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25日訊】兩個月前，誰也難以預料，高舉毛主義旗幟，唱紅打黑的重慶，其核心人物王立軍會突然走進成都的美國領事館，一呆就是24小時。王立軍出事之後，在兩會重慶團開放日上還信誓旦旦無意辭職，高調堅持唱紅打黑，認為自己做的都是按總書記指示辦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幾乎是話音未落就被免去職務。新老書記交班，薄熙來甚至沒有到場，留在北京的他，從此銷聲匿跡，而重慶的各個單位，則紛紛表態支持中央調整領導班子的決定，那架勢，很像當年粉碎四人幫時的表態政治。這一切，給人們留下了豐富的想像空間。只是，重慶這番戲劇性眼花繚亂的變化，讓外人很難看得明白。
毋庸諱言，中國的政治，迄今為止還是黑箱。頂多某些部位，偶爾會露了一絲亮光，連灰箱的程度都達不到。重慶發生了什麼，我們大概只能憑猜測。其實，在王立軍出事之前，一度聲勢浩大，甚囂塵上的重慶，已經有蛛絲馬跡表明，他們在開始收斂了。他們開始講民主與法制了，開始找全國的意見領袖到重慶看一看，找各方面的學者到重慶開會，尤其熱衷於把全國法學的會議拉到重慶來開，甚至宣稱要在重慶實行鄉鎮直選的試點。這個唱紅打黑的「紅都」，明顯是想在自己的身上加上一點別的色彩。這個過程，大概從李莊案的第二期審理，重慶方面被迫撤訴之後，就開始了。按道理，能讓強項的薄熙來做這樣的收縮，應該不僅有來自輿論對於他們運動式的黑打和運動式的唱紅的非議，更可能有來自某些比較有權勢的勢力的壓力。
正如人們想像的那樣，重慶模式之所以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薄熙來在權力爭奪中，感覺到了自己的某種失落，利用所控制的重慶搞出點名堂，希圖上位的結果。像很多人說的那樣，他是在攪局。這樣的攪局，對於一個後威權時代的國家，在權威不再，接班人不能再靠權威指定，而由元老家族協商的情況下，是非常正常的。有資格爭大位的人互不服氣，接班紛爭的加劇，有人為了爭位而有非常之舉，一點都不奇怪。但是，薄熙來採取了一種特別的方式，他豎起了毛主義的旗幟，高調宣稱要走毛的道路。也真的祭起毛式的運動整肅和意識形態灌輸的法寶，從整肅官員隊伍入手，唱紅打黑。同時也在堅持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擴張政府勢力，推行民生工程，惠民措施，改善了重慶的社會治安，同時，也把重慶的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率，降到了相當低的水平。
重慶模式一出台，不僅令全國的左派歡欣鼓舞，而且也給中共的當權者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選擇。儘管有些人不喜歡薄熙來這個人，但他們卻不能不喜歡重慶模式。中國近十年改革停滯，經濟發展迅速，積累下來非常多的社會問題：官民結構嚴重失衡，官民矛盾激化。高速經濟發展帶來的環境問題，能源問題，跟原有的城鄉二元結構下的城鄉矛盾，社會流動停滯，社會保障缺失，醫療問題，教育問題扭結在一起，使得上訪成潮，群體性事件每年以成萬起的規模增長。政府不肯改革，只能以抹漿糊的方式維穩來應付，導致維穩成本成了天文數字，而且急速增長。如果能有一種辦法，不改變政體，不開計劃經濟的倒車，卻可以把事情擺平，這是多麼令人鼓舞的事情。這就是為什麼一時間舉國上下都在學重慶，不惟唱紅處處，而且打黑，尤其是像重慶這樣運動嚴打式的打黑，也相當盛行的緣故。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開倒車，向左轉的趨向，已經相當明顯。
但是，毛主義的模式，包括重慶這種複製的毛主義模式，有兩個最大的軟肋。一是經濟上難以為繼。市場經濟與殺富濟貧無論如何都難以協調，重慶不計成本的各種工程，單靠打黑充公的財產，支撐不下來，只能大舉借債，或者寅吃卯糧。二是這種模式，會導致內外的緊張。重慶模式在內部整肅的時候，要找敵人，在外部，也要製造敵人。如果說，重慶模式僅僅在重慶做，對於全國而言，還不過是一條鯽魚塘裡的梭魚，但是，如果把它推行到全國，就成了一條巨大的鯊魚。相當多深受文革之害的中共黨內官員，對毛主義的運動模式，還記憶猶新，薄熙來這種毛式亮相，不能不引起他們的緊張。重慶模式聲勢越大，越是全國都在傚法，他們就越是緊張。不僅重慶之外的人緊張，重慶內部也一樣緊張。就像毛當年搞文革，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和同伴也高度緊張一樣。
