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自立：宋彬彬罔史欺世證綱

北京時間：2012-03-16 08:08

【新唐人2012年3月16日訊】【摘要：今年初，前紅衛兵宋彬彬等人拋出她的文章《四十多年來我一直想說的話》一文，企圖以澄清歷史真相為旨，定位其人格，影響全世界。坊間業已有人做出一定反饋，但是綜嫌空泛和單薄。

我們現撰一文，就宋氏歷史作用和文革表現，結合毛之民粹主義文革觀和極權主義鎮壓觀，二者一合以求對史、對人做出撇清和辨正，且試圖將觀念和史事兼顧論述之。

主要史實是，宋是毛澤東文革幾個主要階段的活動者和領導者；她的作為，對於文革第一個教育工作者卞老師的遇難負責，不可推卸。

主要觀念是，宋氏現象值得所有研討極權主義觀念者注意，文革之毛，區隔斯大林甚至有別希特勒的民眾運動觀和大民主－大極權觀。

尤其重要的分析，是在於對於紅衛兵——這個中共尚未否定的人事載體，做出批判。】

宋彬彬不久前發表《四十多年來我一直想說的話》一文，為文革中她的作為辯護，罔史欺世，傳訛布謬。古語說，「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孟子）——今釋即是，按照她們的道理，她們是無罪的，可以被歷史、被世界原諒；但是，按照史實真相，按照道德規約，甚至按照法律裁判，她們卻無法逃脫歷史的審判。

幾年來，我們對此真相還原，寫過一些文字；王晶尭先生（卞仲耘丈夫）也對宋等登上她們的歷史光榮榜（協同八一八毛之檢閱紅衛兵照），提出嚴正批評。

但是直到今年，宋不單毫無懺悔表示，且炮製一個所謂「澄清真相」的文章（注1），沆瀣劉，葉，馮等人打算竄改歷史，塗炭真相，把恥辱柱改造成歌德碑。（套用文革術語）是可忍，孰不可忍。

尤其嚴重的，是她們的「搶救（卞仲耘）論」尤其荒誕。文革四十年來，這個論調第一次出現在歷史文本之中，成為中國歷史上亙古未有的黑灰色關鍵詞。

這裡，我們基本上以提綱的方式，簡呈讀者一個反駁宋氏歷史之偽的文字，也叫做錄以備考，呈釋後人；更加詳盡的內容，容後再呈。

這裡要說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一，宋是「三朝元老」

那麼，什麼是幾朝、什麼是元老？《清史稿》中有二臣輯錄。這裡的二臣，就是降清覆明的那些臣子。這個「二」字的用意，在清史稿裡自然是負面的。但是在大統一統的道德譜系中，尚可以分辨是非，捋出德行。宋這樣的「三朝老臣」有無任何原則和德性呢？

絕對沒有。

這「三朝」分野是：毛文革發動時期；工作組時期（含工作組撤離與毛八。一八造勢以前的過渡時期）；八。一八時期。

宋是當時北京中學裡面響應毛－聶（元梓）第一張大字報、且在師大女附中貼出第一張大字報者。是權貴（老）紅衛兵中一員。這裡值得注意、且不為外間解釋的現象是，所有中學裡面第一張大字報，無外是所謂幹部子弟和權貴子弟所貼出，所發起。宋是這波奪權中的一人。

故此，宋成為第一朝元老；第二朝元老的權力直接源於最高層——鄧，胡啟立，張世棟（該校工作組組長），自上而下控制宋的學校籌委會（一種革委會產生以前的領導機構）。

第三朝元老的稱謂就是八一八毛給她還名「宋要武」後的來的；且為外界所知。

這裡最為交集和頗有爭議的是，在毛1966年撤銷工作組以後，到八一八毛－宋「要武」這個過渡時期，宋等控制的該校籌委會是不是不再運作，權力是不是處於真空狀態即無政府狀態；這個狀態是不是不由共產黨控制，領導和操縱。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北京的吳德，中央的毛、周照樣在控制情勢；劉、鄧勢力也處於死而不僵的抵制時期。

