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7日訊】 【《誰是新中國》題解】 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後，又會出現長期的內亂和內憂？雖然能夠一再地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統一了中國，捍衛了共和國統，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又慘敗在1945—1949的內戰之中。嗣後，竟能夠在臺灣完成向民主的全面過渡，使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如果是後者，為何又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專制制度，雖然迄無外患，更無內憂，卻造成「冤獄遍中華」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悲慘局面，為漫長的中國專制制度，補上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的血腥一課。待到風雨飄搖之時，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開放」，然而，其成就雖不能與清政府相提並論，其命運卻與清王朝一樣而不能免，其腐敗和腐爛，更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有……
(接上期)
第三 傳統農民革命的命運 特徵和危害
一 傳統農民革命的歷史命運
天命觀和大同理想雖然是傳統農民造反的雙重思想動力，然而，恰恰是這一雙重思想動力相互間的矛盾性和悖反性，才既決定了傳統農民革命理想的永恆空想性質，又決定了傳統農民革命歷史結局、歷史本質和歷史特徵的共同性。因為只要「天命觀」作為傳統農民最為重要的觀念而不能改變，則任何一場傳統的農民造反，都勢必會成為一場「變革真命天子的革命」。「中國傳統農民革命的結局無非有三：一是起事成功，由農民革命領袖當了皇帝做了江山；二是革命的力量或果實，為舊統治集團中人所利用、所篡奪，並出現改朝換代；三是農民造反革命的失敗。」【注一】
上述三個結局中，以第三種為最，第二種次之，第一種為鳳毛麟角。
並且即便是第一和第二種結局，唯其仍然是改朝換代，並不改變君主專制制度，是打倒了皇帝，自己便去做皇帝，或有人做了新皇帝，因而，它才是一場君主專制制度的復辟。即農民革命成功之日，便是君主制度復辟之時。由是，農民革命要求均貧賤等富貴的理想，也就隨著新「天命」的確立，舊制度的恢復和新等級的劃分，而只能成為一句空話。在歐洲，十四世紀之後由封建領主所發動的農民戰爭，和以農民為主體的宗教戰爭，固因宗教意識和宗教權力的過分浸染，而在表面上模糊了農民戰爭的性質，從而使得單純由農民革命而導致的改朝換代難有事實可尋；在東方，尤其是在中國，純然由農民革命的成功而造成改朝換代的事實，亦唯有秦末劉邦和元末朱元璋所領導的農民革命，方可作為它的例證。然而，亭長劉邦所領導的農民革命之所以能夠獲得成功，一是以項羽為代表的六國舊貴族意在復辟封建制的反叛，為劉氏奪權的成功廓清了道路；二是由劉邦為代表的農民革命力量，在本質上又是對六國舊貴族企圖復辟分封式封建專制制度的反擊，和對秦始皇「罷分封、置郡縣、實行中央集權」的肯定及繼承，從而順應了歷史的發展。朱明王朝的建立，卻是有賴於異族統治這樣一個直接的前提，即它的革命對象，乃僅僅是代表著蒙族貴族利益的元王朝，並不涉及到漢族地主和士人的利益，或曰恰恰是與漢族地主及士人的逐漸合流和共同造反，才使它為漢以後兩千年間的農民革命，留下了唯一成功的佳話。然而，那個真正貧僱農出身的皇帝朱元璋一旦身登龍廷，當真做成了明王朝的開國皇帝，在他家鄉的民歌里所歌唱出的，便非但不是他了不得的「革命功績」，卻是「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凄婉絕唱。朱明王朝，非但沒有絲毫改變與削弱已經在走下坡路的中國君主專制制度，反而為了挽救和強化這個專制制度，而將它推到了空前的專制水平之上。這對於農民革命即便成功，也只能是造成「建立新王朝、復辟舊制度」的悲劇結局，即追求大同理想的徹底破滅，不能不說是一個最為有力的歷史證明。