由於有這樣兩個軟肋的存在，重慶模式，命裡注定是要出事的。不是經濟上被拖垮（這個時間要拖得長一點），就是內部出問題。我們現在難以猜測，到底有什麼樣的壓力，使得原本氣焰囂張的李莊二期案件的審理，最終偃旗息鼓，又是何等壓力使得心高氣傲的薄熙來會悄然退卻，一直到把自己的第一號心腹愛將從主管要害崗位上換下。我們只能猜測，應該有這樣有來頭的壓力，加上輿論對重慶「黑打」的抨擊，波及到了王立軍頭上，而在薄熙來也難以保住王立軍的時候，薄王的關係也就完了。種種關於薄王之間的緊張和衝突的傳聞，好像不應該是空穴來風。按常理，對於一個副省級的官員，擅自跑到美國領事館，等於是自毀政治生命。應該說，唯有他的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他才有可能做出這樣絕然的選擇。畢竟，薄王之間的關係太密切了，或者說，王立軍知道的太多了。對於一個長期以來就野心勃勃，甚至想要問鼎大位的人來說，做什麼犯規犯忌的事，也在情理之中。
當王立軍戲劇性地走入美國領事館之後，應該說，重慶模式就已經以內部爆裂的方式宣告破產了。就像當年林彪的出逃，宣告了文革的破產一樣。王立軍出事不久，微博上有關重慶的水軍悄然消失，網管的刪帖也不再積極。說明在這樣的「政治問題」面前，此前作為風向標的中央宣傳部門對重慶已經撤回了支持。薄熙來的攪局，從此宣告失敗。如果換一個人，理應立刻自請辭職。但是，權貴出身的薄熙來，卻選擇了硬撐，以撐待變。高調宣告他沒事，他沒錯，一切都是按總書記的指示辦的。甚至宣稱總書記應該到重慶去看看，大有逼人表態之嫌。這一切，居然發生在他實際上並不知道王立軍給美國人留下了什麼，同時對中央交待了什麼的情況下，就顯得格外耐人尋味。
按道理講，在大換屆的中共18大召開前夕，穩定是大局中的大局。我原來以為，雖然薄熙來肯定是要走人的，但最大的可能是在18大之後。但是，薄熙來這樣的強項，這樣的高調反擊，其中也許還包括傳聞中的重慶挺薄大遊行，如果沒有這種事，我們很難理解在重慶換人之後，重慶市市長黃奇帆那番關於保證不發生「政治性社會事件」指的是什麼。結果，在18大之前，重慶就換人了，這裡面，肯定有一定的政治動盪風險。
此後，無論如何，薄熙來的政治生命已經完結了。儘管對他處理，很可能因為他的種種過分的動作，會從溫和轉為嚴厲。等待他的，甚至也可能是陳良宇的下場。但經此一挫，此公就算能全身而退，也沒戲可唱了。重慶模式的破產，使得中共高層對於按這種模式解決難局的幻想破滅，中國也就暫時消除了向左轉的可能。要想把社會問題擺平，只能另尋出路。從大的方面講，改革三十多年，最有權勢的權貴集團，聚斂了巨大的財富，成為改革的頭號受益者，這個集團，雖然自身也分裂成各種派系，但都變成了超級有產者。有產者跟革命家不一樣，無論道德如何，但理性程度肯定是增加的。他們的身份和財富，使得他們不可能不堅持開放，選擇回到朝鮮去。所以，來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的壓力，以及中國社會內部的動盪壓力，逼得他們今後依然要選擇繼續改革，以期解決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難題，也就是說他們唯一的選擇是推行政改。從某種意義上說，此前種種關於國進民退，法制倒退，意識形態左轉，輿論言論的嚴厲監管等等「左的舉動」，將會隨著重慶模式的破產，走到盡頭，改革，最終會觸底反彈。改革從哪兒起步，改到何等地步，是不是還像以前那樣先難後易，我們無從推測，儘管，這條路還很難走，保守勢力依然可能反撲。但自從1840年以來，中國走向世界的趨勢，無論如何都擋不住了。再出一個狂人，重試重慶模式，至少障礙會大得多了。
文章來源：《中國數字時代》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