宋作為毛、劉不同時期的代言人和行動者，是毛式文革和劉、鄧式文革的最大符號；這個符號可以歸納為毛式圖騰，也可以表現為劉鄧戳記；總之，她的身上烙印著根深蒂固的文革污跡。

自鄧企圖有限否定文革三十多年來，這個戳記在八十年代中、後期之中國，決無再現和複製的可能——鄧時期，絕對不可能有人將八。一八毛見紅衛兵、宋彬彬的亂照刊登於任何媒體；但是，這個「統治階級的思想」，隨著鄧和中央（共產黨）否定文革文件的被遺忘、被塗改，隨著新一波毛派蠢人的復辟和妄為，文革翻案風氣日漸盛行，遂出現宋、劉（進；前籌委會成員）的規模不大不小的反撲。

今年來宋，劉勢頭風頭大健；而從宋文發表以後網絡的反映來看，一、兩千的跟貼（凱迪網，共識網等）都是徹底批宋、否毛的——這也就說明，鄧的有限否定論，還是受到民眾首肯——遂形成「人民的思想」。這一點也要有限肯定。

同樣說明的另外一個問題是，由後來遇羅克以反證的形式提出且因此遭到毀滅的反血統論，在現今中國依然沒有市場。中國政權中人乃及後代，依然世襲中國所有政治權利且是中國內政外交的權力代表和國際契約的有效簽署者。

而毛之文革，毛之運動，毛之納粹、民粹和極權發動的主導勢力是特權紅衛兵；這個紅衛兵以宋彬彬為其主要代表（含前後出現的清華附中紅衛兵和北大附中紅衛兵之駱小海和彭小蒙等）。

此間區隔是，1957年，毛利用知識分子和大學生的（繼續）「革命」經驗，在一定程度上遭遇挫折；知識分子群體中的大學生和所謂民主人士中的章羅等勢力，藉機而起，試圖分權。這樣，毛的利用論，頗有被反利用論的嫌疑和危機。

故此到了1966年，毛忽然對於剛剛成年甚至未成年的中學生發生興趣。他深知中學生群體的無知和盲目，加之幹部子弟的狂妄和傲慢，使他擊破社會桎梏的旨意或許可以得逞。於是，在工作組時期和後來的八。五時期（卞老師被打致死日）和八。一八時期，北京中學出現一種外間難以理解的「暴力特權」和「特權暴力」肆意橫行的局面。而幹部子弟，更準確說是高幹子弟人群，成為這股暴力行世之禍水、源頭。

而企圖自命阿Q參與革命的那些貧/平民子弟照樣被排除在外，除非他們成為「紅外圍。」

於是，原來的黨錮（劉）府禁（周），被毛利用聯動和老兵這樣的特權階層得以擊破。故之，出現了北京大、中學校一色幹部子弟掌握文革之局面。

可是，這只是毛的戰略的一個側面，而且是並不主要，並不致命的側面——且在某種程度上違反毛的主要企圖——那就是，最終要把這股洪水引向打擊劉鄧，清除榻敵之想。

這樣，出現了更加複雜的局面。俟後述之。

（又，外間不知道什麼叫做「老紅衛兵」，什麼叫做「紅外圍」，乃及後來的天派，地派，四三，四四；更包含這其間是如何轉換的；含對於「十七年」的評價和估計；因為這牽涉到宋、劉等人圈子裡的紅外圍人員，故此，有此一說之補充。等等。這只好待後補述。）

二，卞仲耘在工作組時期即被批鬥毆打，險些致死

工作組時期，也就是66年6月21號，校方（宋方）組織的批鬥會幾乎打死卞老師，也是不爭的史實。

這個史實說明，也許，卞仲耘因為身體更加虛弱而早被打死在六月份，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而何以會如此兇殘地對付一個中學校長和老師的暴力，因為在此時間段，卞仲耘被定性為「四類幹部」。

