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13日訊】人老了，就敢說話了，比如辦《炎黃春秋》的一群老人，他們在位的時候，也是不敢說實話的。退下來了，就敢說實話了。
還有一些領導幹部，在重要位置上的時候，人們不知道他們是誰，因為他們沒有說實話的機會，也沒有說實話的環境。他們一旦進了人大，成為某個專門委員會的副主任或是主任，就開始說實話了。讓國民耳目一新，天啊，原來我們的官員隊伍裡，水平高的人很多啊，瞭解社會的人很多啊，瞭解官場的人很多啊。我們應該向這部分說了大半輩子假話，到了人大就說實話的人致敬。
以前，本人就不知道中紀委還有個副書記叫劉錫榮，今年人代會一開，由於他的發言很不一般，甚至說是肺腑之言，因此，就知道了劉錫榮。在這個春天，我們應該向劉錫榮致敬，想敢於說出實話的原中紀委副書記致敬。
劉錫榮現在是全國人大法律委副主任，他在人大會上說：現在有些地方亂設機構，亂定級別，領導職數和公務員人數超標，「這兩亂兩超給買官賣官留下無盡空間。」
劉書記說的有些地方，恐怕不是有些地方，而是全國各地都是一樣的。一個地方亂設機構，另一個地方就會十分認真地學習，也跟著設立相同的機構。一個省亂設立一個機構，就影響全省的市跟著亂設相同的機構，接著縣裡和鄉里都要有類似的機構。看似是亂設的機構，其實都是有出處的，都是有來源的。
沒有一個地方能夠亂定級別，比如原來的省工會主席是正廳級，不知道那一年忽然成了副省級，那麼，市裡的工會主席就是副地級，縣裡的工會主席就是副縣級。過去地市級沒有人大和政協，一個地市就少了二十多個地市級幹部，現在各地市都有了人大和政協，就平地一聲雷的多了這麼多地市級幹部。指數多了，很多人一看，自己都符合標準，只要跑和買，都有可能，跑官的人就像朱自清散文裡春天的青草，呼啦一聲冒出來了。
過去一個地市的局長聽說一個市長，幾乎跟聽說一個皇帝差不多，現在一個市十幾個市長，還有從大專院校和科研單位來掛職的市長，局長們、處長們對於市長就不那麼來勁了。另外，一個市裡，和副市長類似級別的人四五十人，不說夠一個連，也足夠一個加強排。而市人大任命的局長才28個，副市級幹部兩個人只能管一個局長。因此，就有了一些大局的局長無視副市長存在的可能，就有了年齡大的局長隨意罵年輕副市長「你這個球娃」的官場笑話。
有的地級市是新設立的，只有兩三個縣和一兩個區，在這樣的市裡工作，只要你混上了一個正處，就可能當上副市級幹部。因為一個市的副市級四五十人，值錢的正處級單位領導幾乎跟幼兒園分蘋果一樣，每人一個是沒有問題的。苦就苦在老地級市的正處級們，十幾個縣，幾個區，還有很多部門，他們弄個市級副市級就不那麼容易了，就要加緊跑和買了。
有了買官的群體，自然就有了市場經濟引入官場的可能，賣官的群體也隨之產生了。也就是劉書記說的買官賣官的空間擴大了，在這個空間裡攛掇的人也就多了。開封的組織部長李森林一倒，幾乎牽扯了開封市所有想弄個副市級的正處級和很多相當正處級的副處級。除了李森林的個人因素，也有體制性的因素，更有官場市場化的因素。而這幾個因素的來源，就是買官賣官的空間大了。
假若買官賣官的空間小了，一部分人看到沒有可能，也就死心了，也就不買了。而不買了，也就不去刻意收取賄賂了。隨著買官群體的縮小，賣官的人生意也就小了，一旦出事的時候，牽扯的人也就少了，官員們的威信相應就高了。因為一個領導指數，就要有三個以上的人來跑，換屆的時候，一個市能空出十幾個指標，就幾十個人跑來跑去，買來買去，賣來賣去，亂鬨哄的，把官員們的威信買低了，賣低了。一個東西，只要公開叫賣的時候，就不值錢了，官位也是如此。
是誰擴大了買官賣官的空間？哪些地方是擴大買官賣官空間的始作俑者？劉書記沒有說明白，我們自然也就不知道。但是，可以這樣說，儘量縮小官員的隊伍，儘量縮小官員的指數，儘量縮小買官賣官的空間，比任何制度懲處吏治腐敗都要有效。
另外，領導指數增加過快，還會引起主席台太小的問題。有的地市的會堂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建造的，主席台過小，導致市裡開大會的時候，主席台上沒有座位的尷尬局面。有時主席台上的人肩膀挨著肩膀，上衛生間也很不方便。假若不限制領導指數，將來會堂重建的時候，就要建設一個主席台比會場大的會議場所，那就要上吉尼斯記錄大全了。
文章來源：《博客日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