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辛灝年《誰是新中國》(24)

【新唐人2012年3月8日訊】 【《誰是新中國》題解】 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後,又會出現長期的內亂和內憂?雖然能夠一再地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統一了中國,捍衛了共和國統,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又慘敗在1945—1949的內戰之中。嗣後,竟能夠在臺灣完成向民主的全面過渡,使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如果是後者,為何又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專制制度,雖然迄無外患,更無內憂,卻造成「冤獄遍中華」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悲慘局面,為漫長的中國專制制度,補上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的血腥一課。待到風雨飄搖之時,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開放」,然而,其成就雖不能與清政府相提並論,其命運卻與清王朝一樣而不能免,其腐敗和腐爛,更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有……

(接上期)

第三 孫中山堅持革命 反對改良 志在建立民國 「於斯竟成」

一 孫中山三民主義革命理論體系的形成
  
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后,孫中山曾亡命海外,開始了他的第一度考察歐美。他要以一個有過失敗經歷的革命者身份,去考察、研究歐美的民權革命和獨立革命,探索發動中國革命的科學理論,追尋中國革命的成功道路。這一次歐美之行,雖然使他在英國冒了風險,幾為滿清所困,但是,脫險后,他卻在對歐美的實地考察中,得出了一些革命的「真經」。這些真經,一是來自於他對歐美革命經驗的學習,二是來自於他對歐美革命得失的思考,三是來自於他將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和西方近代政治科學的融會和貫通。其成果具體表現在:

(一)認識到「革命 —— 無論採取任何形式,都是歷史的一個普遍變革進程」。【注十八】這裏所指的革命,自然是他所親自考察和深入思考過的「歐洲民主革命與美國獨立革命」。
  
(二)認識到君主立憲既「為革命之所賜」,亦是革命的一個「不完不備」的結果。他說:「革命之名詞,創于孔子。中國歷史,湯武之後,革命之事實,已數見之不鮮矣。其在歐洲,則十七、十八世紀以後,革命風潮遂磅礴於世界,不獨民主國惟然,即君主國之所以立憲者,亦革命之所賜也。」【注十九】同時,他還從歐洲一些國家歷經革命與復辟反覆較量才得以實現「君主立憲」的歷史中,得出了革命與改良關係的科學結論。他說:「世界之真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稱為真立憲。」因此,「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卻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注二十】
  
(三)從少年起即親身感受過歐美民主政治和自由制度的孫中山,終於在對歐美革命歷史和現實社會的深入考察中,形成了嶄新的三民主義理論體系,從而為中國國民革命奠定了科學的理論基礎和實際的行動綱領。
  
這個新理論體系就民族主義而論,則是:「余之民族主義……不以復讎滿清為事,而務與之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此為以民族主義對國內之諸民族也。對於世界諸民族,務保持民族之獨立地位,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並驅於世界,以訓致於大同,此為以民族主義對世界之諸民族也。」【注二十一】
  
這個新理論體系就民權主義而論,則是:「余之民權主義,第一決定者為民主,而第二之決定者則以為民主專制必不可行,必立憲然後可以圖治。」【注二十二】
  
這個新理論體系就民生主義而論,則是:「歐美自機器發明,而貧富不均之現象隨以呈露;橫流所激,經濟革命之焰,乃較政治革命尤烈……余欲為一勞永逸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以塞經濟革命之源……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注二十三】
  
(四)「五權憲法」思想形成。孫中山先生說:「歐洲立憲之精義,發於孟德斯鳩,所謂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是已。歐洲立憲之國莫不行之。然余游歐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選舉之弊,決不可無以救之,而中國相傳考試之制、糾察之制,實有其精義足以濟歐美法律、政治之窮,固主張以考試、糾察二權,與立法、司法、行政之權並立,合為五權憲法;更采直接民權之制,以現主權在民之實。如是余之民權主義,遂圓滿而無憾。」【注二十四】
  