二 傳統農民革命的歷史特徵
既然作為農民革命思想動力之一的天命觀念，因農民革命的成功，而只能使得傳統農民革命的另一個思想動力，即要求「均貧賤、等富貴」的大同理想，歸於幻滅，所以，起事之初用以號召革命的「平等和大同」口號，便立即成了幾句空話。為重新分配權力、重新劃定名位和重新劃分等級所刺激起來的農民英雄們，對於權位、金錢和美女的追求與爭奪，便必然要引起內訌與內亂的發生，而首先從內部腐爛起來。陳勝、吳廣的「張楚」毀於斯，太平天國的洪、楊內訌起於斯。做成了皇帝的劉邦、朱元璋則「興內訌、殺功臣、滅冤黨」，以維護帝位、王權和「一姓天下」。由是可知，正是內訌，才極大地削弱了農民革命的力量；也正是內訌，才將追求人間平等和天下大同的理想，毀滅在起事英雄鮮血淋漓的互相仇殺之中。洪楊、洪韋的瘋狂內訌過去之後，每逢周末，當洪氏天朝的官員們仍要去天京郊外演講「天下多男人皆是我兄弟，天下多女人皆是我姐妹」的「天條」時，佇而聽之者，已經寥寥無幾了。應該說，正是農民革命內訌的必然性，才為農民造反的英雄們註定了失敗的命運；同樣，也正是成功后蓄意興獄和製造內訌，即採取「飛鳥盡、良弓藏和走狗烹」的手段以維護一姓江山，才保證了新王朝的確立和新真命天子的君主統治地位。
傳統農民天命觀和大同理想的對立和矛盾，還決定了傳統農民革命的另一個基本歷史特徵，就是鮮明的暴民運動性質。這是因為，是天命觀，才給了傳統農民革命造反以要求變革天命的根據，因為「帝王將相寧有種乎？」；是「均貧賤、等富貴」的大同理想，才給了傳統農民造反革命的思想旗幟，因為只有呼喊平等，才能煽動人心和號召造反。但是，一方面雖為追求平等而革命，一方面卻又因革命成功而要毀滅平等，從而必然造成革命結果和革命追求的大相徑庭，和永恆空想不能實現時的瘋狂破壞。加之長期專制統治之下，傳統農民因缺思想、少文化和徒有簡單的專制觀念，再就是對專制統治的一知半解所形成的，對於思想、文化、知識和知識分子的輕視及蔑視，也就於不知不覺之中強化了傳統農民革命造反的非理性因素。如若再加上翻身的快感，內訌的殘酷，流氓無產者的介入及放肆，和農村中失意的小知識分子、即不仕子們，對於時代、社會、官場和達官貴人的嫉恨之情，以及由此一嫉恨之情所形成的種種變態心理及其必然發作，尤其是當他們已經成為那一幫烏合之眾的當然領袖們時，一場場農民革命，也就完全可能演變成一場場「以無思想反思想，以非文化反文化，變貶知識為滅知識，從滅人慾而走向人慾之極度膨脹」的暴民運動。然而，這一切，在那些失意的小知識分子和廣大農民造反者的眼裡，不僅合情合理，甚至理直而氣壯。這無疑是中國歷代農民造反，無不以破壞為能事，殺戮為泄憤，蔑視知識為本色，迫害士人為天職，掃蕩天下為壯舉等種種暴民行為的根本由來。黃巢攻陷長安后，不僅「搏棰居人索財，號淘物」，而且「閱甲第以處。爭取人妻以亂之，捕首吏悉斬之。火廬舍不可資，宗室候王屠無類」。【注二】黃死，秦宗權更是「屠老儒，焚屋廬，城府窮為荊萊，唯亂是恃「。【注三】李自成事起時，「所破城邑子女玉帛唯均」，既入京，則「勛戚文武諸臣共八百餘人送牛宗敏營中拷掠，責賕賂，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注四】與李自成並起的張獻忠，克襄城時曾「擤刖諸生凡百九十人」；入川后竟以開科取士為名，「集殺士人于青陽宮，墾殺成都民于中園……遣四將軍分屠各縣。及至事敗之時，又將億萬數寶物，投入錦江，然後決水放流，使一物無存」。【注五】太平天國洪楊內訌時，韋昌輝竟能率眾於一夜之間便殺害楊秀清部三萬餘眾，致使江水變色。然而，毛澤東卻說：「農民起來了，好得很，他們衝進地主的家裡，連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滾上一滾」。【注六】小地主出身的不仕子、農村失意青年毛澤東的這一段話，不僅精彩地描寫出「農民起來了」的生動情景，而且把農民革命造反的暴民運動特徵，以及他自己作為一個失意的農村小知識分子的心態和變態，都表現得相當地形象和貼切。