宋承認這一點。她引述鄧的話說，「鄧小平還說了一條，對於學校的走資派批一兩個就可以了，不要牽扯的面太廣。他說要不然欠下的債太多，我們還不起。由於張世棟他們匯報了卞仲耘、胡志濤等有些什麼問題，所以他就說一兩個為首的批一批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再批了。」（註釋2）這個「批」，就是6月21號的毒打和8月5號的毒打致死！

這是宋氏和工作組必須承當的罪責。既然此人（卞老師）是敵我矛盾，此人就已是「非人」，絕無人權（這裡，當然不能就此推斷文革時期老百姓就有人權……）。八月被打死和六月被（可能）打死之間，毫無區別；由工作組和後工作組時期，被打死，也毫無區別；被毛氏紅衛兵打死和被他氏紅衛兵打死，依然毫無區別；據人的生命而言如此無二。

只此一點，就已說明，所謂工作組「有秩序論」和後來無工作組、無秩序論之間，更是毫無區別。

而六月和八月這個兇殘的舞台搭建者，是宋彬彬。（亦見《陽光燦爛的日子》）

三，宋是工作組時期和後工作組時期的掌權者

這是非常蹊蹺的事情。因為，毛之派出和撤掉工作組，實為他的一個統一戰略部署，也可以叫做第二次引蛇出洞（如果把高崗事件擺進去，這是第三次）；而不是所謂（王年一觀點）之「二次發動」；而是「一次發動」，整體發動之階段論和第二個階段論。

宋，在蛇出蛇進的兩個階段，何以會屹立不倒？因為，她原來是劉、鄧工作組的人馬；後來（1966年7月底）毛撤除工作組，宋，是不是也如那些支持工作組的很多人那樣（學生、老師、校長、組長……），下台走人，棄權以待？不是。

她和劉進等人，依然把控著北京師大女附中的文革領導權。

她不是打擊工作組這場鬥爭之陽謀（陰謀）的犧牲者，她，反而成為繼承工作組遺事者。

（這段時期的背景記述可參考鄙作：《陽光燦爛的日子——兼論毛劉異同論》，《造神者言——「五十天」和.》等文）——其中要點是——

首先，毛首創文革之民粹主義發動後，接續創造兩種革命－鎮壓方式於一身，既而區隔於所有的斯大林和希特勒政治統治和「革命」模式。因為，運動群眾和以此打擊政敵，且將中、小學生也悉數發動起來，這個規模、這個性質，顯然超過納粹衝鋒隊和KGB對於百姓的煽動。

此間，這個毛文革的特權論，世襲論和權貴論開始逐步轉向，轉向徹底的平民化運動和大學生文革——這是非常詭秘的轉變——因為，前此他的特權論起到了擊破社會秩序的目的；但是，擊破社會秩序，只是他萬里長征的第一步。

於是，超越工作組模式，成為毛試驗大民主和大極權的兩手策略。在此策略和戰略的唆使下，毛並未及時批判工作組方式（如在八一八之城樓上，講話（林彪之）中，他就矢口不談此道……），而是相反之選，他邀請工作組走卒之宋彬彬登上天安門，並支持紅衛兵衝擊社會。與此同時，他對於原工作組成員予以徹底拋棄。

這樣，超越工作組官方鎮壓模式，由大學生主導的、兼有人民運動和官方意志的二兼文革模式逐步形成。這個形成過程，可以說，從八。五毛之《炮打司令部》開始，在所謂《紅旗》雜誌十三期社論發表後，逐漸主導國勢和文革，以至於最後在「九大」上，徹底顛覆劉少奇（——但是，這不是「歷史的結束」——在21世紀，毛－劉勢力合股並一，成為新一輪世襲勢力之另外一種傾向，也當然值得探討）。