顯然,一個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理論體系和民主體制建設藍圖,由是而成。所以,孫中山先生自己也說:「余之革命主義內容,概括言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是已。苟明乎世界之趨勢與中國之情狀者,則知余之主張,實為必要而可行也。」【注二十五】

二 中國民主革命迎來了她的發展期
  
孫中山先生髮動的中國革命,雖然于悄然發生之際,就遭遇了失敗,遭遇了「天下共棄」,遭遇了國人的謾罵和華僑的冷遇,甚至連他本人也只能夠亡命海外,然而,「不以挫抑而灰心」的孫中山先生,卻于亡命之途,考察歐美,采東西方革命之長,集古今政治文化之優,建立並完成了他「以民權革命為中心、以民族革命為助力、以民生髮展為方向和以五權憲法為制度」的嶄新理論體系,從而為在艱難中推動和發展由他所領導的民主革命,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凝聚了巨大的思想理論力量。其後,隨著清王朝的一再拒絕政治改良和政治改良派的兩興兩衰,孫中山所致力的革命終於迎來了她的發展期。自一九零零年至一九零五年,一是革命「已多為有識之士恨其事之不成」,於民間已漸成風潮,「自惠州起義失敗以至同盟會之間,在粵則有李紀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則有黃克強、馬福益之事,其事雖不成,人多壯之」。【注二十六】二是開始吸引部分原改良派人士走向革命,如曾追隨改良的章炳麟和青年壯士吳樾等。三是清王朝「廢科舉、興學堂、派留學」的新政,不僅使知識分子失去了讀書取士之途,從而不再以王朝政治為依靠,使留學生數目大增,而且使東京、上海等主要由留學生及知識界所創辦的民間刊物,竟如雨後春筍般蓬勃興起。「留東學生提倡于先,內地學生附和於後,各省風潮從此漸作。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注二十七】一時間宣傳歐洲革命、鼓吹美國獨立、號召排滿興漢的聲浪,始大張于中國。四是海外華僑漸受東京留學界及內地革命風潮之影響。「鄒容的《革命軍》一書,為排滿之最激烈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之風氣,為力甚大」,孫中山再赴海外,「凡有華僑處,莫不表示歡迎,較之往昔大不同矣」。【注二十八】
  
一九零三年,孫中山正式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平均地權、創立民國的十六字綱領,中華民國的國名,從此載入中國國民革命的史籍。
  
一九零四年,孫中山發表了「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滿懷信心地指出:「中國正處在一場偉大的民族運動的前夕,清王朝的統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勢。」
  
一九零五年,孫中山在二度考察歐美的過程中,不僅因三民主義思想體系的成熟,而吸引了一批志在中國民主革命的歐美留學生,而且在他輾轉抵達日本后,更受到了數百名留日學生的熱烈歡迎,開始了他與留學生的歷史性結合,為嗣後的中國國民革命,準備了以優秀青年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民主革命力量,極大地提高了革命的品質。對此,孫中山先生自己也說道:「時(按:指一九零零年以後)適各省派留學生至日本之初,赴東求學之士,類多頭腦新潔,志氣不凡,對於革命理想感受極速,轉瞬成為風氣。故其時東京留學界之思想言論,皆集中於革命問題……乙巳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予於是乃揭櫫吾平生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號召力,而組織革命團體焉。於是開第一會於比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於柏林,加盟者十餘人;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開第四會於東京,加盟者數百人;中國十七省之人皆與焉……因當時尚多諱言革命二字,故只以同盟會見稱,后亦以此名著矣。」【注二十九】
  
