財產,支撐不下來,只能大舉借債,或者寅吃卯糧。二是這種模式,會導致內外的緊張。重慶模式在內部整肅的時候,要找敵人,在外部,也要製造敵人。如果說,重慶模式僅僅在重慶做,對於全國而言,還不過是一條鯽魚塘裡的梭魚,但是,如果把它推行到全國,就成了一條巨大的鯊魚。相當多深受文革之害的中共黨內官員,對毛主義的運動模式,還記憶猶新,薄熙來這種毛式亮相,不能不引起他們的緊張。重慶模式聲勢越大,越是全國都在傚法,他們就越是緊張。不僅重慶之外的人緊張,重慶內部也一樣緊張。就像毛當年搞文革,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和同伴也高度緊張一樣。

由於有這樣兩個軟肋的存在,重慶模式,命裡注定是要出事的。不是經濟上被拖垮(這個時間要拖得長一點),就是內部出問題。我們現在難以猜測,到底有什麼樣的壓力,使得原本氣焰囂張的李莊二期案件的審理,最終偃旗息鼓,又是何等壓力使得心高氣傲的薄熙來會悄然退卻,一直到把自己的第一號心腹愛將從主管要害崗位上換下。我們只能猜測,應該有這樣有來頭的壓力,加上輿論對重慶「黑打」的抨擊,波及到了王立軍頭上,而在薄熙來也難以保住王立軍的時候,薄王的關係也就完了。種種關於薄王之間的緊張和衝突的傳聞,好像不應該是空穴來風。按常理,對於一個副省級的官員,擅自跑到美國領事館,等於是自毀政治生命。應該說,唯有他的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他才有可能做出這樣絕然的選擇。畢竟,薄王之間的關係太密切了,或者說,王立軍知道的太多了。對於一個長期以來就野心勃勃,甚至想要問鼎大位的人來說,做什麼犯規犯忌的事,也在情理之中。

當王立軍戲劇性地走入美國領事館之後,應該說,重慶模式就已經以內部爆裂的方式宣告破產了。就像當年林彪的出逃,宣告了文革的破產一樣。王立軍出事不久,微博上有關重慶的水軍悄然消失,網管的刪帖也不再積極。說明在這樣的「政治問題」面前,此前作為風向標的中央宣傳部門對重慶已經撤回了支持。薄熙來的攪局,從此宣告失敗。如果換一個人,理應立刻自請辭職。但是,權貴出身的薄熙來,卻選擇了硬撐,以撐待變。高調宣告他沒事,他沒錯,一切都是按總書記的指示辦的。甚至宣稱總書記應該到重慶去看看,大有逼人表態之嫌。這一切,居然發生在他實際上並不知道王立軍給美國人留下了什麼,同時對中央交待了什麼的情況下,就顯得格外耐人尋味。

按道理講,在大換屆的中共18大召開前夕,穩定是大局中的大局。我原來以為,雖然薄熙來肯定是要走人的,但最大的可能是在18大之後。但是,薄熙來這樣的強項,這樣的高調反擊,其中也許還包括傳聞中的重慶挺薄大遊行,如果沒有這種事,我們很難理解在重慶換人之後,重慶市市長黃奇帆那番關於保證不發生「政治性社會事件」指的是什麼。結果,在18大之前,重慶就換人了,這裡面,肯定有一定的政治動盪風險。

此後,無論如何,薄熙來的政治生命已經完結了。儘管對他處理,很可能因為他的種種過分的動作,會從溫和轉為嚴厲。等待他的,甚至也可能是陳良宇的下場。但經此一挫,此公就算能全身而退,也沒戲可唱了。重慶模式的破產,使得中共高層對於按這種模式解決難局的幻想破滅,中國也就暫時消除了向左轉的可能。要想把社會問題擺平,只能另尋出路。從大的方面講,改革三十多年,最有權勢的權貴集團,聚斂了巨大的財富,成為改革的頭號受益者,這個集團,雖然自身也分裂成各種派系,但都變成了超級有產者。有產者跟革命家不一樣,無論道德如何,但理性程度肯定是增加的。他們的身份和財富,使得他們不可能不堅持開放,選擇回到朝鮮去。所以,來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的壓力,以及中國社會內部的動盪壓力,逼得他們今後依然要選擇繼續改革,以期解決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難題,也就是說他們唯一的選擇是推行政改。從某種意義上說,此前種種關於國進民退,法制倒退,意識形態左轉,輿論言論的嚴厲監管等等「左的舉動」,將會隨著重慶模式的破產,走到盡頭,改革,最終會觸底反彈。改革從哪兒起步,改到何等地步,是不是還像以前那樣先難後易,我們無從推測,儘管,這條路還很難走,保守勢力依然可能反撲。但自從1840年以來,中國走向世界的趨勢,無論如何都擋不住了。再出一個狂人,重試重慶模式,至少障礙會大得多了。

文章來源:《中國數字時代》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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