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4日訊】一
說來萬分慚愧，我聽到「夾邊溝」這個名字，竟然遲至2005年，還多虧天津作家楊顯惠的來訪。
那年，楊顯惠夫婦應墨爾本華文作協的邀請訪問了澳大利亞。4月26日，在墨爾本作家王曉雨的陪同下，他們到達悉尼。是晚，悉尼作家在Ashfield的京華酒樓舉行了一個歡迎宴會。
在這之前幾天，悉尼女作家劉海鷗按照王曉雨的吩咐，給我寄來一本《告別夾邊溝》，看時非常震撼。現在見到作者，自然敬佩之至。楊顯惠雖然也近六十歲了，但還是過分顯得蒼老，額上刻著深深的紋路，似乎無時無刻在訴述著未完未了的悲憤與憂傷，以致在座的一位年輕女作家以為他也是右派，憐愛地勸他寬心些，要從「夾邊溝」走出來。
1946年出生的楊顯惠以他的年齡幸好趕不上反右的年代。他只能當個上山下鄉的知青。1965年，只有十九歲的他，剛剛高中畢業，離開蘭州，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肅省生產建設兵團，到一個小宛農場全天候地開荒修渠、引水灌溉。農場除了很多和他一樣的青年學生之外，還有一些從別處轉移過來的右派。他們在解除勞動教養之後，不准回家，安置在農場裏繼續勞動。就是在這裏，和他們的閒談中，楊顯惠第一次聽到了「夾邊溝」這三個字。
此後多少年來，夾邊溝對於楊顯惠，如同一場夢魘，揮之不去。
從1997年開始，年過半百的楊顯惠重返河西走廊，尋訪四十年前落難於夾邊溝的右派群體。他嘗試過從查閱官方檔案入手，但是沒有人理睬他。他只能「貼著地面行走」，在隴東的黃土高原中穿行，在河西的戈壁荒灘中尋找，整整三年，他竟然尋訪到了一百多位當事人。在哭泣和淚水中，昔日的右派如今的老人們沉浸在那段不堪的年月之中，向他追述一個個受盡折磨死裏逃生的故事。每當此時，楊顯惠也屢屢無法自持，只能請求老人暫時停下來，讓他走到院子裏，擦一擦眼淚。
1999年，楊顯惠開始寫作「告別夾邊溝」系列。2000年開始，系列在《上海文學》和《小說界》上連載，引起全國轟動，〈上海女人〉和〈逃亡〉獲中國小說學會2003年首屆學會獎短篇小說獎（全國讀者投票評選）。系列結集時，全國多家出版社競相爭奪出版。後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的名為《夾邊溝紀事》，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的名為《告別夾邊溝》（兩者稍為有些不同）。
結果成就一部空前震撼的作品！
一位死難者的兒子，偶然讀到了以自己的父親為原型的篇章，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學》供在桌上，長跪著，一頁一頁地讀，一次次地哭。他對朋友說，父親去世時他還小，只知道父親死在夾邊溝，但不知道父親是死得這樣慘。
在甘肅臨洮，有一位八十二歲的夾邊溝倖存者裴天宇老人。老人說，他在甘肅師大當教授的學生寄來了四冊《上海文學》，他用了半個月時間才讀完那四篇文章。他說，每一次拿起來讀不上十分鐘，就老淚縱橫，無法繼續……
上海著名學者朱學勤把《夾邊溝紀事》看為他「精神年輪」裏的三本書中的一本。他說，有朋友稱此書是中國的《古拉格群島》，他以為還不夠。《古拉格群島》僅僅描述知識份子在集中營裏被虐待，卻還沒有觸及饑荒中知識份子相互蠶食之慘烈。那是真正的吃人！中國知識份子所經歷的苦難，遠遠超過蘇俄。
中國小說學會常務副會長、文學批評家雷達為《告別夾邊溝》作序，標題是〈陰霾裏的一道閃電〉。他高度讚揚楊顯惠的貢獻，認為書中表現的歷史悲劇的精神本質和沉重教訓發人深省。
二
夾邊溝在甘肅河西走廊重鎮酒泉三十裏外，地處祁連山下，荒漠戈壁之中。1957年4月，成立於1954年3月的夾邊溝農場改變為勞教農場（行政名稱是「甘肅省第八勞改管教支隊」），開始收容甘肅省的機關、企業和學校揪出來的「極右分子」、出身剝削階級家庭或者曾有過其他錯誤的「右派分子」，還有一部分大鳴大放期間有右派言論的「歷史反革命」，以及工人民眾中因右派言論而獲罪的「壞分子」。
夾邊溝風大沙多，有限的農田「嚴重鹽鹼化」，「主要植物為蘆草」，「幾乎無降水」，這些長年的生態記錄一目了然。事實上，這個小型農場自開辦時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勞改人員，因為它只能養活這麼多人。但1957年甘肅當局卻將兩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斷地押送至此，沒有人想及以後將會出現什麼樣的結局。
只是三年半的時間！前一年半是右派們的勞累史，後兩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則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饑餓史。在饑荒中，吃盡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東西，最後超過一千五百人成了餓殍！