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成立,標志著中國國民革命力量的大聚集,及其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開始走向成熟。是年十一月《民報》創刊,由孫中山正式在《發刊詞》上闡釋三民主義精義,標志著中國國民革命從此擁有了正確的和科學的思想理論基礎。中國的國民革命亦從此走向了她的高潮期。對此,孫中山自己也說:「及乙巳之秋,集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於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佈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布中華民國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萬人,支部則亦先後成立於各省。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同盟會成立未久,發刊《民報》鼓吹三民主義,遂使革命思想瀰漫全國,自有雜誌以來可謂成功最著者。其時慕義之士,聞風興起,當仁不讓,獨樹一幟以建義者,徐錫麟、熊成基、秋瑾等是也。」【注三十】
  
有必要指出的是,三民主義之民主革命理論體系和五權憲法之民主建國方略的成熟及傳播,使得中國的國民革命從此更加具有了民主革命的根本性質,從而將推翻滿清專制統治、結束數千年君主專制制度與創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 中華民國,定奪為中國國民革命的根本方向。孫中山說:「中國數千年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忍受的。就算漢人當君主,也不能不革命……要廢除君主制度,不是專靠民族革命,必須進行政治革命」 。【注三十一】 他還說:「這次革命除『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尚當與民變等,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注三十二】
  
從此,由孫中山先生所發動的「中國國民革命」,亦在上述之根本意義上,與中國民主革命獲得了「同一」。只是就範圍而言,中國國民革命才較作為其本體內容的中國民主革命,更具有革命內容的廣泛性,即外反列強欺凌和內反滿族專制統治之民族革命內容的加入。本書為標明中國民主革命乃為中國國民革命的本體和本質,故在全書的章節標題上,決用中國民主革命這一概念,以使中國民主革命獲得她在革命性質上的明確性。但又在全書的內文裏面,部分地沿用中國國民革命的概念,以求在行文之中,表現她歷史過程和歷史內容的真實性。

三 革命與改良的兩場大論戰

第一場大論戰發生於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前
  
如果說,自龔自珍、林則徐、魏源始的中國近代優秀知識分子,為追求富國強兵而推動起來的思想解放運動,歷經清政府數十年的經濟改革,和康、梁等對於政治改良的追求、實踐及失敗,而終於從正反兩個方面為共和主義思潮的興起及民主革命目標的確立,奠定了必要歷史基礎的話,那麼,戊戌之後,恰恰是在民主革命的理念和目標已經愈來愈成為中國人民的嶄新歷史追求時,一九零二年,由康有為發表《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書》,所公開挑起的保皇改良派對民主革命派的大論戰,卻遭遇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對於保皇改良派的第一次大反擊。
  
在這一場大論戰中,因康有為將大清朝吹捧成「唐虞至明之所無、大地各國所未有」,更歌頌光緒皇帝為「至仁至德」,誣衊中國人民「愚昧無知,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因而不可倡導民主共和,否則只能造成「天下大亂和亡國滅種」的後果,尤言「彼之保皇才是真正的革命,否則無非是殺人放火而已」,所以,孫中山首先指出「革命、保皇二事,決分兩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事理相反,背道而馳,互相衝突,互相水火」。【注三十三】其後,章太炎不僅寫出了《客帝匡謬》一文,以自責曾經追隨改良的思想和行為,而且寫出了著名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針對康有為指責中國人民「公理未明,舊俗具在」,因而「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的荒謬主張,乃有力地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具在,即以革命去之」。更歌頌革命為「啟迪民智、除舊布新的良藥」。同時指責康有為已經墮落成為一個「利祿熏心、甘當奴隸、為一時之富貴甘冒萬億不韙而不辭的封建市儈」。年輕的民主革命家吳樾不僅暢言「反枝葉改革、倡非常改革」,更以謀炸出洋考察五大臣來表明他與改良思想徹底決裂的精神,不惜犧牲了自己年輕的生命。另一個年輕的革命家鄒容則著有《革命軍》遺書,竭力讚揚「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共和主義思想,主張「掃除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的積弊」。又一個年輕的革命家陳天華則以「壯夫躍海」的英雄行為,用年輕的生命敲響了他的《驚世鍾》,希望追隨專制改良者們能夠《猛回頭》。
  