對於農民來說，主要是對於那些在鄉村中遊手好閒的潑皮二流子們 —— 美其名曰「流氓無產者」們來說，【注七】革命是什麼？革命就是分人家浮財，吃人家浮財；革命就是「直走進人家家裡，將人家的洋紗裳拿將出來，拿到未莊上去賣」；【注八】革命就是要使一切有財產的人家破財散，將一切敢於反對他們的人批倒批臭，「還要將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顯然，正是這樣一些被毛澤東認為是「最堅決、最徹底和最勇敢者」所進行的「革命」（參見下卷第二章引文），才將傳統農民造反的暴民運動性質及特徵表現得淋漓盡致，併為毛澤東稱「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的「革命理論」，提供了最為有力的歷史證明和事實證明。
三 傳統農民革命對民主革命的危害
由於傳統農民革命具有「建立新王朝、復辟舊制度」的歷史本質，因而，它才在世界專制歷史，尤其是在中國君主專制制度的發展史上，成為傳統農業社會實行自我調節的一種歷史方式。由是，傳統農民革命才不但不可能成為一場推翻舊專制制度和建立新民主制度的民主革命，卻在革命的結果上走向了民主革命的反面。更何況，自由主義的生產經營方式，如前所說，其作為傳統小生產和傳統型小生產者的「天敵」，既帶著工業革命與自由經濟所散發的新鮮歷史氣息，又帶著足以撼動人心的民主和自由信念，因而，它不僅在政治思想領域，是對專制意識形態的一場大進攻，而且，更是對傳統小生產方式，乃至傳統農民生活方式的一場徹底的大破壞，所以必然要遭到傳統農民的反對。因此，在一個以傳統農業社會為基礎，以傳統農民為主體的國家裡，當民主革命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和條件去及時地摧毀和改變這個基礎，甚至還期望著被壓迫和被剝削的農民也能成為民主革命的同盟軍時，民主革命或可因此而獲得力量的暫時強大，卻又因此而完全可能為自己埋下可怕的禍根。除掉民主力量能夠在革命初造成功之後及時地解決土地和農民問題。因為農民的革命家們，他們確有可能在民主革命剛剛爆發時即取代了民主革命，或在民主革命勝利伊始即背叛了民主革命，或在民主制度剛剛建立之初便立即反轉來進攻民主政權，並在革命的名義之下重建專制制度。從而在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反覆較量的艱難歷程上，又增加了一個以革命名義實現專制復辟的強大社會力量。如果這個國家裡的傳統型農民革命，又接受了為近代西方科學所包裝好了的「共產主義革命理論」，那麼，其所能煥發出來的更加瘋狂的「革命」激情，即在本質上要求復辟的慾望，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就不僅足以「破壞一箇舊世界」，而且足以「打垮一個新世界」了。俄國長達七十余年的悲劇歷史，中國自一九四九年以後禍延至今的專制復辟現狀，以及東歐和亞洲一些落後的農業國家，在二戰之後因「革命」而重蹈專制厄運的悲劇歷程，實已證明了這一歷史的真理性。
注 釋
【注一】 高爾品：《論天京之變》。湖南人民出版社《優秀歷史文學評論選》，一九八三年。
【注二】 新唐書：《李逆列傳》。
【注三】 〔明〕：《李逆傳》。
【注四】 〔明〕：《李逆傳》。
【注五】 〔明〕：《張逆傳》。
【注六】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注七】 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首次全文發表在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刊物《戰士》上面。再發表時，文中所引的這一段話被陳獨秀刪除。後來歷次出版發表，均刪除了這一段話。
【注八】 魯迅：《阿Q正傳》。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網站
