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9日訊】迄今為止，中國人仍然沒有取得言論自由權，以言治罪的事還是在不斷發生。與此同時，近年來，由於網絡的迅猛發展，當局對自由言論已經防不勝防，加上社會矛盾迅速激化，當局也無力再對自由言論窮追猛打，這樣，中國的言論自由度已經大大拓展。
這種情況下，中共黨內極左派利用自由言論空間開始極力表現自我，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就出現了，那就是毛澤東的中共統治下的意識形態突然重新「行時」起來，並且展開了對鄧小平話語的批判，與此同時，中國的政治反對派裡，關於毛澤東的中共統治下的意識形態的爭論也活躍起來。
對此，應該怎麼看？首先，我們要肯定，毛氏意識形態擺脫了鄧小平話語的鎮壓，客觀上說是中國思想領域有了新的進步的表現，它使中共「一朝權在手，就壟斷話語權」的思想控制格局得以消解，它使中國的意識形態生態往正常化方面邁進了一步。
共產黨統治下的傳統意識形態模式，是不管什麼馬克思主義原教旨的，誰奪取了最高統治權，誰的思想就「唯一正確」，換句話說，就像歷史上的許多宗教一樣，原教旨如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話語闡釋權，誰當了教主掌握了闡釋權，誰就是該宗教的唯一代表，誰就和該宗教的主神無異。
正因此，毛統治就「毛澤東思想戰無不勝」，鄧統治就「鄧小平理論絕對正確」。
其結果，別的不說，至少使國家的思想理論界除了為統治觀念做註腳外別無選擇，永遠也沒有真正的思想交鋒，更沒有真正的思想創新。思想權屬於最高領袖，理論界只是幫閒。
現在，言論空間的拓展使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開始了正面的思想交鋒，姑且不論它們之間的對錯是非，無論如何能夠展開論戰就使「唯一正確」成為了歷史，而思想交鋒的特點，則是「負負得正」，你揭我的短，我摳你的瘡，大家都有問題，也就使當局的意識形態控制化為烏有。
與此同時，從人權角度說，不管我們多麼反對這些曾經「定於一尊」的官方思想，在言論自由的時代，它們都有存在的權利，都可以自由爭鳴。
但是，我們更應該看到，如今的世界在自由言論條件下已經走了很遠，通過幾百年的積澱，普世話語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自由國度成長起來的一代又一代思想家已經絕對不會為任何「定於一尊」的陳詞濫調蠱惑，早已造就了一種包容性、開放性、革命性的高度自由化的精神空間，對他們而言，對這種高度自由化的精神空間而言，任何「定於一尊」的意識形態都沒有什麼現實價值，而只有考古價值，或者說只有學術價值。
在這種情況下，從我們中國的政治異議人士來說，應該怎麼看待重新活躍起來的毛氏極左派？愚意以為，要從幾個方面說：第一，毛氏極左派在自由時代有它們存在的權利；第二，從根本上說，我們反對它們的基本觀點；第三，以上兩者的結果也就只是「我反對你的觀點，但堅決維護你表達自己觀點的權利」；但是，我雖然反對毛氏極左派的觀點，也絕不和它辯論，因為它已經沒有反對的價值。順便說明，世界上到處是荒唐的或者我們認為不正確的觀點，但其中絕大部分不值一駁，完全可以讓其自生自滅，這也是良好的言論生態的必然狀況。除此之外，這也和我們這個時代尚有大量關於言論自由的工作要做有關，作為中共黨文化的典型，毛氏意識形態正是徹底剝奪中國人民言論自由權的罪魁禍首，這年頭中國好歹有了一點言論自由，我們就來談起毛氏意識形態和其在今天的餘脈當代極左派的「合理內涵」，是否太過於自作多情甚至是犯賤？
任何被歷史淘汰了的獨裁思想，在一定的條件下都會沉渣泛起或者說死灰復燃，但是，這時的人民也像瘟疫餘生一樣有了免疫力，絕對不會再去上當，所以，面對毛氏意識形態以極左派的形式迴光返照大可不必在意，因為只要言論空間在擴大，它們就絕不可能重新奪回「文革」時代的天堂。此外，就算它們對揭露目前的荒唐現實有所助益，我們也沒必要讚許，因為言論自由條件下，人人都能看到聽到認識到這些問題，哪需要借助它們？
在我看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以及等而下之的「三個代表」「五個不搞」都是中共黨文化的表現，的確，它們有巨大的區別，在必要時我們應該將其一一區分清楚，絕不可以鬍子眉毛一把抓，但是，站在弘揚建立在自由基礎上的普世文化的角度看，它們無非是中共黨文化的不同表現，無論其有多大區別，萬變不離其宗：都是新時代的國教——統治人民的意識形態或者代用品。
作為「為萬世開太平」的民主轉型推動者，我們的歷史任務，是為拋棄黨文化打掃戰場，為建立普世話語體系打好基礎，怎麼還能囿於黨文化的意識形態、概念體系、邏輯結構？所以，毛氏極左派要和鄧氏當權派去惡鬥是他們的事，我們不時冷眼旁觀一下可矣，不僅沒有必要捲入，也沒有必要去談論它們的是非，更不宜再使用它們的那些陳詞濫調，比如階級鬥爭理論的概念體系，因為那種理論只能誤導社會，那種概念只能把簡單的現實問題弄得混亂不堪。
只有馬群羊群鴨群是絕對平等的，一切社會化動物都會產生分層，社會越發達分層越多。當然，從人類來說，良好的現代社會也越來越扁平化。現代社會具有高度的自由，各個層級是自然形成的，是開放性的，也具有高度的流動性，此外，收入分配上尚具有良好的調節機制，所以，各個不同階層的存在是客觀事實，但一則是天然的需要，二則其成員是在不斷升降變化的，三則雖有鬥爭，合作還是主流，其鬥爭也可以納入規則——法治規範。
如果用中共代替漢朝「馬上得天下」「儒學治天下」的「鬥爭哲學」「和諧哲學」來比喻，那麼我們的任務倒是與其有形式上的共同點，那就是必須以鬥爭求得法治，在法治下求和諧。也就是說，對我們來說，階級鬥爭學說是要不得的，我們主張社會各階層在公正的規則下和衷共濟。因此，在社會分析學說方面，我們絕不應該再使用中共的黨文化概念——階級鬥爭理論，而要採納現代社會學成就，充分尊重社會學家和所有社會科學家的意見，在百家爭鳴觀念博弈思想交鋒中創造全新的概念體系、邏輯體系、理論體系。當然，這種要求不僅存在於社會分析學說上，也存在於一切政治理論、哲學理論上，只有經濟學說是例外，因為搞了市場經濟，倒是基本「和國際接軌」了。
基於以上信念，我絕不參與對新毛派的討論，絕不對當局的那些「理論」進行深究，更絕不再使用那些黨文化概念。這些歷史陳跡應該讓民主時代的學者去探討，應該讓它們自行風化。
我們應該做的是：首先徹底爭得言論自由權，其次是在自由言論大觀園裡展示自己不受黨文化污染的自由言論，第三是儘可能的學習、移植世界上的自由文化並加以創化開新。我想，其中第三條我們普通的異議人士很難做什麼工作，那主要是學者專家的事情，但其中第一條和第二條是我們應該做而且可以做到的！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