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13日訊】今年中國「兩會」最引起爭議的政府行為，就是將通過《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該草案中針對國民的「秘密拘捕」條款，引起中國民間各界一致聲討。人們認識到，《刑訴法修正案草案》第73條之「人間蒸發」條款將是懸在國民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每個人都有可能被當局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讓其「秘密失蹤」。
此條款如果通過，將意味著中國進入「秘密警察治國」時期。正巧中國前一向發生了王立軍事件。這位在重慶「唱紅打黑」中曾以「黑打」著稱的政法委書記兼公安局長，當自己有可能成為權力鬥爭中被犧牲的棋子時，他採用了「冷戰」時期蘇聯間諜的做法，為避免被「黑打」而走避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因此，我想起一本著名的書《歷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
這是一本與《克格勃全史》側重點完全不一樣的書，《克格勃全史》的重點是講述該組織的對外功能——間諜情報工作，讀後總讓人覺得KGB與中情局、軍情六處是性質完全相同的同類機構，因而忽視了克格勃那殘酷的對內鎮壓功能。《歷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一書通過介紹歷任克格勃領導人及其任內工作，披露了蘇維埃俄國與蘇聯歷史上那血淋淋的肅反與清除異己運動。該書許多鮮為人知的細節描寫，帶給讀者的感覺除了震撼之外，更多的是恐怖感。
作為人類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一個特殊組織機構——克格勃，它的前身是全俄肅反委員會（全名為「全俄肅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設委員會」），其設立初衷是對付大批抵制新政權的舊官吏們，後來其功能演變為清除國內政治異己分子。它與蘇聯共始終的七十餘年歷史中，與陰謀、恐怖相伴生。毫無疑問，它絕不僅僅只意味著「令人不寒而慄」或「神秘」、「恐怖」，它的產生、發展和消失，都鮮明地打上蘇共統治這一特定時代的一切特徵。可以說，KGB的歷史就是一部顛倒黑白、製造冤案、刑訊逼供、濫殺無辜的歷史。直到今天，曾經在KGB中任職少校的普京，仍然嫻熟地運用KGB的一些手段對付政治異己。
領導這個部門的人，被視為在蘇聯最有權力的人。對於喜歡玩弄權術、嗜好掌控人們生死那種刺激感的人來說，這個職位頗有吸引力。然而弔詭的是，這個職位往往也會斷送坐在這個位置上的人的性命。作者寫道：「很多人在掌聲中邁進了這座位於盧比揚卡廣場的著名建築物，在這裡獲取了權力和獎賞，然而很少有人是出於自願或是由於職務的提升而離開盧比揚卡的。國家安全部門的領導者們一般都是由於被撤職或是被趕下台而告別此地的。其中有5人遭槍決，另外一些人蹲了監獄或長期失寵。這個工作尚未給任何人帶來殊榮」。這個職位充滿風險，從1917年到 1999年，克格勃的主席、人民委員、部長和局長一共換了23次，但外交人民委員和外交部長更換的次數要比這個數目幾乎少一半。一些人在這個部門任領導的時間並不長——幾個月，一年。只有尤里•弗拉基米羅維奇•安德羅波夫創下了任職最長的記錄，他曾任克格勃主席長達15年之久。
無論是在蘇維埃俄國還是後來的蘇聯，肅反擴大化達到了讓人難以置信的地步。不僅普通民眾人人自危，就連黨和國家的高層領導也提心吊膽地度日，蘇共的二號人物莫洛托夫也只能眼睜睜看著妻子被抓，不敢出面相救。肅反擴大化的執行者——安全機關同樣是整治的對象。1920年7月29日，列寧批準成立了由13人組成的全俄肅反委員會領導班子。然而，除了捷爾任斯基和緬任斯基是自然死亡外，其餘11位領導人在後來全部被殺。
克格勃頭目當中最著名的就是貝利亞，他在1945年1953年間出任克格勃最高領導，成為斯大林時期「肅反運動」的核心人物。在這場史無前例的肅反運動中，許多蘇聯開 國元勛、老革命家和幾百萬無辜百姓被誣以莫須有的罪名，慘死在監獄與勞改營中。但曾將無數人送上黃泉路的貝利亞，自己最後也難逃被清洗之厄運。2008年俄羅斯聯邦最高法院作出判決，認定 1953年蘇聯最高法院對貝利亞的死刑判決是合法的，拒絕了有人籲請為貝利亞平反的要求。該案件在審理過程中，引出了一段貝利亞死亡之謎的案中案，案卷中既沒有貝利亞土葬或火葬的證明，其屍體也去向不明。貝利亞同他的許多受害者一樣，神秘地從人間「蒸發」。
在恐怖氣氛的籠罩下，前蘇聯人民的人性被嚴重扭曲，人的尊嚴蕩然無存。「間諜」、「反蘇分子」、「破壞分子」、「叛國分子」的帽子隨時會降臨到每一個人的頭上。儘管這些被誣以各種罪名的人中的大多數人什麼罪也沒有犯過，但在重刑之下，他們最後都會被迫承認自己的「罪行」，並表示甘受懲罰。輕者進勞改營，重者被槍決。克格勃全盛時期，就是蘇聯人流血最多的時期。生活在這樣一個人人都可能朝不保夕的國度裡，無疑是最大的悲劇。
在人類歷史上，再也沒有比共產黨這一組織更熱衷於權力，也沒有任何組織比共產黨更不惜工本地投入資源運用各種恐怖手段鞏固權力。出於獨裁權力與獨佔真理的策略考慮，清除任何政治反對派及社會中任何有真實力量的任何人，將一切有組織的力量扼殺於萌芽狀態是共產極權政治的必然邏輯。
今天的俄羅斯人已經告別了克格勃這段歷史。如果中國將實施含有秘密拘捕條款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必然將中國人置於克格勃統治的政治恐懼之下。當中國人處於來自安全部門的監視、竊聽或被秘密逮捕的危險境況之中時，任何人都有可能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遑論所謂人格尊嚴。面對這種危險，那些擁抱中共政權者有什麼理由繼續歌頌中國的強大與進步？
（《歷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列昂尼德•姆列欽 著；李惠生、趙志鵬、鐘忠、王憲舉等譯，張志強校）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