這裡，我們強調的是傳統「運動－鎮壓」方式，即工作組方式；而在此方式中，宋彬彬起到重要作用。（我曾在一文中說——「如上所說，『初次發動』，既是毛的發動，也是劉的發動。
「從黨內領導的排座次看，即便是劉的發動，也是在執行毛的發動。而毛，意在劉發動工作組掌控下的文革嗎？當然不是。但是，起碼，毛沒有明確反對之。他至少是默認的。

「這裡產生的奧秘是，毛有意讓劉以『這種方式』發動文革——同時，他已經提示給劉一個新模式，那就是聶元梓大字報方式（——也就是大規模民粹方式）。於是，此間確實存在兩種文革方式。官方指導的運動群眾和群眾運動（其實，這個群眾運動，同樣是毛運動群眾）。

「在這兩種方式並存的情形下，毛忽然拂袖而去，在他的山洞裡作詩，寫信，游泳，散步。劉，鄧在中央，其實是按照毛意，黨意，派出工作組，來『指導』文革——因為他們實在沒有毛發表聶元梓大字報的革命想像空間——這就是獨裁者和小官吏之間的差距。

「劉，鄧沒有考慮毛的大字報方式，而是按照1957年的鎮壓方式，來解讀今天之毛意。他們當然就被落井下石，自投羅網。

「這裡的提問是，上至劉，鄧，下至卞校長等中、下級幹部，如何可以不聽從毛派出工作組——這個黨意呢？這是完全不可想像的。

「劉少奇如果不同意中央派出工作組的立意，他會立即受到違抗黨的指示的罪名。那樣，毛，就會更快一點給他治罪。這個考慮，毛是懂得的：劉當然不會做此選擇。

「而第二個選擇是，劉同意毛意，按照毛意，他派出了工作組。他的做法，毛耳熟能詳，了若執掌，知道他會鎮壓。但是，毛在當時沒有講話，沒有表態，更沒有反對。他三十六計，走為上。

「於是，接下來的問題是。劉的選擇，是一種無法選擇之選擇。派出作者，或者不派出工作組；都會被毛利用和治罪。按照黨的傳統思維，劉鎮壓了運動。而這正中毛之下懷。毛徘徊月旬，他果然假借造反派，或者『反對派』的名義，炮製了那張大字報，並且極為可笑地由中央全會加以印發——要知道，也許，中國歷史上，這是一張唯一由官僚機構印發的，假借人民之名義傳播的大字報——這件事情本身，說明了文革之『人民性』的虛偽和荒誕。（注意：毛並未在人民日報和正式文件中派發」炮打司令部「——這是耐人尋味的。自立加注）

「與此對應，1966年六月份，毛指示在人民日報上印發『造反有理』的語錄，手法如出一轍。他搬出多年以前給斯大林祝壽文章之一段，來號召人民造反。『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自己難道不是皇帝嗎？這個皇帝要把皇帝拉下馬的解讀，只好讓人民和青年去加以解讀了。這個解讀就是，另一個皇帝劉，要被拉下馬了——不是只是借助毛意，而是借助人民的意志。毛的邏輯，昭然若揭。」（註釋3））

工作組時期，也就是66年6月21號，校方（宋方）組織的批鬥會幾乎打死卞老師，也是不爭的史實。

宋承認這一點。她引述鄧的話說，「鄧小平還說了一條，對於學校的走資派批一兩個就可以了，不要牽扯的面太廣。他說要不然欠下的債太多，我們還不起。由於張世棟他們匯報了卞仲耘、胡志濤等有些什麼問題，所以他就說一兩個為首的批一批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再批了。」（同註釋2）這個「批」，就是6月21號的毒打和8月5號的毒打致死！

這是宋氏和工作組必須承當的罪責。既然此人（卞老師）是敵我矛盾，此人就已是「非人」，是無人權的「蟑螂」和「老鼠了」（這裡，當然不能推斷文革時期的老百姓就有人權……）。八月被打死和六月被（可能）打死之間，毫無區別；由工作組和後工作組時期，被打死，也毫無區別；被毛氏紅衛兵打死和被他氏紅衛兵打死，依然毫無區別。