根據倖存右派的回憶和楊顯惠的調查，1960年春播的時候，有一半的人已經累垮了，下不了地，只能在房門口曬太陽，躺著。死亡開始了。每天有一兩個兩三個人從衛生所的病房裏被抬出去。就在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義寫信從美國勸回國內的水利專家傅作恭，在場部的豬圈邊找豬食吃時，倒下了，大雪蓋住了他的身體，幾天後才被人發現。生前他曾經給哥哥傅作義寫信求救，據說傅作義無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沒有郵寄錢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們開始了本能的掙扎求生。夾邊溝生存條件極為慘烈，右派們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結舌、驚詫莫名。
在每天吃過了食堂供應的樹葉和菜葉子煮成的糊糊湯後，他們蜷縮在沒有一點熱氣的窯洞和地窩子裏，盡可能地減少熱量散失，等待一下頓的糊糊湯。
如果有了一點力氣，就到草灘上挖野菜、捋草籽，煮著吃下。體質稍好的，到草灘上挖鼠穴，搶奪地鼠過冬的口糧；看到晰蜴，抓來燒著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臘月，野菜無跡可尋，右派們只能煮幹樹葉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脹肚，樹葉吃了也便秘，無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陽地上，撅著屁股，相互配合掏糞蛋。
俞兆遠，原是蘭州市西固區工商局的一位科長。在吃遍樹葉野菜草根草籽之後，他開始吃荒漠上的獸骨。楊顯惠在書中寫了這樣一個場景：
……骨頭經風吹吹雨淋變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說那東西沒法吃也沒營養，但他說，沒啥營養是對的，可它總歸沒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這就行！他研究怎麼吃骨頭，總也想不出好辦法，便放在火上烤著看看。誰知這一烤竟然出現了奇跡：白生生的骨頭棒子被烤黃了，表面爆起了一層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來，拿舌頭舔一舔刮下的粉末，無異味，尚有淡淡的鹹味。於是，他把幾根骨頭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單上集中起來，居然湊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麵一樣把它放進嘴裏嚼，咽進肚子。後來，他們全窯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灘上搜集獸骨……
1960年9月，夾邊溝農場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殘之外，悉數遷往高臺縣的明水農場。這裏的條件比夾邊溝更為惡劣。右派們開始大面積出現浮腫。一位存活的右派回憶道：
他們在死前要浮腫，浮腫消下去隔上幾天再腫起來，生命就要結束了。這時候的人臉腫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裏邊包著一包水。眼睛睜不大，就像用刀片劃了一道口子那麼細的縫隙。他們走路時仰著臉，因為眼睛的視線窄得看不清路了，把頭抬高一點才能看遠。他們搖晃著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需要停頓幾秒鐘用以積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隻腳邁出去。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著，就像是咧著嘴笑。他們的頭髮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嗷嗷嗷的。
由於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漸漸地連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難找到了，他們都再也沒有足夠的力氣了，因此，對死者的掩埋越來越草率，大都是用骯髒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裏，簡單地用沙子蓋一下了事。當時的右派們形象地稱之為「鑽沙包」。1960年的冬天，在明水的夾邊溝右派們進入了生命的絕境，最為駭人聽聞的一幕出現了：活人吃死人。「鑽沙包」的死者都是餓死的，身上皮包骨頭，於是，他們的胸腔經常被劃開，內臟被取出……