在這一場對保皇改良派的反擊戰中,民主革命派除掉揭穿了前政治改良派「彼之愛國,無非是愛專制政體」的本質,尤其批判了「君權不可侵犯」的君主專製法統,和旨在維護這一法統的封建禮教道統,指出了「禮之耗人血、消人氣不至死亡不止」的殘酷專制本質。不僅有力地轟擊了宋明以來意在維護君主專制統治的理學基礎;而且為中國同盟會成立后革命與改良的那一場更加廣泛和深入的大論戰,鋪墊了共和主義的思想基石;更為辛亥以後中國知識界發動那一場反覆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及其對孔孟思想文化體系中專制思想文化成份的批判和清算,埋下了歷史性的伏筆。

第二場大論戰始於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初
  
一九零五年底,面對著清政府誘改良以滅革命的陰險手段,和政治改良派要君主立憲不要民主立憲的頑固立場,民主革命派早在《民報》創刊伊始,即指名道姓地指責康有為、梁啟超是為滿清政府製造「欲使吾民族誠心歸化之立憲改良論的禍水」。【注三十四】
  
一九零六年初,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先後發表了「開明專制論」和「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兩篇長文,並將兩文合刊出版,題名為《中國存亡之大問題》,對革命派展開全面反駁。大論戰勢在必發。
  
梁啟超主張改良和反對革命的重要論點,一是「中國人未有共和國民之資格」;二是「只能經過開明專制以移于立憲」;三是為「不至助長衝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憲」,並「必須為彼(指清政府 —— 作者按)所能行」,才是「唯一正當之手段」,「若為彼所不能行,則是宣戰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導致流血、內亂」等。
  
一九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民報》印行《第三號號外》,刊出「《民報》與《新民叢報》辯駁之綱領」,首先列出兩報辯論的主要條目,【注三十五】然後針對其第一種重要論點批駁曰:「自由、平等、博愛三者,人類之通行也……夫我國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而民權立憲則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精神必適合吾國民,而絕無虞其格格不入也。」是故,「我國民必有民權立憲之能力」。同時,為國民能夠達到民權立憲之能力,又提出應以「革命和教育來促成中國人民做共和國民的資格」。就革命言之,則「若在實行時代,去專制之苦,嘗自由之樂,夷階級之制,立平等之域。國民主義,民族主義,昔存於理想,今現於實際。心理之感孚,速于置郵而傳命也」。就教育而言,則「教育無論于革命前,革命后或革命時,均極為重要……更對浚發國民自由、平等、博愛的天性有大助力」。【注三十六】
  
針對其第二種重要論點,《民報》首先指出:「即以君主立憲而論,亦由國民革命之結果。未有國民不革命,而政府自能立憲者也。政府怵於國民之革命而讓步焉。君權民權,相與調劑,乃為君主立憲。若該報專望政府開明專制,而國民舍勸告以外無他事,其結果只能成野蠻專制政體,若望君主立憲,真羝羊生乳之類耳。」由是,民報乃批駁徒望清政府由實行「開明專制而至君主立憲」的論點說,清政府「所處之地位,只能與國民為敵,不能與國民為助明矣。故吾不以改革之能事望諸政府,而望之於國民。國民既能改革矣,則民權立憲當然之結果也」。【注三十七】
  
正因為如此,針對改良派「只能要求清政府立憲」的論點,《民報》則乾脆批駁說:「彼政府之所以能專擅者,以其權力足以束縛人民也。人民苟不能脫其束縛,則其發言懸于政府之聽否,無絲毫自主之權也。不汲汲養成民力,而惟望其要求,各國政治革命之成例恐無此兒戲也」。更何況,「今日之政府,豈惟已絕無可望,直國民之仇讎而已」。【注三十八】
  
就改良派所稱的「革命只能導致流血內亂」之說,民報首則慷慨言之曰:「為國而死,不愛其生,此國民之天職也。胡乃以殺人流血相怵?」繼則直言批駁曰:「革命不免於殺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殺人流血之禍可以免乎?」【注三十九】
  