只此一點，就已說明，所謂工作組「有秩序論」和後來無工作組、無秩序論之間，更是毫無區別。

而六月和八月這個兇殘的舞台搭建者，是宋彬彬。（亦見《陽光燦爛的日子》）

（即便她可以被說成是「花季少女」——但是，這是怎樣一種花，一種女呢——東德解體後有所謂「鏈條罪」懲治有關人員——上至昂納克，下至每一個射殺柏林牆逃難者的士兵；難道因為這些青年士兵因其年為「花季」或可豁免？其實宋當時已經超過法定年齡，她十九歲了……）

四，宋氏成為後工作組時期暴力運動的具體呈載者

接前而述。工作組撤退以後，至少北京文革呈現兩股勢力交叉運作的局面。一個局面是前此所謂特權暴力延續他們並不知曉的非毛方式即劉鄧方式，實行對於社會的廣泛衝擊。這個衝擊主力以特權紅衛兵和一般紅衛兵主導。沒有跡象表明這一波暴力的氾濫是劉鄧為之。但是，他們控制和導向的幹部子弟紅衛兵——後來發展出來的聯動（紅衛兵之「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成為這一波暴力的主要行為者。

支撐這一暴力的荒誕派口號就是對聯——

「老子英雄（後改為『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橫批：基本如此

根據史料判斷，毛派中央文革人員對「對聯」的態度曖昧。因為，一是，他們要秉承毛意，繼續做到「以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所以，不會輕易否定對聯；二是，他們（如陳伯達等）對於「對聯」干擾毛之打擊目的，擾亂戰略意圖，心知肚明，也予以譴責；加之遇羅克正在揭露這一波血統論的視圖，所以，江青等人對此態度首鼠兩端，不作定界。

而在八一八和「十六條」中，毛方文字除去「炮打司令部」以外，並無直接煽動「反對工作組」的口號；相反，更多口號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廣泛意義上的殺戮和迫害）：「破四舊」（廣泛意義上的清除文化和傳統）；支持紅衛兵小將；繼續呈現和反對走資派不同的政治趨向。等等。

這個意圖的叵測之函是什麼，就是毛的企圖：準備讓聯動最終走向反面；而毛的意圖很快得逞；聯動反對江青，衝擊公安部，支持劉鄧等行徑，終於讓毛發威逮捕之（再釋放之）——這樣，毛需用大學紅衛兵的戰略，在紅旗十三期社論發表以後快速實施，效果明顯。這同樣是外間人士和研究者中很點明的情勢。從毛的民粹極權理論上說，是一大試驗；從世紀鬥爭策略上講，毛腦筋轉動的漩渦引發的態勢，半個世紀尚顯模糊。

也就是在這個時期，8月5號，卞仲耘老師被打致死。

據此推論，卞老師當然是在多種勢力爭相表現暴力的政治含混期，被害於亂的。這個亂中不亂的跡象和脈絡仍舊可以爬梳治理，而非不可澄清。

換言之，卞案說明，宋等紅衛兵在這場紅八月裡面的表演，不是戒除桎梏（工作組）以後的暴力降級，正好相反，是響應多種勢力，施行屠殺比賽的殘暴結果。

八.五事件實際上拉開了紅衛兵暴力屠戮的序幕。

而打死卞老師的慘劇，僅是其中之第一幕。這場兇案，是前工作組餘孽和新、老勢力多種暴力交集之果，也是特權紅衛兵在八一八登台、叩關以前的投名狀。

這場唯恐落後的血腥比賽，使得一些人的雙手沾滿了鮮血。而這個血腥屠戮的奠基儀式，就是血統論叫囂——文革初期，唯有這些血統高貴者，可以有恃無恐地加入暴行——這是一般外界很難理解的、中國文革初期的暴力特權史實。

重複而言，毛並不行止與此，而是通過這個暴力的階段達到更為廣泛的文革暴力，武鬥，鎮壓乃至最終達到其戰略目的——含毛之暴力平民化，造反派化甚至軍隊化——這是隊文革史料的全面解釋。