這些「鑽沙包」的死者都有親人啊。古時唐詩有此淒美的名句：「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其悲情非常動人，但現在這些死去的右派甚至不敢企望得此「享受」！首先，「無定河邊骨」生前不管怎樣說也是為國捐軀的戰士；而自己卻已淪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是「人民」的敵人（右派分子的全稱是「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完全不可同日而語。還有，自己會是千里之外的「深閨夢裏人」嗎？真不敢有太多的想像。君不聞，「一張大被不可能蓋上兩個階級」，許多親人在高壓之下大義滅親劃清界限還唯恐來之不及。不過也有例外。楊顯惠書中有一位不懂政治不理會政治的上海女人，從遙遠的上海趕到夾邊溝時，活著的丈夫已經消失了。淚水已幹的這位女人非常堅強，抱著對丈夫的一腔忠貞，終於找到連屁股上一點點肉都已不知被誰吃去、乾巴得如同剝去了樹皮的樹幹似的丈夫的軀體。這位女人還是「幸運」的，她畢竟將她丈夫的遺骨帶回了上海；這位右派丈夫也是「幸運」的，他畢竟圓了生前的唯一的心願……
三
自從楊顯惠的夾邊溝系列問世以來，人們對那個幾被歷史風塵淹沒的慘劇投入了莫大的關注。近年來，有關「夾邊溝事件」又撰寫了或出版了幾部書。如趙旭的《風雪夾邊溝》（作家出版社，2002年12月）、鐘政的《血淚驚魂夾邊溝》（待出版）、邢同義的《恍若隔世•回眸夾邊溝》（蘭州大學出版社，2004年10月）、白天（和鳳鳴）的《經歷：我的一九五七》（敦煌文藝出版社，2006年2月），等等。這些作品，有些更緊貼史實，更具史料價值。如《恍若隔世•回眸夾邊溝》，是作者歷時數載走訪了當時夾邊溝等農場勞教右派中的健在者，查閱了有關的歷史檔案，掌握了大量翔實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又用了一年半寫成的心血之作。有些就是作者本人的親身經歷。如和鳳鳴的《經歷：我的一九五七》。作者及其丈夫王景超在1957年反右中雙雙被劃為右派分子（王景超並被定為極右分子），一下墜入黑暗的深淵，成為階級敵人，都被發配到農場勞動改造。在緊接著到來的1960年大饑荒中，作者總算死裏逃生，但她的丈夫卻活活餓死在夾邊溝勞教農場裏。又如寫《血淚驚魂夾邊溝》的鐘政，是夾邊溝的倖存者。他原名提中正，因為和蔣中正重名犯忌而改，打成右派前是甘肅人民廣播電臺的播音員、記者，今年年近八十了，但血淚驚魂，尚歷歷在目。
去年6月28日，上海作協為《恍若隔世•回眸夾邊溝》開了一個研討會，由上海市作協副主席、《上海文學》雜誌社社長趙麗宏主持。趙麗宏指出，《恍若隔世•回眸夾邊溝》體現了一位有良知的知識份子的歷史責任感和勇氣。《上海文學》之所以從當年發表楊顯惠的夾邊溝系列，到現在為遠在甘肅的作家開這次研討會，一直關注夾邊溝那段慘痛歷史，目的也在於希望後人不要忘記不要忽略我們民族曾經有過的那段傷痛。
五十年過去了。現在的夾邊溝是怎樣的呢？
不久前到過的人說，當年右派們住過的房子，由於年代久遠，已經拆得七七八八。一面將要傾倒的泥磚牆土腥彌漫，向東開的門框猶存，不知何人何年塗在上面的藍色油漆依舊鮮豔。這就是死在這裏的右派後代們所說的「哭牆」。「哭牆」後面，是一些楊樹、沙棗樹和榆樹，這是當年右派們的「勞動成果」，半個世紀過去了，樹木已長大成林，一派生機，而種植者的身影已經消失，雖然他們大都沒有離開。
翻過土丘，面前是一面斜斜的戈壁，鐵青色的黑色沙石靜默著，幾百年不移動一寸。那面微微突起的沙丘就是「萬人坑」，裏面「扔」了好多人的屍體。土嶺前，一綹一綹的墳墓格外清晰，像是人側睡的模樣，一個挨著一個……
還有必要記住這些嗎？
一個強大的聲音說：不必了吧！
不遠處，一岔路口，就有一面牌子，上面大書「夾邊溝渡假村」。真是讓人仰天長籲，無話可說。一邊是饑餓和死亡，一邊是酒足飯飽，歌舞昇平。歷史和人，反復得耐人尋味。目睹的人說，當年右派們住過的房舍現在不可以再拆了，連廢墟都沒有勇氣面對和保留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為什麼不在這裏建一座紀念館，以警示後來者呢？竟然把夾邊溝開發建成了一個度假村，不能不讓人感到十分驚訝，並且感到無比的荒謬和恥辱！
我知道，夾邊溝這些慘烈的故事，與當下的時尚大相徑庭。這是某種人不願提起，也聽不進去的故事。然而，它們與今天的生活難道真的沒有一點精神聯繫了嗎？社會政治和文學藝術都不能忘記昨天，因為，關注昨天就是關注今天，關注歷史就是關注自己。
夾邊溝事件中有這麼一個「細節」：在死亡邊緣的右派們經常談論的話題是，明天該輪著誰了，張說輪著我了，李說輪著他了，王說一定是我。當死亡成為唯一的話題，當「脊樑」似的精英一一折斷，這個民族還能期望什麼？！這難道不是一個極其慘痛的教訓嗎？