此後,各家民主革命派刊物,乃于中國本土和新加坡、檀香山、舊金山、香港等地參加了這一場大論戰。他們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綱領,遵循孫中山先生「必須進行政治革命」的民主革命思想,圍繞著「要不要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和要不要建立一個主張民權的民主共和國」等大是大非問題,對立憲改良派「只要改良、不要革命」,「只想哀求清王朝立憲、不想推倒清王朝君主專制政體」等錯誤思潮,特別是針對清王朝「虛以敷衍改良、實為撲滅革命,立憲為假、專製為真」的維護專制手段,予以了廣泛而又深刻的批駁。胡漢民在為《民報》纂文時便寫道:「舊日為異族政府所有者,固當傾覆之;而數千年君主專制之政府,亦必同時改造而後可以保存而竟存。」同盟會員汪東亦發表文章呼應說:「單純的殺人放火,根本談不上是革命,烏可以辱我莊嚴、寶貴之革命二字。」【注四十】《夏聲》與《河南》兩家雜誌,更從清王朝四十年來推行改革開放和空喊立憲入手,駁斥立憲改良派們說:「四十年來,言新法者,非今日之政府乎?無日不為之,而究其所為者何事?新法之收效於今日者安在?有能舉起大者示之於人乎?……夫以如是之政府,而日日言立憲,五年,十年,十五年之預備期限,常視吾民之舉動如何以為伸縮。而又于立憲預備之時期,宣布言論集會之苛虐條件,以為摧抑吾民之具。」【注四十一】而且,「以預備立憲時代即演出如許慘禍,吾不知實行立憲,則民禍將伊于胡底也!」【注四十二】「國民之普通自由,彼不能于預備立憲時代保護之,乃反於預備立憲時代剝奪之。國民政治上的權力,彼不能于預備立憲時代促進之,反於預備立憲時代限制之。非喪心病狂,奚為行動不倫,一至此極!」【注四十三】
  
由是,革命派乃對改良黨人批駁曰:「彼保皇立憲黨人,不按以往之事實,不衡方來之時勢,終日抱乞求、哀求之目的,甚而泣婦其行者,更何異痴子愚蒙。對兇猛之獸,曰是可以笑容親猛獸也,是可以嫵媚近猛獸也。」【注四十四】鼓吹共和的《醒獅雜誌》在《醒后的中國》一文中,就曾指責一心追求君主立憲的政治改良派為「野老不知亡國恨,喃喃尤頌聖朝恩」。《二十世紀支那雜誌》則以「不到臨崖絕命時,強權政治有誰知」的沉痛呼喊,期望改良派能夠在強權統治的迫害中猛省過來。徐錫麟在刺殺恩銘的《光復文告》中更揭穿清政府的立憲說,「今則名為立憲,實乃集權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殺戮志士,苛虐無道,暴政橫生」,因而號召「重建新國,圖共和之幸福,報往日之深仇」。名聲卓著的《河南》雜誌尤對清政府的「預備立憲」大胆駁斥道:「嗟夫,預備立憲者,尚不如直其名曰預備殺人流血之直接了當也!」
  
這一場大論戰,因革命派據理力爭,民眾擁護,改良派因「大清朝不改」,非但窮於應付,而且益不堪擊。故時有論者稱「《民報》出現,國民主義和民族主義,漸浸溢同胞之腦海,向之與《新民叢報》有關係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敵國之……數月以來之《新民叢報》,已為梁啟超一人之《新民叢報》,黨派之機關雜誌,忽變而為獨夫之機關雜誌,此真千古未有之慘狀也!」【注四十五】而它最為積極的效果,便是促成了共和主義思想的大普及。嗣後,廣西會黨領袖王和順即在《告粵省同胞書》中宣稱「接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並號召「建民主憲政之政體,行土地國有之制度」。而在江西萍、瀏、豐起義中,龔春台部的洪江會眾也已在文告中自稱:「奉中華民國政府命……不但驅除韃虜,不使少數之異族專其權利,且必須破除千年專制之政體,不使君主一人獨享特權于其上,建立共和民國,與四萬萬同胞,共享平等之利益。」
  