所以，單一解釋毛的紅八月暴力，而並不詮釋這個暴力交叉運動和權力交叉運動，都是片面取史，不足為訓。

五，宋是工作組撤退以後該校不變前任的繼續領導者

她們的任命，既發端於第一張大字報，也取決於她們的出身論。她們有資格成為工作組協助者，而後，又成為後工作組時期的籌委會人員，都起源於她們直接受到鄧，胡（啟立）的領導；且有資格在鄧家裡開會，討論文革形勢，採納上峰指示，導向該校運動。這個自我定位極其明確。她們的各種言論夫子自道，自白於世，不在話下。（同註釋2）

六，宋，劉等人對卞案負有責任

她們在事發後出現在承載卞老師屍體的北京郵電醫院，即是明證。那是8月5號夜晚。

七人簽字字條的出現即是一證。

這個字條是趕到醫院的王晶尭先生先生要求她們自署的。

關於這一點作者朗鈞有如下考證——

這裡「存在兩個版本：

「王晶垚版本。王晶垚說，這個七人字條是他在8月5日那天要求站在他面前的七人簽寫的，因為王晶垚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這些人是誰，包括他（她）們的姓名。……」李松文版本。李松文說，這個七人字條是他在8月5日那天應醫院的要求籤署的。因為不簽署這個字條，醫院拒絕搶救。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醫院將此字條交給了王晶垚。

「兩種說法。王晶垚的說法可信度較大。

「王晶垚為人耿直，文革中雖遇紅色恐怖，他不為所迫，在得知卞仲耘被毆打致死後，立即購買照相機，將卞仲耘遍體鱗傷的遺體照相存證。當紅衛兵要求對卞仲耘進行尸體解剖的時候，也被王晶垚嚴辭拒絕。具有這種性格的人完全有可能提出要七人簽字存證的要求。

「松文說此字條是醫院要求學校方面做的。李松文的話可信度不大。原因有二。

其一、醫院的宗旨是救死扶傷。如果紅衛兵也想搶救卞仲耘，雙方一拍即合，簽字何用？

其二，從死亡證明沒有如實寫明卞仲耘是被毆打致死，而只寫『死因不明』，可以判斷，受到威脅的是醫院方面。而不是相反。

「李松文無法解釋這張簽字條為什麼會在王晶垚先生手中。既然是醫院要求籤名，就說明，醫院的就醫程序需要這個簽名條。醫院得到此條後應將其存檔，而不是將其轉交死者家屬。醫院將此條轉交王晶垚的說法不能成立。

「七人字條在王晶垚手中，這個字條具有證據的屬性。李松文空口無憑，不足為訓。」（註釋4）

七，劉進第二天（卞死後）代表官方發表校園廣播傳達上峰表態

當時的北京市長吳德對卞仲耘的死亡事件表態，他說：……（她）死了，就死了。云云。

劉進則說，（死了也好，）要煞煞（卞）她們的威風……。

八，八.五是八.一八的預演

毛、周、吳德知悉該女中打死人事件後，毛辦（？）周辦抑或什麼辦公室非但沒有追究殺戮者的罪責，反而在十三天後之八。一八，讓該校紅衛兵在宋、劉率領下登上天安門，遂出現毛之「要武」的暴力叫囂這是毛明明知道卞仲耘被打死事件後，對於宋等人行為的無恥肯定，且進一步鼓勵，唆使和策劃八。一八以後的暴行。

王晶尭先生在那次反擊「光榮校友」的聲明中寫道，「1966年8月5日，原師大女附中（師大附屬實驗中學）的紅衛兵在校園裡，在光天化日之下將卞仲耘同志活活打死。兇手慘無人道，用帶鐵釘的棍棒和軍用銅頭皮帶毆打，用軍靴踐踏，折磨達數小時，其過程令人髮指！文革中，卞仲耘同志是北京市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十三天之後，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代表，其中包括原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首要負責人派出的，由宋彬彬帶隊的50名紅衛兵代表。宋彬彬代表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這個袖章實質上沾滿了卞仲耘同志的鮮血。毛澤東對宋彬彬說：」要武嘛。『「1966年8月18日之後，北京市有1772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學校的老師和校長。