還有這麼一個令人無限悲憤的「細節」：由於死亡人數實在太大了，1961年元旦開始，倖存者分期分批給予遣返。但是，農場有一名醫生被留了下來，在夾邊溝繼續工作了六個月，任務是給死者「編寫」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編寫」完成—一千五百多名右派雖然事實上幾乎全是餓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見「饑餓」二字。
就全國來說，夾邊溝不過是一個小小點。三年大饑荒或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中，以現在比較公認的數字計，甘肅餓死了一百萬人，安徽是四百萬，全國餓死的人口大約是三千幾百萬。這不是一堆冷冰冰的統計數字啊，每一個數位都是一條人命！每一個數字都是一個控訴！不管其原因是「七分人禍三分天災」，還是退一萬步來說「七分天災三分人禍」！
1962年7月，劉少奇與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發生了那個著名的爭論。一向對毛非常恭順的副主席，這次居然「有些動感情」地頂撞了，憤然作色回應：
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中國人敬畏歷史。歷史就在眼前流過，不會無動於衷。夾邊溝事件，以及當時全國大大小小的類似的事件，是中國當代史上一段切膚之痛。不單是個人之痛，家族之痛，人群之痛，「而是整個中華民族之痛。不僅切膚，而且徹骨，而且剜心。」（《當代》刊登楊顯惠〈告別夾邊溝〉的〈編後〉，2004年1月）
到過夾邊溝一帶的人帶回當地一個傳說：現在的高臺縣明水農場，在埋葬夾邊溝右派的地方，每到夜深人靜之時，總會有鬼魂說話的聲音。聚集在一起的鬼魂們嘈嘈雜雜說個不停。他們無法在人世間說的話，在另一個世界裏可以自由地隨便地交談。躲在黑暗處偷聽的人聽不真切他們在說些什麼。如果一旦有人咳嗽或說話發出了聲音，倏忽間，聚談的鬼魂們便立即轉移了，在遠處的什麼地方低低的嘈雜聲又重新響起。人們言之確鑿。明水農場一位叫宗華的人就說，他自己就曾偷聽過鬼魂們的談話，雖聽得不真切，但確實聽到了。原來，他們只要躲開活著的人，在另一個世界裏言論完全自由，他們談得興起，無止無休……
往事無法埋葬。往事不會灰飛煙滅。或遲或早，往事都會一個個從墳墓裏爬出來。
後記：
本文寫於2007年4月4日，發表於《澳洲新報.澳華新文苑》2007年4月14/15日總第267期——「反右五十周年專輯」。拙文除參考、引用楊顯惠的作品外，還有其他一些資料，如李玉霄的〈楊顯惠揭開夾邊溝事件真相〉和楊獻平的〈夾邊溝：誰踩疼了亡靈的心臟〉，筆者遠在悉尼，深表感謝。
關於中國大陸上世紀六十年代大饑荒到底餓死了多少人？由於主要當事人已離世，原始統計資料已銷毀，難於得出完全準確的數字，中外人口專家們計算出來的數字有所差別。據新華社高級記者、現任北京《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楊繼繩於2008年5月由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的《墓碑》所述，死亡人數應不低於三千六百萬人。這部約一百萬字的長篇調查報告，參照了各種資料，詳細記述了這個大饑荒的史實。作者在前言中說，書取名「墓碑」，一是為他那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三千六百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三是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下一個墓碑；四是如果因寫此書而遭至不測，也算是為自己立個墓碑。
楊繼繩曾採訪了當年在公安部負責人口統計的王維志及其時擔任糧食部副部長的周伯萍先生。周伯萍老人對作者說：1961年，糧食部陳國棟、周伯萍和國家統計局賈啟允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了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後，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送毛澤東與周恩來兩個人。周恩來看到後即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於是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監督銷毀了材料及印刷版。事後周恩來還打電話追問，周伯萍回答銷毀了，周恩來這才放心。）
文章來源：《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