這一場大論戰,雖然在圍繞著「土地國有」等問題的爭論中,革命派因受到西方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而表現出一些不盡正確的思想,梁啟超亦表現了一些未必是錯誤的觀點,但因這一場大論戰真正的論戰重心,是在要共和還是要專制和要革命還是要改良的根本問題上面,並使得共和的思想戰勝了專制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戰勝了改良的思想,所以,它的積極意義也就無庸贅述。

四 中國民主革命迎來了她的高潮期 並且「於斯竟成」
  
上述的兩場大論戰,特別是后一場由革命派挑起的,對改良派的大批判,不僅使康、梁為代表的保皇改良派鋒芒失盡,而且使立憲改良派在對革命派和清政府的兩面作戰中,痛苦地迎來了它們最終的失敗和分裂。由是,革命風潮乃愈起愈猛,革命派更以「軀殼雖死、我志長存」的精神,前仆後繼、萬難不辭的意志,連續發動了萍、瀏、豐起義,饒平、黃岡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九月防城起義,鎮南關起義,欽州起義,雲南河口起義,以及光復會於浙、皖的兩次起義,直至一九一零年十月和一九一一年四月的兩次廣州起義。其間,一是安慶新軍的起義,乃為革命之重要轉折,時論曾贊之曰:「安徽之役,事雖未成,然霹雷一聲,革命黨運動軍界起事之聲浪,已足以寒一般清吏之膽……安徽一役頸血未乾,廣東軍界之事又層見疊出……夫軍人者,彼專制君主平日所恃為心腹,而藉以壓抑平民保全皇位者也。為大勢所驅趨,雖恃為心腹者,畢竟亦不可恃如是。至是而一般以專制治其民者,遂不得不聲顫氣喘,手足無措矣!」【注四十六】辛亥革命終以武昌新軍起義而為其端緒,便是明證。二是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的廣州黃花崗起義,誠如孫中山所言:「是役也,集各省之革命黨精英,與彼虜為最後之一搏,事雖不成,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已造成矣!」【注四十七】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自一九零五年以後,在中國同盟會包括其它革命團體所發動的歷次起義中,革命志士們萬難不辭、前仆後繼、英勇奮戰、一懷壯烈的犧牲精神,實為我中華民族千秋萬代之楷模。著名革命志士熊成基在失敗被捕「招供」時所說的話,尤代表了千萬革命烈士的心聲。他說:「各國革命之歷史,皆流血多次,而後成功。我此次失敗也,普通社會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能附和之原因,蓋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比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發達。我們之自由樹,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注四十八】安慶講武堂學生、革命烈士張勁夫在起義失敗后被捕「招供」時,曾直呼堂審的清吏曰:「爾速拿筆來,將我為漢族復讎之大意錄下,裨人人皆知殺滿人復讎為任務」。【注四十九】安慶新軍起義烈士周振豐,在被捕審問時亦從容笑曰:「我死之後,當化生千百萬之革命黨……以後須多派偵探,嚴密防範,否則有不堪設想之一日,爾細思之!」【注五十】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在被捕前得知徐錫麟失敗的消息時,非但不逃,反而對勸她離開的人說:「我怕死就不會出來革命,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注五十一】青年革命志士、黃花崗烈士林覺民,給妻子所留下的著名遺書,豈止摧人淚下,實能給人以無盡的勇氣。他在遺書中曾這樣寫道:「……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之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天下人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當時的中國,正是因為有了吳樾、徐錫麟、熊成基、秋瑾、禹之模、佘英、劉慎終、喻培倫、宋玉琳、陳可君、李文甫等一大批視死如歸的民主革命志士,方才能夠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魂牽革命不足半歲之日,乃有武昌事發,即偉大辛亥革命的爆發。由是而使清王朝一仆而難起,瓦解崩垮于不數月之間。
  