「宋彬彬是當時學校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她對卞仲耘之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現校方在知情者明確提出異議的情況下，仍堅持將『知名校友』的榮譽授予宋彬彬。對此，我不得不提出強烈抗議。」（註釋5）

重複而言，沒有史料可以證實，當週恩來辦公室和北京市委得悉此案以後，會不向毛如實稟報。

隨後，毛看到這個事件，猶如聞血而動，見腥起意，他的本能和心智開始發生衝動——故此，他稍後時間便叫囂「要武」，把宋變成一個暴力符號；目標指向，不單是對卞仲耘，也是對此後一個月，北京無辜被打死的一千七百多人。

注意：1966年8月8日中央出台《十六條》，雖在說「要文鬥，不要武鬥」；8月5號，卞老師就被武鬥致死；孰因孰果？孰是孰非？

同樣，在對待北大（1966年）「六。一八事件」時期，毛，劉處理不同，立場不同，立意不同。但是，劉之文革在其「新的反右」之政策指導下，全國照樣出現官方鎮壓和迫害事件——這和毛民粹直接發動紅衛兵運動勢成互補。

當然，如果硬性判定這兩種暴力的輕重緩激，可以說，毛發動文革和劉多少抵制之之間，尚有一個毛「強極權」和劉「弱」之之區隔。不然，人們就會站在文革「就是好」的唯毛立場上去。

倒退幾年。在「七千人大會」上，劉據大饑荒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警告毛，「人相食，要上書的」……把自己和毛做出切割。

的確，在此課題上，毛、劉之間的觀點異別。

坊間說，毛、劉一致形成發動文革之「集體智慧」，這樣一種敘述，肯定有所誤差。

九，紅衛兵成立日期辨正

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在長篇回憶錄《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記載了這個事實：

7月下旬，「混亂就這樣持續了一個多月。一些學校中出現了紅衛兵組織，批判校領導、揪鬥『黑幫』和『牛鬼蛇神』的行動不斷升級，發生了體罰和打人。中央文革人馬頻頻到各校煽風點火，鼓吹造反。……在強烈刺眼的燈光照射下，江青那『向紅衛兵小將學習！向紅衛兵小將致敬』的尖聲叫喊……顯得那樣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見該書第二章《禍起蕭牆》）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大會，宣佈撤消工作組。

「作為學校的紅衛兵代表，我也參加了那次大會。……毛澤東令人意外地出現在大會堂的主席台上。……會場立時沸騰，紅衛兵小將們因震驚興奮而激動歡呼，一個個熱淚灑面。」（同上）

「8月初，一些中學紅衛兵貼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的對聯，立即掀起了一場關於『血統論』的大辯論。我所在的紅衛兵組織支持對聯的立場……。」（見該書第三章《炮打司令部》）（註釋6）

（此外，紅衛兵，子弟兵，血脈和骨肉——這個本來就為共產黨留了一手而從未在其任何文件、決議中對其否定的文革暗器，成為研究文革者的最大難點。）

一向以來，存身於文革中的紅外圍中人，更是僕見主形，緊緊跟隨。

於是，經過幾年醞釀和謀劃，截至去年冬天，宋，終於歷經四十年蟄伏開始發威；而紅外圍就像文革中緊跟聯動和老紅衛兵的保皇黨人，開始杜撰與其出身和利益（立場）完全悖理的宋氏文字或者宋風格文字（如，前此紅衛兵「五人談」中的馮靜蘭，就是這類紅外圍之一員；而葉維麗，則是夾雜在外圍和中心的主腦人物。）於是，紅衛兵以顛覆歷史，歪曲真相和反撲反文革的極大勢力，捲土重來，登台亮相。

