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17日訊】 薄熙來下崗為重慶問題畫上了句號，但進一步突出了中共在意識形態上的困境和政治路徑上的莫測。
至今為止，中共對「社會高度關注」的薄熙來究竟是什麼問題始終沒有一個明確的定性或者介紹，連對王立軍事件的用詞，最具體的也不過是「私自進入」。這種語焉不詳和吞吞吐吐並不說明中共高層內部對事件的細節還不瞭解，而只說明他們在如何定性上還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兩次中共最高層換馬中，北京和上海的地方權力集團成為犧牲品，罪名都是貪腐問題，而這次換馬前被整肅的重慶是政治問題。前兩次是中央主動找茬，京滬的兩陳冤哉枉也；這次是反過來，西南王薄熙來招搖了好幾年，最後意想不到的是王立軍捅了大漏子，至少從表面上看中央是被逼處理重慶的問題。這個過程，用「陰謀論」（即中南海有人施離間計，王立軍中招投奔美領館）來解釋似乎太像演義。
和前兩次的京滬事件相比，重慶既然是政治問題，其定性就事關中共的政治路線和政策走向。按照溫家寶在記者會上那段欲說還休的話，他是要把重慶的問題朝否定文革上靠。如果這是中共最高層內部初步達成的共識，那麼人們可以期待中國政治生態將有一段時間的積極的變化。如果這主要是溫自己的看法（因為他有「我在這裡想講一段話」這樣的限制詞），就像他一再表白的要推行政治改革一樣，而將來出爐的正式罪名還是犯上作亂（例如王立軍違反黨紀國法，薄熙來有個人野心，機會主義，和中央不保持一致等等）再搭上一點貪腐，那只會加劇中共在意識形態上的困境和政策路線上的莫測。
長期以來，中共最高層對文革的態度就一直是曖昧含糊的，建政60年大慶時把毛時代和改革開放一鍋煮就是最突出的表現。中共深知文革絕對不能翻案，但放任對它的反思和介紹又會在歷史源頭上加劇自己的合法性危機，因此又打壓和限制相關的討論。正是這種曖昧和含糊給極左勢力的死灰復燃創造了條件，為薄熙來用唱紅來建立自己的社會影響提供了空間。這種作繭自縛最後讓這個魔瓶中放出來的惡鬼陷自己於尷尬境地。
要擺脫文革給自己造成的這個困境，一個途徑當然是公開徹底地否定，並允許社會對文革做介紹，討論和研究，而如果這麼做，很可能會引發更深層次的政治改革訴求。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徹底否定文革這個問題，又變成了政治改革問題。所以反過來，如果中共不想政治改革，也就不會去碰文革這個問題。
溫家寶是懂這個道理的，所以他既提政治改革，也提否定文革。在他看來，重慶問題既和文革餘毒有關，也是政治不改革的結果。
如果溫家寶的這個途徑最後沒有被中國最高層採納的話，那麼文革和政治改革的話題都會不了了之，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已經形成規模的國家主義在意識形態話語中的強化。
中國目前意識形態的局面很像德國的魏瑪和日本的昭和時期：經過一段時間的百家競爭，最後是融合了專制主義和激進民族主義並具有強烈反西方傾向的國家主義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在此之前曾經有過的更激進更民粹的流派被淘汰，因為國家主義既滿足精英的權力需求，又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滿足「抑富濟貧」的民粹主義訴求，因此也可能獲得底層民眾的擁護，而更激進更民粹的流派在實踐中常常挑戰並損害國家的權威，所以必須被壓制。德國衝鋒隊和日本中下層激進軍人早早的被整肅就是如此。中國如果走上這條道路，重慶事件和烏有之鄉的被消音就是更激進勢力的提前出局。
可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新左派中比較聰明的，早就在薄熙來和烏有之鄉那種類型的粗糙的毛主義和從西方話語中移植並加工過的國家主義中作了選擇，並在「中國特色」下，把國家主義變成了黨國主義，例如汪暉的「政黨是主權的內核」。自重慶事件發生後，很多人都覺得新左派這下沒戲了，但他們並沒有注意到，受重慶事件影響的不過是一部分新左，腦子比較死板的那種，他們把牌押在特定的政治人物身上，即使在這類人中也還有在毛主義和國家主義之間兩頭都想靠的。而「政黨是主權的內核」則超然得多也高明得多：只要這個政黨不垮，這句話就永遠是「當今皇上萬歲萬萬歲」。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