應該說,清王朝的迅疾覆亡,既功在革命,亦功在改良,更「功」在清王朝自身一意拒絕政治改良的反動行徑上。因為無革命,清王朝便能苟延而殘喘;無改良,則不知清王朝堅拒改良以從善;而若無清王朝一再拒絕改良和一再撲滅革命,革命和改良又何能匯而合之,以一朝推翻之與瓦解之?甚至使中國數千年的君主專制政體,即帝制,亦終於隨著大清朝的滅亡而永劫不復了。

注 釋

【注十八】 參見〔美〕史扶鄰著《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一書。

【注十九】 孫中山:《中國革命史》。《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專刊。

【注二十】 孫中山:《中國革命史》。《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專刊。

【注二十一】 孫中山:《中國革命史》。《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專刊。

【注二十二】 孫中山:《中國革命史》。《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專刊。

【注二十三】 孫中山:《中國革命史》。《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專刊。

【注二十四】 孫中山:《中國革命史》。《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專刊。

【注二十五】 孫中山:《中國革命史》。《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專刊。

【注二十六】 《孫文學說》,卷一,《行易知難》第八章。

【注二十七】 《孫文學說》,卷一,《行易知難》第八章。

【注二十八】 《孫文學說》,卷一,《行易知難》第八章。

【注二十九】 《孫文學說》,卷一,《行易知難》第八章。

【注三十】 《孫文學說》,卷一,《行易知難》第八章。

【注三十一】 孫中山:「於民報發刊大會上的講演」

【注三十二】 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通過的「軍政府宣言」。

【注三十三】 孫中山:「敬告同鄉書」。一九零四。

【注三十四】 精衛:「民族的國民」。《民報》第一號第二六頁。

【注三十五】 第一條:《民報》主共和,《新民叢報》主專制;第二條:《民報》望國民以民權立憲,《新民叢報》望政府以開明專制;第三條:《民報》以政府惡劣、故望國民之革命,《新民叢報》以國民惡劣、故望政府以專制;第五條:《民報》主張政治革命,同時主張種族革命;《新民叢報》主張政府開明專制,不知如何方副其希望;第七條:《民報》以為政治革命必須以實力,《新民叢報》以為政治革命只須要求。第十一條:《民報》以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叢報》以為革命反以得專制等。

【注三十六】 精衛:「駁新民叢報最近之非革命論」。《民報》第四號第二八至三十頁。

【注三十七】 精衛:「再駁新民叢報之政治革命論」,《民報》第七號第五四頁;「駁新民叢報最近之非革命論」,《民報》第四號第二八頁。

【注三十八】 精衛:「再駁新民叢報之政治革命論」。《民報》第七號第五十、五四頁。

【注三十九】 精衛;「駁革命可以生內亂說」。《民報》第九號第四六、四九頁。

【注四十】 胡漢民:「民報之六大主義」。汪東:「支那立憲必先以革命」。

【注四十一】 皮生:「策國民之前途」。《夏聲》第五期。

【注四十二】 不白:「警告同胞勿受要求立憲者之毒論」。《河南》第五期。

【注四十三】 明民:「預備立憲之矛盾」。《河南》第三期。

【注四十四】 征軒:「專制君主又將去其一」。一九零九年四月二七日《中興日報》。

【注四十五】 《民報》第五號第一四零至一四一頁。

【注四十六】 一九一零年四月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報》。

【注四十七】 孫中山:《中國革命史》。

【注四十八】 《辛亥資料叢刊》。

【注四十九】 《辛亥資料叢刊》。

【注五十】 《辛亥資料叢刊》。

【注五十一】 《辛亥資料叢刊》。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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