十，毛記紅衛兵和劉記紅衛兵之異同

一如前述，宋氏紅衛兵身份的特殊性是，她兼顧毛，劉雙紅衛兵性質。

何以在工作組撤離以後她可以繼續登台表演，唯一原因是其父站隊於毛。

而師大女附中的反工作組派之梁二同（音）等人就無此幸運。

雖然，所謂革軍子弟（軍隊幹部子弟）之所以比較普遍反對工作組，這和林彪體系支持毛，打擊劉鄧密切相關。這是一個有待再探考的課題。
深而言之，清華附中紅衛兵和北大附中紅衛兵之所以受到毛、江的支持，是可歸納在毛之清晰的戰略佈局之中；而後來，這個體系加入了宋、這樣的原工作組人馬——再後來，在聯動垮台以後，全國所謂造反派登堂入室，氾濫如斯，完成了毛曲徑達鵠之鋪墊。

於是，宋氏肩負幾種使命的角色，開始形成，開始發效，並最後在八。一八一天，她給毛戴上沾滿卞仲耘血跡之紅袖章的時候，終告完成。繼而，宋成為文革歷史上最大的暴力符號。

這是中國文革歷史中任何一派紅衛兵領袖，任何一派造反領袖無法做到，也不能實現的符號光榮符號夢想，而宋彬彬，可以做到。

有人說，何以北大附中紅衛兵彭小蒙等人不如宋的風頭更健？

（她一度站在天安們上，站在毛前發表演說和叫囂……）又說，這個宋彬彬現象，實際上陰錯陽差該為彭小蒙現象所代替。合理的解釋是，宋，彭之選、之爭，反映的，恰好是中共的等級制度和遴選制度，且可以中找到答案。這個答案就在於，宋氏父親宋任窮的文革提升和等級鑑列；彭氏父親，不夠這個級別——所以，認為宋風頭壓過彭，使得宋為毛寵是一個偶然，這是怪寫歷史，不足為據。

十一，宋氏組織八.五批鬥會的證據

（一），作為領導者，宋等一直要追查，要截獲卞仲耘、王晶尭於1966年8月時期寫給上層的冤情報告。宋、劉們要卞在八月四號就交出這份材料。

於是，（二），八月五號清晨，卞，王握手永訣，準備赴死（見胡傑電影《我雖死去》）——既然卞有這樣的心理準備，提出八。五兇殺是一場偶然的、無組織、無計劃的、由烏合之眾亂打亂批之類的「失序」論，根本就是毀滅真相。

（三），所謂「煞煞她們的威風」——這個當時宋在批鬥會現場的用語，在陶洛誦，胡志濤，（含劉進廣播講話）等五、六位現場目擊者和該校成員的記憶中，不約而同做出判定。無可辯駁，不能否認。

（四），宋，劉，葉（維麗），馮（靜蘭）等人炮製的「搶救論」，更是無中生有，憑空捏造。

試問，卞仲耘被打死以後三、四個小時，屍體（死和瀕死之間）被拋擲於校園一隅，躺在一輛板車之上，屎尿失禁，渾身抽搐，無人搭采，加之陽光爆曬，身上還遮蓋一條雨衣，壓著一把掃把……試問，這幾個小時，你們是在搶救，還是在促死？！

還有報告說，當有人提議及時送往醫院搶救時，校、宋一方認為，陽光燦爛之下送往醫院，影響不好，要等待落日以後，云云——這難道也是搶救？

（五），史料記載，宋彬彬確實和受難者家屬王晶尭有過一次談話記錄。這次談話的主旨有幾點：一是，宋認為她未打人。二是，她認可「要煞煞她們的威風」；三，她們見卞已死亡，擔憂於前，歡呼於後；等等。

十二，打死人的序幕就此揭開

打死卞仲耘一人，和八。一八以後打死一千多人，更以後，成千上萬人被打死，這之間的區別只是程度而非性質。

而這個打死人的序幕是在該校揭開的。這是宋不可迴避的史實。

固然，這時她業已成為毛營一員而非劉、鄧陣營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